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共生水平测度及协同发展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从成渝地区旅游同质度、关联度、外向功能强度3个维度测评并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业共生水平现状.通过分析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业的同质度和重合度均较高,成都市、重庆主城区、渝西毗邻片区3个片区处于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共生的中心主导地位,成都是连接四川省其他地区和重庆片区的桥梁.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与重庆地区虽联系较多,但是外向功能强度不高,还未发挥出旅游的带动和桥梁作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旅游关系存在4个子群,重庆地区与川南地区子群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川东北与重庆毗邻地区是最具潜力子群.据此,从建立分工基础上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一体化共生环境、打破行政区划创造多元旅游共生界面3个方面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中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方针、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等必须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等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与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互为条件、相互支持,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为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中国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有待增强,相关制度体系亟待完善,节能减排成效尚需提高,全产业链协同程度有待增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促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性循环,丰富优质绿色低碳产品供给,确保多重复杂利益关系协调均衡,迈向持续强化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完善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制度体系、革新绿色低碳旅游供给形式和内容、加强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全产业链协同的实践进路,奋力谱写中国旅游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新篇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冰雪旅游场景传播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承载了公众感知冰雪旅游风貌的海量信息,短视频以其特有的场景传播功能成为实现冰雪旅游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载体,短视频场景传播成为实现冰雪旅游推广的新路径。冰雪旅游短视频应该通过场景引入、场景构建和场景传播,引导受众通过参与、认同和转发推广等方式完成冰雪旅游价值实现。同时,通过数字技术深度洞察受众的冰雪旅游需求,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冰雪旅游场景构建,充分发挥新型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对冰雪旅游短视频进行深度传播,推动冰雪旅游推广的高效精准开展,促进冰雪旅游行业快速发展。

沿海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东部沿海县域地区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是生态环境敏感区和文旅融合示范区,也是努力践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尝试构建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体系,选择文旅较好的79个沿海县域,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索洛增长模型等,对我国沿海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并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津沪浙鲁县域的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值最高,占比16.46%;无论是县域还是放大到市域,沿海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值都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表明当前没有呈现集聚特征.沿海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均值,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值,其生态-文化-旅游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尾特征比较明显,耦合协调度值处于中度失调状态.除了劳动力数量、土地面积和水产品产量等县域资源禀赋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值、资本总量和技术进步,对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前两者比例约为0.5时,该县域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值将达到最大值.

庐陵文化传承与吉安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平衡探索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文化命题。庐陵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吉安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庐陵文化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采取对吉安地区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庐陵文化传承与吉安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通过对庐陵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明确了庐陵文化的特点和传承的重要性;通过对吉安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了乡村旅游经济对庐陵文化传承的影响。在探索平衡的过程中,提出了加强庐陵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注重庐陵文化的教育和培养、充分考虑庐陵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合理规划乡村旅游发展、将庐陵文化融入乡村旅游产品和活动、加强庐陵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其在乡村旅游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对策和建议。通过以上探索和建议,期望能够实现庐陵文化传承与吉安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和互惠共赢,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农文旅康融合视角下环广州城市“微度假”休闲游憩带结构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城市沿珠江两岸从老城区向新城区,从中心主城区向东部副中心、南部副中心发展,环城休闲游憩带也初步呈现出环老城区“云山珠水花环”、环中心主城区“森林湿地翠环”、环中心主城区及副中心城区“山海生态绿环”的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通过花文旅康、林文旅康、农文旅康及渔文旅康深度融合,形成环老城区的花文旅康休闲游憩带、环中心主城区的林文旅康休闲游憩带、环中心主城区及副中心城区的农文旅康及渔文旅康休闲游憩带,以促进广州城市“居住、生产、交通、游憩”四大功能日益完善,展现“花城”“森林城市”“山水田海城市”风貌,建设“世界文旅名城”,助力“休闲湾区”。

基于农业景观的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模式与优化策略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农业景观作为乡村重要的资源依托,承载着丰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传统的乡村旅游模式较为单一,无法充分发挥农业景观的潜力,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该文从自然要素、生产要素、人文要素和生态要素4个方面探讨了农业景观要素与乡村旅游的关系,并提出了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的“三性模式”,即磁性模式、韧性模式和活性模式,以激活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承载力和生命力。在此基础上,该文还研究了基于农业景观的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优化策略,旨在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景观资源的有效利用。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热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以GDP过万亿城市为例

GDP过万亿城市作为旅游热门城市,具有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突出代表性,对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价值显著。本文选取我国GDP过万亿城市作为样本城市,通过构建综合全面的研究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法、线性回归模型、稳健性检验等研究方法,测算分析2012-2021年间样本城市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城市旅游产业均对经济发展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但城市间存在的现实差距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不同,其中,吸附型旅游城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水平处于高度融合阶段,持平型旅游城市处于良好互动阶段,输出型旅游城市仍有待优化提升,建议样本城市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融合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动力机制及其优化路径研究——以桂林市灵川县江头村为例

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是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提高村民文化获得感和实现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以桂林市灵川县江头村为例,分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市场需求、政府支持、媒体宣传是传统村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外部动力,文化空间吸引力、观念渗透、效益驱动是传统村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江头村应深入挖掘传统村落文化,丰富文化旅游产品;充分调动市场活力,激发旅游者的消费潜力;加大旅游宣传力度,打造江头村旅游品牌;创新人才培养制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动传统村落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及演化研究——以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为例

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将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建设作为增强旅游发展活力、提升农村收入的重要策略。文章以浙江长兴县水口乡的旅游产业集群为案例,深入探讨了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径及其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产业集群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从自组织型到政府主导型,最终发展为多元协作型的转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集群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协商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协调机制四种类型。在自组织型模式阶段,由行业协会负责决策和协调工作,这一阶段的治理机制尚未成熟,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随着治理模式向政府主导型转变,政府成为决策的主导者,行业协会则提供协助。在这一阶段,政府推动了协商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协调机制的变革,但激励机制的发展仍显不足。进入多元协作治理模式阶段,不仅引入了激励机制,还对协商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协调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完善和优化。研究结果强调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的重要性,以确保治理机制与集群发展需求相匹配,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冰雪旅游目的地形象对顾客满意度影响研究

旅游业已进入形象经济时代,旅游形象是旅游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一个良好的旅游形象可以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兴趣和动机,并且影响其在旅游决策中的行为。近年来,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与游客的满意度的机制研究日益引起关注。然而,旅游目的地的构成要素与旅游者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弱。本研究以黑龙江为例,建立冰雪旅游目的地形象价值感知———顾客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问卷形式获取可靠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最终发现,黑龙江省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是通过顾客感知价值从而影响游客的满意度,研究结论对冰雪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的概念与特征

【目的】国家公园是人地关系复杂、人与自然交互频繁、生态系统敏感性与脆弱性高的区域,多利益主体在其间交汇。本研究旨在引入心理契约的概念以探讨国家公园与访客这一生态旅游关键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价值共享、探索国家公园同社会各主体之间建立具有共同目标的合作机制提供思路。【方法】梳理和回顾了心理契约概念的缘起、发展、内涵和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以及生态旅游活动等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辨和模型建构。【结果】心理契约目前在旅游领域的迁移应用中存在主客关系不明、概念阐释不清等问题,将心理契约应用于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访客之间关系时应当明晰主客关系、个体角色、双方诉求等关键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是用以描述国家公园与访客之间在认知与情感上相对一致性的概念,其概念维度包括目标认同、权利期望和义务承诺三方面。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在原先心理契约的理论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认同和集体主义理论,形成新的解释框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的特征包括对象特殊性、要素多元性、程度可比性和时空动态性四项特征。【结论】从访客心理认知的角度探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具有其必要性,为访客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提供适合我国国情的参考和借鉴。未来研究应关注国家公园不同主客对象下的心理契约,确立有效的测量体系并拓展研究的时空尺度。

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海口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为推动海口乡村振兴、助推海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各地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当下,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扬长避短,缩小与乡村旅游先进区域的发展差距,提升海口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实地考察国内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经济效益较好的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对照梳理当前海口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剖析在顶层设计、政策保障、人才供给、产品创新等方面存在的堵点难题,据此提出了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快推动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平潭综合实验区闽台农文旅融合发展对策分析

【目的/意义】平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闽台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优势,发挥着对台交流的前沿平台作用。研究平潭与台湾地区农文旅融合情况,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闽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法/过程】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梳理闽台农文旅融合基本情况,剖析平潭农文旅融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平潭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结果显示,闽台农文旅融合政策不断创设、融合内容不断拓展,平潭在对台农文旅融合方面有区位、资源、政策方面的优势,但平潭与台湾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存在市场不旺、程度不深、成效不明显的问题,提出突出文化特色、促进深度融合、提高服务水平、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闽台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沉浸式旅游演艺游客体验研究——以“又见”系列为例

以“又见”系列中《又见平遥》《又见敦煌》《又见五台山》为案例,通过搜集携程旅行网上发布的旅游演艺相关评价内容,运用扎根理论和IPA分析法对沉浸式旅游演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出品牌吸引、朋友推荐等32个初始概念,出游动机、看前准备、管理服务、演艺环境、演艺艺术、演艺内涵、游客参与、评价反思8个初始范畴,游前决策、游中体验和游后行为3个主范畴,构建基于时间线索的沉浸式旅游演艺游客体验模型。运用IPA分析法对游中体验涉及的20个因子进行分析归类,得出结论:移动观看、演员表演等是影响沉浸式旅游演艺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而秩序管理、票务管理、故事情节等是需要重点改善提升的方面。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2017-2021年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软件,利用平均最近邻指数、重心迁移轨迹、核密度系数等模型,结合地理探测器等工具,分析浙江省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呈聚集形态,历年变化不明显;受自然、人文因素的影响,各地级市景区村庄空间分布不均衡;景区村庄受城市辐射影响明显,主要集中于两地级市交接地带;景区村庄创建发展是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人文角度来看,交通和地区生产总值与景区村庄分布的关联性最强.

国家级森林公园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2000年、2010年与2020年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家级森林公园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部,数量逐年增加,且重心逐渐向西迁移,范围逐渐扩大,但仍呈现聚集分布的态势;同时,通过地理探测器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主要受到社会因素与森林资源的影响,且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其分布。

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云南民族村为例

为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激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市场资源,综合运用多种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以云南民族村为例,基于其2011—2020年百度指数,探究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2011—2017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8年稍有下降,2019年缓慢回升后,2020年大幅下降;每年的月关注度波动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双峰”状;各年份季节性差异显著,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全年分布趋于均匀。②空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零散,西北内陆城市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低于东南和西南地区,主要表现为4个较高关注区域和1个高值关注中心,并且较高关注区域(城市)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空间分布整体呈集中态势的不均衡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等地区。③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空间距离交互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出现了空间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针对我国民族文化村建设和发展的网络市场营销建议。

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在深入理解人居环境内涵和旅游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张谷英村居民对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效应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从旅游发展阶段来看,张谷英村目前处于旅游参与阶段,旅游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居民对旅游发展多持赞成态度;2从居民感知视角来看,居民对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居住环境、总体影响的正面因子感知强烈且具有一致性,对负面因子感知较弱且具有显著差异性;3从居民感知差异来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出生—居住地都是造成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根据居民感知结果,提出促进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