浅议《中图法》第4版“F59旅游经济”类目问题

旅游在现代人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战以后，国际旅游业迅速崛起，高速增长。被称为当代社会的“无烟工业”。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即开始发展旅游业，现已形成较成熟的产业体系，旅游教育和研究也走上正轨。《中图法》第4版调整了“旅游经济”类目类级，正确反映了旅游经济的作用和地位，结束了以往旅游经济文献无专门类目的历史。但在分类实践中，笔者发现其类目尚存在不足之处。

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旅游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特殊形态与组成部分。文章聚焦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与环境、内涵与外延、分类与关系、主体与对象、业态与空间、作用与影响、制度与路径等议题,提出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方向与研究响应。研究认为:(1)创新是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要坚持以辩证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动态性思维观察、思考、研究和应用旅游业新质生产力;(2)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可降低旅游业交易成本,丰富旅游体验方式,创新旅游吸引物形态,增强旅游吸引力和服务力,塑造新质目的地,并通过流量放大效应强化跨地方的互动;(3)应从旅游业发展变革的大格局中看待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新质旅游投资和供给优化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4)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需要旅游业新质消费力的支撑,而游客满意则是旅游消费进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五重逻辑与重要议题

文化和旅游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现阶段建设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的重要任务。要解决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价值导向不突出、推进方式碎片化、市场体系不健全、治理水平不高、学理支撑不强等问题,须将文化和旅游及其融合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审视和推进。文章在扼要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历史逻辑、系统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亟须重点关注的8个重要议题。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旅游强国建设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就新征程中如何认识旅游强国、如何实现旅游强国战略、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如何理解旅游业的新定位和新赛道、如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何担负起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时代使命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应要特别关注如下议题:1)从新时代新征程出发,重新思考旅游强国的提出背景、底层逻辑、关注重点、产业定位、衡量指标和建设思路;2)实现旅游强国目标,需创新税制、优化旅游统计、培养高层次人才;3)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纲,重点关注市场、产业、理念、统筹、体系等方面问题;4)在旅游业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背景下,疗愈旅游是符合旅游业新定位的一个新赛道;5)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以投入产出为旅游投资基本导向,需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实现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6)在旅游发展新征程上,学术共同体应承担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夯实科学探究学理之基。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转向:特征与机制

饮食文化是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构成部分,旅游影响下,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发生了明显转向,基于文化生产逻辑的地方饮食文化生产从现象发生到机理分析亟须开展理论探索。文章从文化生产理论的视角,以淮扬菜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扬州为例,运用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揭示了旅游影响下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转向的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1)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转向的特征体现在4个方面,生产要素更加关注文献典籍与乡土文化中的饮食元素的挖掘与利用,生产场域从传统的限定性场域向着规模化场域及多元化场域转变,生产模式在技术和流程两个层面呈现出由厨房生产技术向舞台化炫技表演以及多场景技术组合递进的特征,结构形态旨在实现内容生产、符号生产和媒介生产三者的协调统一;2)旅游对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转向形成重要影响,受到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的共同作用,进而形成生产主体响应机制、地方文化创新发展机制、文旅消费提质牵引机制以及主客协商机制等四重驱动机制;3)在传统文化守正与创新博弈中,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串联起各利益相关主体,有效利用生产资料,有机整合文化资源,这为文化生产理论提供另一种解释和分析框架。

新阶段文旅消费潜力释放与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2023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培育旅游消费新场景,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新业态、新模式、新供给加快涌现,推动文化和旅游需求进一步集中释放。2023年底哈尔滨凭借特色文旅活动火爆“出圈”,全国各地文旅部门也借助这波人气,加大宣传营销力度,积极开发文旅产品,文旅消费一路升温,“尔滨”成为网络热词。无论是哈尔滨还是淄博,旅游发展立足地域特色,营造浓浓“烟火气”;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有求必应,十分“接地气”。基于上述现象,如何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以推动文旅业持续健康发展,值得学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研究员的《促进旅游消费的有效路径:现象、规律与建议》,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谢朝武教授的《旅游地爆红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及河北大学邢慧斌教授的《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网红城市出圈原因及发展路径分析》,分别就上述话题予以研讨。

川藏南线自驾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形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流行。作为大尺度流动型旅游形式典型代表的长途自驾游,因冒险、追逐自由、私密、个性化、高不确定性等特征,赋予了游客独特且复杂的情感体验。目前,学界尚缺乏从更为系统的视角关注大尺度流动情境下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前因与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川藏南线(318国道成都至拉萨段)的自驾游客为研究对象,分析游客在大尺度流动情境下的情感体验特征与影响机制。文章发现:1)自驾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未达强烈水平,情感体验(尤其是积极情感体验)伴随着自驾这一流动性实践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波动特征,且涉及多个维度;2)基于自我需要满足与否、满足程度如何这一标准,自驾游客与环境的互动(包含两组类型、6类特征)促进了他们上述情感体验的产生,并通过动态反馈机制持续影响了情感体验。上述研究发现不仅完善了有关游客情感体验前因和影响机制以及自驾入藏旅游体验的实证研究体系,还为目的地的管理与营销提供了思路。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提高文旅融合发展效率是关乎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背景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学问题,有效把握其动态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区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及其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构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分析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测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剖析中国2011—2019年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在9年间仅提升3.4%,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还存在至少17.3%的潜力空间,4大区域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格局,并且仅天津、上海、广东与云南4个省份常年达到最佳生产前沿面,其他省份还存在至少6.7%~33.9%的潜力空间;2)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大致呈现“东南沿海高值集聚,西北内陆低值集聚”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马太效应现象,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增长,但当与高效率的省份为邻时,本地省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向上转移概率有所提升;3)产业结构与交通水平是提高本地省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但对邻近省份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消费需求和政府调控促进了邻近省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效率,但对本地省份的推动作用尚不显著,服务队伍抑制了本地省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效率,但对邻近省份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

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强调“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为引导乡村地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学理层面总结和提炼相关实践经验,能够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旅游学者的力量。为此,文章引入乡村经营性治理的概念,在阐述其内涵、论证其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地产业经营和乡村治理实际,从多元行动主体的视角,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化了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并探索性地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框架。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富裕的载体,以统筹逻辑和组织化的路径参与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中;乡村文旅小微企业是共同富裕的个体,以运营逻辑和责任化的路径参与其中;本地村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以内生逻辑和公民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外来游客则是共同富裕的流体,以共创逻辑和内部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旅游地实现经营性治理最为深厚的力量,通过党建引领来凝聚共识和高位推动,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经营性治理、助力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保障。文章还梳理了相关潜在研究议题,研究成果能够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借鉴。

非惯常理论新构:基于具身认知与双系统视角

作为旅游研究的重要基石,学界对非惯常理论的思辨虽源源不断,但其中仍存在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非惯常环境与行为研究对话割裂等问题。由此,文章借鉴具身认知与双系统理论,创新提出“惯常”“中间”和“非惯常”3种认知状态,以个体心理认知差异作为定义和划分旅游环境类型的线索,明确指出环境类型具有具身性、经验性、可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内生属性;利用非惯常认知状态联结旅游环境与旅游者行为,论证主张非惯常环境与非惯常行为的伴生关系,梳理归纳决策冲动化、自我失控化、情绪主导化、盲从化和心理账户显化的非惯常行为典型特征。文章对虚拟旅游、元宇宙旅游、城市漫步等新兴旅游业态作出回应,剖析解答了非惯常理论相关研究中“主观或客观”和“异地与否”的复杂问题,并将非惯常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实地拓展到虚拟层面。文章期望从人本视角革新非惯常理论以强化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同时助推旅游知识的外溢。

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已经成为各地全域旅游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平台的持续使用一直是学术和行业界讨论的重点。文章以“游云南”平台为案例,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框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进行研究,并提出“因素-感知-使用”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综合分析模型,得到如下研究结果。1)在地感知、地方依恋均能够显著提高游客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感知信任和情感依恋,进而提高满意度。其中,平台情感依恋在提高平台持续使用意愿方面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具体而言,在地感知会通过信息拓展、形象匹配之机制,地方依恋会通过情感外溢、期待满足之机制促进平台情感依恋和信任的产生,并最终提高持续使用意愿。2)功能集群、享乐体验均能够显著提高游客对地方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信任,进而提高游客使用满意度,最终提高持续使用意愿。功能集群通过“信息全面、减少成本”之机制,享乐体验通过“逃离惯常、精美设计”之机制影响游客对平台的积极感知。

基于扎根理论的景区红色文化传播影响因素探析

景区红色文化传播对提升游客红色文化认知、增强红色旅游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红色文化旅游传播的理论研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厘清景区内影响游客对红色文化认知的因素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通过深度访谈获取一手资料,以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景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景区红色文化传播因素为受众态度、受众知觉、社会因素、解说形式、信息流、体验情境因素。其作用机制为:受众态度、知觉通过红色旅游意向与行为影响景区红色文化传播;社会因素调节红色旅游意向;解说形式和体验情境作为直接因素影响景区红色文化传播;信息流作为调节变量影响景区文化传播的方向与被识别度。其中,游客对红色历史图片、文字和人员解说的态度与要求具有不同的期望和评判,体现了游客对红色景区解说形式的要求。

如何在旅游管理研究中使用严谨规范的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在当前旅游管理、工商管理研究中应用普遍,但学界对于这两种方法的本质特征、评价标准和关键操作步骤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和不清晰之处。因此,本文围绕如何用好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得出主要结论为:(1)高质量的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具有5个主要特征,即研究设计具有高可信度及高可靠性、样本与案例选择与研究问题及研究范式相匹配、数据分析过程严谨及规范、理论构建能找到“最优区分”平衡点、文章写作注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学界需要深入反思扎根理论的内涵体系并规避4种典型误区,要重视处理理论抽样、编码技巧、信效度检验等核心问题。(3)扎根理论数据分析的规范性特别是编码过程在文章中的说明与展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数据进行“持续比较”与合理解释才是扎根理论数据分析的核心,不能为了编码而编码。(4)案例研究的数据分析与理论构建可以概括为“数据—概念—概念间关系—理论”逻辑链条,首先是从数据到概念,即通过将案例数据进行压缩和抽象,使之与相关概念联系到一起,其次是概念间关系及理论解释,即将这些概念以一定的逻辑联系起来,描述案例现象的模式,解释其背后的机制。(5)案例研究适用于揭示理论机制和构建新理论,选择相匹配的数据处理方法能有效提升案例研究的质量,根据理论类型不同可将案例研究分为过程理论型和因素理论型,且分别适配不同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方法。

旅居何以康养?——节奏分析视角下康养旅居对身心健康的“单向度-循环”影响研究

康养旅居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生活方式,是在中国时代特色背景下休闲度假产业与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然而,康养旅居对个体身心健康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机制尚未厘清。文章借鉴节奏分析理论,从单向度过程和循环过程两个时空尺度出发,探索旅居者生活节奏变化下康养旅居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从单次康养旅居的单向度过程来看,旅居者经历了日常节奏化-节奏中辍-节奏调整-节奏嵌入-节奏持存的节奏演进过程,康养旅居者节奏变化过程本身具有疗愈功效,其健康状态、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均呈现倒U形趋势,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相互作用,并影响旅居者身心健康;2)从持续性康养旅居循环过程来看,人们的身心健康状态越来越佳,这种健康状态呈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趋势;3)康养旅居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具有边界条件,分别是时间视角的停留时长、空间视角的柔性边界以及系统视角的自我调节与社会支持。该研究强调了身体反节奏化的革命潜能,为全民康养时代下康养旅居地建设提供了有效路径和理论指导。

指尖上的旅行:移动支付能否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Tobit模型和差分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且对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城镇和老年家庭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鉴于此,应深入发展智慧旅游,驱动旅游消费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多重驱动路径研究——基于“需求—供给—支持”框架的组态分析

文旅融合是实现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补齐旅游业发展短板、推进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展开评估,随后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需求、供给和支持3个方面的驱动条件探究我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2)从我国整体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来看,需求与支持条件起重要作用,居民消费能力与区位交通条件的作用尤其突出。(3)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为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路径,中部则呈现出支持条件驱动型与需求条件驱动型两种发展路径,西部存在需求条件驱动型与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两种路径。因此,地方政府应重视供给、需求、支持多重条件的协同匹配,根据地方发展条件切实调整文旅开发策略,有针对性地提升核心驱动能力以突破发展瓶颈。

冰雪旅游赋能少数民族聚居区高质量发展探索——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为例

作为黑龙江省达斡尔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梅里斯的冰雪旅游在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繁荣旅游市场、激发旅游消费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激发冰雪旅游新动能、带动梅里斯经济稳步增长,是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梅里斯要立足当地特色民族风情,多措并举激活冰雪旅游新动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市旅游绩效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旅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城市旅游绩效,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该城市的人均旅游总收入和人均旅游接待总人次越多,该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和选用“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显示:在金融发展较落后地区和市场化进程较缓慢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旅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充分利用数字经济赋能旅游经济、政府主导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加强数字与旅游政策协同的政策建议。

乡村休闲旅游政策的量化评价与发展展望

乡村休闲旅游政策是提振乡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调整手段之一。文章选取2012年11月-2022年12月中央层面发布的137份乡村休闲旅游政策文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效力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政策工具法以及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乡村休闲旅游政策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政策结构来看,政策数量总体呈波动式上升,政策主体存在部分集聚现象;从政策工具来看,呈现出重供给型和环境型、轻需求型特征;从政策效力来看,整体处于良好及以上水平,部分政策在政策作用方式、政策措施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为此,该研究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我国乡村休闲旅游政策后续发展的政策优化展望:一是政策主体,实现多部门、多层级的深化合作与协同联动,以政策合力提升政策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二是政策工具,打造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相互配合的政策工具体系,优化政策工具类型与内部结构;三是政策内容,从政策监管纠偏、绩效量化、双向反馈等层面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确保政策精准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