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TPP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性适用基准建构及中国因应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其29.2条安全例外条款与GATT 1994第21条一样,都赋予了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该权利并非是由成员完全自主决定,而应当既存在成员主观判断又包含客观限制性适用基准。以WTO“中美钢铝案”等案例为镜鉴,结合其安全例外制度的自身特点,CPTPP安全例外条款也应赓续“基本安全利益”标准、“必需”标准和“善意”标准,并辅之以新议题下的“非传统安全”标准,从而防止成员滥用该条款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我国在申请加入CPTPP中应明确我国对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态度:要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CPTPP安全例外条款限制性适用基准在成员间形成共识,也要对接CPTPP相应规则,在国内立法上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制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环境产品进口的环境效应研究

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发展绿色贸易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绿色贸易的代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主要成员,全程参与了《环境产品协定》谈判并积极发展环境产品进口贸易,环境产品进口呈现规模先增后减、结构不平衡、市场相对固定等特点。结合Grossman和Krueger的贸易与环境经典理论以及Antweiler等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环境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机制,并选取我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考察环境产品进口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环境产品进口可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产品进口的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烟粉尘排放量,而技术效应降低了烟粉尘排放量,结构效应不显著。二是在环境产品细分中,资源管理类产品和清洁技术与产品的进口对企业烟粉尘排放量的减少作用明显,而污染管理类产品对于环境改善作用不显著。三是环境产品进口额的增加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高污染行业烟粉尘排放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非高污染行业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建议建设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制度体系;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实施进口差异化战略;发挥好对外开放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加快培育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环境;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WTO诸边谈判模式的优势、法律地位及前景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边贸易谈判模式要求世贸组织(WTO)所有成员协商一致达成一揽子协议。仅由部分成员参加并通常针对单一议题的诸边谈判模式具有明显效率优势,有望取代多边谈判模式成为WTO规则发展的主要途径。诸边谈判及开放式诸边协定在WTO体系中具有合法性,但也应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加以明确,并规定诸边协定与WTO体系的衔接方式。硬性规定诸边协定的多边化会妨碍WTO规则的发展。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中国一直在诸边谈判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TBT对中国电子产品的影响与对策

随着中国发展态势迅猛,美国为保持其霸主地位,借抬高进口贸易的技术门槛打压中国出口。电子产品作为经济发展的敲门砖,更是基础。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发展。本文将通过对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发展新态势进行探讨,深入研究其对我国电子产品的影响,并针对美国对华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出进一步的应对策略,以增强我国企业出口美国的信心,从而有助于继续保持中国经济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道路。

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特征、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建议

数字贸易概念范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逐步扩大,在贸易标的范围和主体、交付模式和运作环节、数据化平台和数据要素作用上与传统贸易显著不同,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指标是现阶段度量数字贸易的合适指标。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全球数字贸易呈现高增长、强韧性,细分行业领域分化发展,发达经济体绝对主导与发展中经济体高增长并存,美、英等国全面领跑,爱尔兰、新兴国家特定细分领域追赶等特征。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但综合竞争力不强,面临软硬件基础设施国际制衡、制度对接壁垒问题。需有针对性地挖掘细分领域数字贸易潜力,以技术创新提升数字贸易软硬件保障,发挥好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加快制度型开放,减少数字贸易发展阻碍。

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TBT概况研究

当前,国际贸易在WTO框架下,传统关税壁垒影响力逐渐削弱,以标准为基础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引起的新型贸易壁垒影响力日渐增大。为增进我国参与相关国际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对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状况的了解,减少国际贸易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可能性,本文以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的秘书处工作报告和政府政策声明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对其贸易政策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审议,有助于持续加强国际标准化对话,对推动构建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CPTPP的扩容条款与路径及中国加入面临的障碍

CPTPP的扩容条款由“加入”和“加入程序”构成。CPTPP扩容前景良好,但路径相对分散。尽管从加入条款和扩容第一步看,CPTPP淡化了扩容的成员属性与目标,但未来还是更有可能以APEC成员为基础,并不断呈现有利于FTAAP的亚太扩容图景。作为CPTPP得以签署与生效的最大推动者,日本的FTA战略随着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重构而日益凸显进取态势,其寻求尽可能利用CPTPP的扩容来提升自身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CPTPP对扩容有协商一致的要求,使中国加入CPTPP非高标准规则层面的障碍进一步增加。中国既需要利用CPTPP所鼓励的非正式接触,就其成员感兴趣的问题或关注点进行一对一磋商,又需要加强与CPTPP创始成员及有意加入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FTA构建与升级,还要推进FTAAP另一可能路径RCEP的扩容与升级,尽可能减少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地缘经济分裂风险的干扰。

马有祥出席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

2024年2月24日-3月1日,世贸组织(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MC13)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出席相关会议和活动。在出席G33部长级专题会议时,马有祥就纠正规则不公平和不平衡、推动粮食安全公共储备(PSH)达成永久解决方案、建立简便有效的特殊保障机制表达中方立场。

基于WTO通报的国际贸易中药品管控措施趋势分析与应对

本文深入剖析了2019-2023年中国药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指出出口额激增后趋于稳定,出口市场以欧美为主导,化学制剂出口稳步增长,但面临产业链转移和管控趋紧的双重挑战。文章系统梳理了国际市场药品管控措施情况,并着重研究重点出口市场的管控措施特点。进一步分析了管控措施的发展趋势,措施数量增多、监管要求趋紧、数字技术推动药品监管向智能化转型。最后,文章提出了应对建议,包括优化药品法规体系、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建立药品监管沙盒、规范数字化追溯系统、推进数字贸易平台等,旨在为中国药品出口提供战略指导和决策支持。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全球南方”的作用

“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世贸组织持续关注发展中国家现状,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其多边贸易体制有力推动了“全球南方”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认为世贸组织亟待改革,但在“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等关键问题上看法不同。“全球南方”要不断加强团结,增强经济实力和谈判话语权,坚决维护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既有优惠待遇,并以世贸组织为平台在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领域争取主动。

巴西在WTO改革中面临的角色冲突及其应对

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行现代化改革已成为国际共识。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创始成员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巴西参与WTO改革的角色备受关注。国家角色通常是由在决策者的角色认知及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角色期望共同塑造的。从WTO既往的改革历程来看,巴西决策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领导者认知,其余成员也希望利用巴西的大国效应推动改革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然而,成员间的利益分歧引发了角色冲突,为巴西的大国追求设置了障碍。在维护外交密度与贸易网络的需求驱使下,巴西化解角色冲突的方式具有较强的中间性与妥协性,最终导致改革主要推动方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激化了多边贸易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当前,拉丁美洲一体化与战略自主发展的新形势为巴西积极应对角色冲突、弥合各方分歧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国与巴西加强在多边机制下交流、共同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历史新机遇。

义博会、正博会、法兰克福消费品展的国际化战略对比研究

义博会、正博会和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展(Ambiente)同为消费品类展会,水平和成效却存在显著差异。为探究其中问题并找寻解决方案,本文聚焦三大会展的国际化战略展开对比研究,旨在为中国会展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谋求更优出路,推动中国经济贸易国际化发展。从会展战略定位可以得知,正博会的定位为区域内B2C展会;义博会则定位为“买全球、卖全球”商贸平台;法兰克服春季消费品展之所以能占领同类会展全球龙头地位,得益于其高瞻远瞩的全球化视野及对平台责任的坚定落实。据此,本文提出打造世界级会展品牌的相关对策建议:培育强有力的组展商,平衡与政府、协会的合作关系;科技赋能商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借助区域优势,构建贸易关系网络,充分发挥平台效应等,仅供参考。

WTO/SPS通报

根据《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简称《SPS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成员应保证迅速公布所有拟采用的但尚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或与其在内容实质上不同的,且可能对其他成员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使利益相关方知晓。

WTO/TBT通报

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各成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WTO秘书处向其他成员公布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如修改,增补或废除等)。成员参加的有关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国际协定,也在公布和通报之列。此外,各成员还有义务回答其他成员的合理询问。

WTO/TBT通报

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各成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WTO秘书处向其他成员公布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如修改,增补或废除等)。成员参加的有关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国际协定,也在公布和通报之列。此外,各成员还有义务回答其他成员的合理询问。

参与国际循环如何影响中国国内大循环?——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对国内大循环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综合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WIOD数据库,在识别间接参与国际循环企业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参与国际循环对企业国内循环参与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对企业国内关联的“挤出效应”超过“溢出效应”。其中,沿海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国内循环下游企业、高市场壁垒地区企业、高加成率企业、多产品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挤出效应”尤为显著。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国内循环参与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国内市场关联,由于进口中间品极大提升了产出规模和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条件下,企业会更倾向于出口。

产业数字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来自65个国家17个制造行业的证据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国家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出全球65个国家17个制造行业产业数字化水平,并围绕各国施行的制造产业数字化政策开展事件分析,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定量分析了产业数字化政策对制造业产业数字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国针对制造业实施的产业数字化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产业数字化水平。政策实施存在明显异质性影响: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政策效应更明显,发达国家受到的促进作用也更显著。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产业数字化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R&D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渠道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WTO规则对中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约束分析

中国一直将农业保险政策作为免除削减的“绿箱”政策进行通报,然而按WTO规则分类,中国针对小麦、稻谷和玉米这三大主粮实施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政策并不完全符合《农业协定》中对“绿箱”政策的规定,可能会被认为是针对特定产品的“黄箱”政策,计入“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超出许可的支持上限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争端。本文使用2007年以来的历史数据,计算三大主粮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微量许可剩余空间,也就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间,接着再测算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需要占用的政策空间,将两者进行对比,分析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是否会导致“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超出支持上限。结果表明,若在全国范围按照当前试点方案推广收入保险和完全成本保险,小麦、稻谷、玉米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存在超过微量许可的可能性。其中,小麦和稻谷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微量许可剩余空间最低分别为26.62亿元和93.79亿元,玉米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微量许可剩余空间在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后最低为396.27亿元;而在全国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保费补贴,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保费补贴的微量许可占用空间为86.66亿~127.01亿元,稻谷完全成本保险保费补贴的微量许可占用空间为168.78亿~236.29亿元,玉米收入保险保费补贴的微量许可占用空间为370.52亿~594.38亿元。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初期建设研究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国家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独立自主的有益尝试。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贸区协定自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三年,快速启动但推进缓慢,建设初期即举步维艰。有别于现有研究从宏观上分析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作用,文章着重剖析了自贸区建设初期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内外部深层次原因,重点识别了在推动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中自贸区面临的挑战。考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应如何从自贸区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发现机遇,共同推动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致力于参与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发现,由于非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不坚定、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长期存在庞大的建设资金缺口,自贸区在建设初期进程远远滞后于预期。停滞不前的自贸区建设进程暴露出非盟内部存在已久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多年来,中非合作建立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取得了丰硕且具有互补性的经贸成果,世界格局大变革也为中国与非洲自贸区深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坚实的合作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了中国与自贸区合作的重要依据。新时期,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现在对历史发展的主动性把握。非洲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点,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应立足中非合作的现实基础,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中国应主动参与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构建,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联络机制,持续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同时采取多维度且灵活的关税制度,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持续防范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造血脱贫提供中国方案。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服务于建设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