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裁是否遏制了主权财富基金对俄投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研究: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分层多维要素三级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发展水平,并实证分析“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资金融通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国家间存在差距;当前金融合作尤其是双边货币互换、银行海外分布和金融监管合作对资金融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多数国家资金融通发展水平仍较低但潜力巨大,各具体影响因素对资金融通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总体而言,双边贸易额、移动蜂窝订阅量、一国人均GDP与资金融通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制度质量对资金融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现阶段应深入挖掘发展潜力,合理规划发展路径,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促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发展。

离岸金融中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离岸证券投资——兼论金融监管的作用

离岸金融中心(OFCs)囤积着巨额离岸证券投资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采用36个OFCs的2006-2020年面板数据,合成并测度了全球OFCs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以此检验了其与OPI的关系和金融监管在其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全球离岸金融系统性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贡献度较高,并且系统性风险抑制了离岸投资者持有OPI。国际社会重压下的离岸金融监管并非力有不逮,而是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和政府部门风险两条路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吸引了OPI。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监管抑制股权类OPI风险的效果比债务类OPI更为显著,对OPI风险的遏制作用则在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更加突出。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的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

构建向量误差修正‒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非对称BEKK(VECM-GARCH-ABEKK)模型,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维度,研究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人民币汇率具有显著的持续性、集聚性波动特征,且两类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波动溢出存在差异化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提出优先针对产业资本外流风险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监管框架,降低外汇市场超调风险,利用人民币离岸交易构筑资本跨境流动缓冲区等对策建议。

ESG表现与境外投资者进入——来自外商投资股权变动的微观证据

以2009—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系统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境外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种积极效应在高科技行业、面临较强环境规制和较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ESG表现的效应分解显示,企业良好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均能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且相较于社会责任表现,环境与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更有利于吸引境外投资者。机制检验表明,降低境外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投资风险是ESG表现促进境外投资者进入的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ESG评价分歧将削弱企业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推进ESG建设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地缘政治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TVP-SV-VAR模型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向短期跨境资本传导的主要渠道,并利用DY溢出指数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渠道下资本流动的关联。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时变的短期负向效应,并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向我国资本市场传递溢出效应;当地缘摩擦加剧时,政治风险会基于市场互联不断传染放大,造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本市场子市场的跨市场溢出。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研判,持续完善外汇交易真实性审核和实需管理,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和稳慎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两方面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弹性和韧性。

碳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重底线理论的解析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采用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在构建碳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探究碳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碳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发现,碳金融发展能够引导企业坚守“环境—社会—经济”三重底线,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治理;在环境底线方面,碳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和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在社会底线方面,碳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意识,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在经济底线方面,碳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拓展性分析发现,在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国有企业及重污染企业中,碳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治理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碳金融发展和绿色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对国家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效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合作的重要举措。选取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以及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等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偏好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而规避金融风险的特征;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动因强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国家治理环境和金融监管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有异质性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沿线国家债务风险,优化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可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削减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形势下防范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绿色融资的风险分担研究——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绿色转型趋势影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致力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绿色建设,这对该区域的环境友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构建独特的风险分担框架,综合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和灰色聚类评价方法,应用ANP-GCE模型对风险分担系数进行量化,从而确定各方资本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中的风险分担比例,并以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风电项目为例开展实证分析。基于此,文章为健全绿色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通过建立MS-VAR模型,考察2010年至2022年全球金融周期区制特征,并运用TVP-VAR模型分析不同轮次周期下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时变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周期上行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入不敏感,而全球金融周期下行则会明显减少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净流入;第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有显著为负的短期效应,但冲击持续时间不及全球金融周期;第三,全球金融周期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则会推动全球金融周期上升。

全球金融周期加剧了跨境资本流动吗——来自结构视角的跨国样本证据

基于199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结构视角探讨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和异质性等问题。基准检验发现,总量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直接投资顺周期特征不显著;国内金融风险改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汇率稳定性增加会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证券投资顺周期特征主要由企业驱动,其他投资主要由商业银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上行时总量跨境资本、证券投资、其他投资流入顺周期特征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后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对全球金融周期更敏感。进一步分析表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全球金融周期渠道影响各国跨境资本流动。拓展模型检验表明,不同类型经济体储备政策变动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新兴市场经济体倾向于使用外汇储备对冲风险和稳定汇率。研究结论为新形势下做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其是否以及如何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文献尚未进行充分研究。本文基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数据和EPFR跨境股票基金层面微观数据,实证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及传导渠道。本文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通过三种效应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入产生负向影响。第一,内部拉动效应。新兴经济体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程度加重,提高投资者对该国的风险情绪,显著降低了本国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第二,关联国传染效应。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国疫情风险暴露水平上升,显著加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第三,全球性推动效应。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发、全球风险情绪的加剧和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上升等会进一步抑制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因各国经济特征和股票基金特征而具有异质性。本文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以及如何传导到跨境金融活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金融部门如何防范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提供了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入与实体企业金融化:风险规避还是资本逐利

金融化是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文章基于“风险规避”与“资本逐利”动机,揭示了跨境资本流入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并使用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弱企业金融化的“风险规避”动机;但也会通过加剧金融资产价值偏离增强企业金融化的“资本逐利”动机,且后者处于主导地位。整体而言,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每提升1个单位,企业金融化程度会提高0.1859个单位。拓展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加剧作用在高财务柔性企业、非融资融券标的企业,以及处于宏观审慎弱监管期和信贷扩张期的企业更为明显;地区数字经济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跨境资本流入不仅会提升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水平,而且会加剧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本文以跨境资本流入为切入点,拓宽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对科学设计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遏制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具有参考价值。

跨境资本的全球协动与区域联动研究——基于时变参数多层动态因子模型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探究全球和区域资本流动的协同波动有助于防范外部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本文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多层动态因子模型,识别跨境资本流动的全球协动与区域联动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方差分解量化全球和区域协同波动在解释资本流动中的重要性及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平均层面来看,全球和区域协同波动对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具有决定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动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上升;全球协动与区域联动能够解释我国大部分资本流动波动,我国资本流动对外部冲击敏感度的时变性更强。进一步将全球和区域协同波动的方差贡献度之和作为资本流动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本文考察了结构性和周期性变量如何影响资本流动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等国内结构性变量的改善能够显著缓解资本流动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这一结论为提高一国资本流动管理水平,进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国际结算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国际结算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涉外性、实践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教学实践证明,一些线下教学的问题,需要借助线上教学加以改进。从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目标出发,线上教学平台的主要功能应是让学生完成自主探究性的预习、复习和拓展,以及作为完成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而线下课堂则主要承担着重难点知识的讲解和面对面的交流及实训教学任务,完成知识的传递与内化过程。为保障混合式教学效果,需要打造一支专业的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优质的线上教学资源、合理设计线上线下教学内容、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以及开展常态化的教学反思。

贸易开放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Grossman的经典理论框架下剖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从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角度分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和数字经济的技术效应增加碳排放,但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构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基于人均GDP的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间接抑制作用无法抵消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碳泄漏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存在较严重的碳泄漏问题。

全球金融周期、数字技术发展与双边股票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1—2021年各经济体间的双边股票类投资头寸数据,探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其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研究发现,繁荣的全球金融周期会推动双边股票资本流动增加。从资本流入经济体的视角出发,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了其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开始凸显,危机后得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新兴经济体、高资本账户开放度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更为繁荣的经济体需要格外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在推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全球风险传染问题。

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性及其异质性的微观机制——兼论A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的影响

采用1997年—2019年EPFR基金层面微观数据,从投资者结构出发,研究了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影响及其潜在原因.结果发现,新兴市场的跨境股票基金资本净流入相对全球金融周期呈顺周期性,并且相比于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是其1.7倍~1.8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ETF的投资者中有着更高比例的短期投资者和基准指数驱动型投资者.此外,本文还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为例,讨论A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的影响.并通过宏观层面加总分析,以及进一步分解全球金融周期因子等方法验证了本文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制定者除了监测跨境证券资本流动的总体规模,还应对资本流动背后的投资者类型和结构进行监测,并由此采取相应的宏微观审慎管理措施以防范外部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