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ESG表现对系统性风险溢出作用研究

基于DCC-GARCH-ΔCoVaR模型,考察金融机构ESG表现与其系统性风险溢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机构ESG表现改善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溢出,且当将其拆解为三个维度时,环境和社会表现对系统性风险溢出具有抑制作用,而治理表现的作用则是促进性的。作为内部因素的机构规模增大会增强ESG表现对于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抑制作用,而在外部因素即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该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将金融行业细分后,证券业中金融机构ESG表现的改善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溢出,但在保险业结果却相反,而在银行业中的作用则并不显著。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直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厘清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合理规定政府干预边界、探索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健全风险防范与监管机制以及强化金融科技赋能4个方面的建议,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

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能否引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优化?

县域信贷资金需求对金融资源缺乏吸引力,导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低效。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蕴含巨大内需潜力,因此,以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县域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引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机构网点规模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机构类型多元化和存贷比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伴生的金融价值和融资需求在引致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人口净流出县更为明显,在粮食主产区县域被削弱。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快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政策推进对金融资源发挥可持续性的引致效应、重视金融机构在新型城镇化产业融资方面的作用等政策建议。

钱越多越好吗?农村信贷与农村产业升级的时空关系——基于SAR模型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信贷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撑,是农村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1978—2019年30省份面板数据,在构建农村信贷对农村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实证分析农村信贷与农村产业升级的时空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升级在地理位置上呈现空间集聚性;农村信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对农村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其中,受农业资源差异影响,整体上东部区和中部区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区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倒U型”关系最显著,三大粮食产区中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呈明显“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则不存在“倒U型”关系。最后,本文提出发挥农村产业升级空间集聚作用、农村信贷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溢出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对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和市场挤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促进正规金融服务下沉,从而有效缓解传统农村金融约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本文从传统信贷支农的角度出发,使用2012—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农贷款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涉农贷款增长,从而缓解“三农”融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效果更为明显;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对传统农村金融产生影响,其次是覆盖广度;分主体看,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之间无显著关系,与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贷款微相关,而对城市涉农贷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数字排斥问题,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下沉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农村金融的正向作用。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困境与出路

通过归纳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困境的表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所涉各方主体的属性,以及各方主体间的关系,试图探寻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困境的根源和出路。研究表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出“需求-供给”结构性失衡状态,命令控制型模式在应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困境中存在刚性约束,政府应在适度干预下,通过培育新型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模式。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中间产品创新——基于外部融资和内部优化视角

加快中间产品创新是中国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在测算和解析中间产品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数字金融的中间产品创新投入产出模型,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外部融资和内部产业优化视角实证分析数字金融赋能中间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间产品创新;较之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中间产品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金融对中间产品创新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即中间产品创新能力受到较高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合理的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数字金融对中间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数字金融对中间产品创新的影响在地区发展特征上具有显著异质性,且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中间产品创新也可在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获益。因此,为进一步释放数字金融的多重效应,应在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培育加快中间产品创新的新动能;以“数字基建”为契机,促进“数实共生”和区域协同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营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致力于提升农村经济活力并增强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科技手段,高效透明地服务农民,促进农村全面发展。通过为“三农”问题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效解决了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支持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推广农业保险产品和农村信用体系,加强风险保障,提高信贷精确性和服务覆盖率,提升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并增强经济活力。

坚持特色化经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金融强国贡献农信力量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福建农信”)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深入践行“八个坚持”①,在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找准农信定位,坚持“农信姓党”,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牢记“国之大者”,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立足“回归本源”,积极探索特色化经营路径;坚持“风险为本”,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努力为建设金融强国贡献农信力量。

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资产负债管理,强调协调管理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对银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影响着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文章就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优化措施,以供专业人士参考。

“互联网+农业保险”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与发展建议——来自江苏、青海两省的实践例证

“互联网+农业保险”为“三农”迈向现代化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论文立足江苏、青海两省实地调研,探讨两省“互联网+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现实挑战。研究发现,“互联网+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中的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面临通信设施薄弱导致农户对“互联网+农业保险”接受程度低、机制不畅且险种单一导致农户分散风险能力有限、线上交易信息不充分造成农户权益侵害、“互联网+农业保险”对大数据应用程度不深等现实挑战。为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构建新型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对“互联网+农业保险”的接受度;优化运营机制,促进农业保险多元化发展;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建立强大的农业保险智能支持系统;加强“互联网+农业保险”合规运营监管,切实保护农户的利益。以期促进金融科技与农村现实场景相结合,为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提供思路。

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有效融合发展的研究探讨

近年来,绿色发展和普惠发展理念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主流理念,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取得良好收效,随着两者的范围不断扩大,内生联系日趋紧密,基于此,文章以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内容,结合具体实践,分析融合发展可行性和必要性,指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出有效的融合发展策略。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近些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银行科技化发展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在梳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对金融科技相关研究以及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论述,选取山东省23家城商行与农商行近五年的数据,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与方差膨胀因子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运用中介效应检验与阈值门槛效应检验,辩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中小法人银行的影响。实证发现,对银行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冲击效应,长期显现为正向影响。对此,提出优化银行顶层架构、挖掘金融科技应用潜能、加强与监管科技良性互动等政策建议。

基于县域农村保险引领下的地方经济发展路径探寻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保险行业也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县域农村保险作为一种创新的投资模式,不仅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有效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繁荣。文章重点研究如何利用县域农村保险来推动乡镇的经济发展,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基于VEC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测算了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VEC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得到以下结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普惠特别是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对降低城乡收入比,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金融服务范围维度在现阶段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更能起到主导效应。要改善目前城乡收入分配失衡的状况,必须促进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尤其要创建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

村镇银行运行格局、发展偏差及应对策略

从镇银行的地区分布、主发起行类别、注册资本及支农服务等基本情况分析,村镇银行能够有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状况。然而,村镇银行向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主发起行设立村镇银行的动机不纯,村镇银行在支农道路上逐渐偏离了银监会的政策目标;基础设施和支农政策不完备及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热情度锐减,使得村镇银行发展困难。为此,国家应拓宽市场准入深度,有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完善其运营系统和环境,健全涉农贷款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探索建立纵向分层的村镇银行监管模式,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成长。

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测度与改进策略

改进金融支农效率是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运用DEA方法对1997—2010年我国30个省（区、市）金融支农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检验，得出我国金融支农整体效率较低，而且地区差异较大。而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入也并未使金融支农效率得到改善。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区域金融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以有利促进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南京和泰州两地2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实地调查的结果,以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江苏省的主要形式——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作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基于对江苏省宁泰两地2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考察现阶段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江苏的运行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目前江苏地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运行绩效良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将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摘"准"转正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符合的具体条件并提出政府应给予的政策支持建议。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刻不容缓。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组织、参与村镇银行、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内开放力度,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促进民间资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