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财政与国际接轨的路径和范式

我在二十多年前首次提出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或财政的“近代化”以后,陆续有多篇文章探讨相关问题(1)。这些探讨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2000年前后,主要是提出问题和建构框架;二是在近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前后,主要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揭示。近十年来,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可以参考。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传统社会内在变化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光绪前期厘金用款的严控限制与督抚筹对

厘金是咸丰初年清廷应对战时财源枯竭,持续支持战时财政而开发的新式财源。自咸丰初期迄光绪前期,厘金财源的扩张收入支持着大规模战争的军费支出,各类善后事业和洋务新政也得以挹注支撑。基于部库收支拮据的严峻现实,清廷自光绪六年对各省厘金用款比例实行严控,各省对此抵触筹对,或暗中敷衍应付,或奋起顶奏维权。双方基于自身视野和利益,均秉持“守经达权”的决策理念,却在实际上逐步走向彼此疏离。近代秉政治国者如何贯通“守经”与“达权”,有机衔接这两种逻辑,既考验着昔日的帝王僚臣,也为今人如何守制创新提供了鉴戒。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再论宋代力胜钱

宋代商税中有“力胜钱”(史料中又称“力胜”“力胜税”“力胜税钱”)一项,其含义主要是税场针对船车运输五谷所征收的“过税”,因此,史料中多有“五谷力胜”之语。它是以船的承载量作为力胜钱的标准,但其承载量并非现场测量,而是依据载重等级,计有一百、二百、三百、五百石(斛、料)等,如同现代货船的吨位级别。而对于船车所载的不能计量的其他货物,如果征税,亦称为力胜钱。有时,空船也要征收力胜钱。但是,船舶上所载货物,如果能够点数的,诸如袋、囊、条、匹、束等,则以数量收取“过税”,货多税多。北宋神宗时期,下诏收取力胜钱。至徽宗时期,税收则例中规定“不税五谷”,但是现实中多有反复。南宋时期,“不税五谷”已成为朝野共识,但是,地方上多违法滥征,宋廷屡禁不止;并且免税主要是针对食用之米,不包括酿酒之米。

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财政命运极其相似,皆受财政地方主义的羁制,陷入“中央孤悬”的境况。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以临时性的非税收收入为主,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本应由各地解送,但革命省份在接收原财政体系之后,并未积极向中央解送应缴款项协助纾困救急,反而还希望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甚至截留成为常态。这当然与各省的政治态度及财政赤字有关,但仍受清末以来财政地方主义的直接影响。中央允许地方就地筹款,外销和摊派范围不断扩大,原属中央财政的正额赋税钱粮之征收权、分配权和使用权部分被转至地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大部分省份对清政府的催解谕令置之不理;在宣布易帜独立之后,各省对临时政府的催款命令同样消极应付。财政地方主义的延续,对政权更迭及革命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两税法改革央地博弈及其启示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该改革的关键特点是从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本文认为,这种变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博弈的结果,前者得到了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后者得到了士族地主阶级、大商人阶级的支持。通过分析唐朝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可知,中央政府试图用铜钱代替实物征税,尽管中央政府取得初步成功,但由于自耕农、中小地主阶级在战乱中实力衰弱,改革在割据藩镇和士族地主的联合绞杀下失败。这次改革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加速了唐朝的衰落。这一历史事件为今天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教训:改革应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民意,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强化中央集权并坚持依法治国。这些原则对于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税收体系。

汉唐赋税制度比较及其对税收现代化的启示——理想、技术与效能

阐述了汉代的“税赋役”和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并从理想、技术与效能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汉唐的赋税制度,发现汉唐赋税征管组织体系松散,税收征管成本过高,治理效能偏低,其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治理幅员太大,地理阻隔导致物流成本过高,税收征管技术有限。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演化史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在于:税收制度理想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税收制度体系必须有税收治理技术配套,变通执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失范问题;税收基础必须建立在具有弹性的标的上,税收治理应当随着社会条件而动态调整;税收治理必须考虑治理规模与治理成本,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刚性”与“弹性”:村庄账簿所见太行根据地农村统一累进税的计算

太行山文书藏有三册偏城县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编制的1945年秋季全村统一累进税分户计算账簿,对其开展整理研究,可将统一累进税的研究推进到农村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剖析这三册账簿可知,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在计算统一累进税时,较为严格地执行了相关法规。虽然常常出现技术性误算,但是这些误算对大多数农户的负担分数影响都不大,还不足以改变统一累进税负担面的基本分布。在计算过程中,村庄赋税征收组织利用扣除“歇扇地”产量的做法,将贫农阶层的一小部分负担主要转嫁给中农阶层,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各阶层负担的自我调适;在对土地单产使用七成年景下常年应产量的前提下,村庄赋税征收组织以两种不同的办法,将受灾户的相应负担转嫁到未受灾户身上,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受灾土地负担减免的自我调适。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对统一累进税的计算过程显示,太行根据地农村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在应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时,采用了“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以“刚性”为主、“弹性”为辅的治理原则。

毛泽东财政思想:一部活的财政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财政问题进行了探索,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对我们今天探索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独立自主的财政学、人民的财政学和勤俭节约的财政学。毛泽东对财政理论问题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财政思想相结合,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坚持财政研究和国家治理相结合。

近代中国财政增长模式的比较与思考

1927年到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优化税制,税收收入从不增长转为增长,且发行的每一笔国债都有税收的切实担保,民族工商业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带来财政的经济型增长。1932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断提高税率,取消公债发行的具实税收担保,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财政增长是一种不经济型增长。财政增长模式从经济型增长到不经济型增长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崩溃埋下伏笔。相较于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秉持“先予后取”的原则,先后提出“休养民力,争取外援”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工作总方针;合理制定税收法规,使得税收对保护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上不同财政经济增长模式特点与规律,并以此为鉴,为国家财税发展与管理提出几点可资借鉴的经验。

晚明中国契税征收中的控制权分配与组合——以明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的北京契税制度变迁为例

晚明北京契税征收存在两种矛盾:契税收支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北京契税专属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与“查考之权”不属两县的矛盾。明万历十八年宛平新任知县沈榜捕获假印匿税犯人的突发事件将这些矛盾暴露在他和巡视北城御史邵以仁、顺天巡按御史荆州士、户部尚书石星、吏部尚书宋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万历皇帝等人面前,并触发了他们的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围绕北京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的分配与组合,最终导致北京在万历十八年契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分配与组合的独特制度。本文在理论上将控制权理论与过程制度主义整合起来,在经验上填补了晚明北京契税征收的研究空白。

以白银为纽带的中国近代城市关联性研究——以蔚长厚票号历年账册为考察重点

诞生于同治年间的山西蔚长厚票号主要以长江以南地区为经营领地,形成了华北和沿江沿海两个汇兑圈,并在分号的增设和收撤方面显示出动态的阶段性变化。同治以后,蔚长厚票号上海分号逐渐承担着南银北调的主要使命,虽然至光绪中期较之同治朝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南银北上趋势却从未停顿过。山西票号的专门化金融经营除了彰显中国传统商业向传统金融的飞跃之外,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近代中国白银货币空间运动和空间分布以及与山西票号分号设置相对应的城市、商埠和码头的兴衰起落。

姚庆三和他的《财政学原论》

姚庆三所撰《财政学原论》一书,充实了中国近代财政思想史的理论内容,是他对中国近代财政学研究的学术贡献。在出版《财政学原论》之前,姚庆三已发表了《战时纸币政策》一文,表明他对货币和财政问题的思考是同时进行的。在率先向国人介绍凯恩斯的财政学说时,他已经完成了学术研究的转向,为后来进入金融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姚庆三丰富多样的职业生涯,理论实践相结合的阅历,展现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江商帮在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风貌。

两税法与中晚唐诗歌的流变

中晚唐推行的两税法不仅与儒家政治理念相左,而且加重了中下层文士与百姓的生存压力。如此以至于儒学迅速衰落,并导致中下层文士与官方存在隔阂而亲近百姓。这些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出现了写自身苦难及写他人苦难两种创作倾向。生存压力及儒学衰落,已经无法再规范贫士们做到安贫乐道,因而出现了写自身的倾向——苦吟派。切肤之痛又使他们更能感知两税法残虐下广大庶民的痛苦心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已经无法再克制其愤怒情绪,因而出现了写他人的倾向——写实派。

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问题论析(1917—1926)

税收是广东革命政权财政改善的基础。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两次护法运动时期受限于地方军阀,仅对少数税项尝试争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各军阀把持税收,大本营政府真正控制的税源只有部分盐税、印花税、常关税和广州及其附近县域的杂税;随着广东军政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统一税收,并进行税政改革、开征新税,税收收入不断增长。广东革命政权的税收政策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点,并在革命进程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央集权属性的税收体系,税收能力极大提升,为出师北伐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为后续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

北海银行与山东根据地的财政运转

革命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是山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北海银行通过发行货币、财政征收、代理金库等措施,为解决山东根据地财政问题、保证战时军需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货币的财政发行,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给予了根据地财政支持。代理政府的田赋征收,为财政征收和财政收入增加起到了协同作用。代理金库担负“中央银行”的重任,实现了资金的有效管控和合理利用。山东根据地较为有效的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体系,成为中共革命根据地金融财政体制建设的一个范例。

宋代赋税征收机构演变的特点及利弊——基于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的思考

包伟民所著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完整地描述了一个赋税制度“地方化”的过程。宋代之前,朝廷无论征收的实物及货币,还是摊派的劳役,针对的对象都是农民和农业,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国之大事食货为先的原因。这一惯例到了宋代并没有延续下去,维持了几千年的赋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宋代赋税征收机构设置的复杂多变。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宋代赋税征收机构的演变,确实反映了统治者遵循了根据经济发展适时调整赋税征收机构的规律。这一规律体现了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财政的历史文化解析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了解国家治理变迁,观察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的窗口。财政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财政思想和治理理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财政问题。新时代研究财政文化,要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史、近代财政史、新中国财政史、财税改革史,在挖掘财政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结合现实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的财政学科知识体系。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治国安邦的理财思想——经邦、富民、共生、有度,以传统理财思想来寻迹现代财政治理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文化。

华北财经会议——第一次带有全国性质的重要财经会议

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会议,以解决阻碍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冀中各区之间贸易畅通所存在的税收、货币不统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