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法

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融合发展的产物,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研究科技金融和技术创新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选取京津冀三地2000—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科技金融水平下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北京已超越了科技金融的门槛水平,当前阶段,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显现递减趋势;天津和河北省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尚显滞后,未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水平。本文建议,北京市政府应适度调控科技金融规模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大天津和河北省的科技金融投入力度,以加快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

海合会国家金融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金融的深层次融合,金融科技正深刻改变着金融业的传统运作模式,直接影响到今后的竞争格局。在此形势下,海合会国家纷纷制订本国金融科技战略,开始引入沙盒监管机制、创建金融科技创业中心、颁布开放银行规则和测试法定数字货币,在这些强有力措施下,金融科技生态得以初步成型。就金融科技这个前沿领域,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契合度高,优势互补。双方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合作、共同制订技术标准、对接创业加速器、展开数字支付合作,特别是要深化法定数字货币的合作,待时机成熟时,开展“石油-数字人民币”试点,这直接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两个重大命题。

东盟各国金融发展差异及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建议

东盟各国的金融发展在实体经济基础、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体系、资本市场规模、金融监管制度、汇率制度安排、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跨境证券投资、双边货币合作、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前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具有战略性和迫切性,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注重解决贸易和投资层面出现金融需求,完善合作机制并发挥RCEP效应,并将海南自贸港作为重要平台。

基于时变传染网络和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的系统性风险传染研究

基于18个经济体760家金融机构SRISK系统性风险数据,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广义方差分解法测度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时变传染网络,进而采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各经济体对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结合SRISK数据和时变传染网络能有效识别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均会产生风险净输出效应,且会通过直接输出或香港地区间接输出风险至中国内地;在全样本与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重大风险事件期间,中国皆为风险净溢入国且新冠疫情期间溢入效应达历史最高;美英两国在重大风险事件期间均对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产生显著影响,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遭受外部冲击的形势最为严峻。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拥有数字化技术的支持,有助于当前中国经济对普惠性和精准性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可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文采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再通过中介效应,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居民消费指数路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确实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推动作用。

农村合作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使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服务体系的特点和建设运营经验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日本政府从完善体制机制和运营制度两个方面着力构建农村合作金融服务体系。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加强立法保障政策目标长期稳定,从财政、金融等方面提供全面扶持,以农为本发挥农民主人翁精神,构建三级互补运营体系和严格的监管制度。在运营制度建设方面,日本政府提供多样化金融商品,加强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相互配合,以及向小农户提供综合服务。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乡村振兴。中国应从乡村振兴发展实际情况出发,理顺各类金融体系的发展关系,积极培育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发展壮大并严格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分为数量型中介指标和价格型中介指标两类,中介指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桥梁,通过中介指标监管部门可以提前判断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而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因此,中介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而以利率作为金融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开始考虑向价格型中介指标过渡。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运行现状,并进一步探讨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影响,得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关系研究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于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摒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演进路径,展现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及金融工具助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的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及区域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采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因“群”施策,要针对不同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新质生产力水平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7年、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效用性和数字化四个维度计算各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探究与各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与较低的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且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有很大比例是高收入国家;(2)数字普惠金融、城市人口比例能够显著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对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全球金融周期与金融体系韧性——基于国际视角的经验证据

加快构建具有韧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目标实现的制度支撑与安全保障。文章基于2007—2021年全球46个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韧性的典型事实,以外部金融冲击为切入点,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金融体系韧性的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金融周期对金融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可以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性渠道和投资者风险情绪传染渠道对金融体系韧性产生负向影响;(3)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该负向溢出效应在发达经济体、金融开放度高及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中更强;(4)进一步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研究框架后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全球金融周期的风险上升阶段,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干预可以有效抑制全球金融周期对金融体系韧性产生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新形势下中国有效防范和化解输入型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也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提供有益政策启示。

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疫情冲击及RCEP生效视角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2018—2020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影响及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逐渐成为促进农户减贫增收的新路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和非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增强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并有效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同步、金融素养水平低、产品个性化不足、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本文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影响,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民减贫增收方面的效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2015—202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混合O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与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并显著优化消费结构。同时,本文进行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揭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推动消费,且对河南省高、中、低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期为政府和金融机构继续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山西实践及国内外经验借鉴

山西省政府与金融机构持续采取多项金融举措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小微企业融资仍面临不足。具体体现在小微企业自身活力偏低,影响金融服务可持续性;现有融资体系未充分发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公共职责,小微金融业务的稳定性和规模有待提高;同时科创型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等方面。通过借鉴德国的间接融资支持、美国的科创型小微企业融资模式,以及国内金融科技的经验,提出了改善金融支持山西省小微企业发展的建议:培育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提升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构建政策性支持与商业可持续性并重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确保对小微企业的长期支持;构建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完善的融资渠道,以激励多种市场主体参与支持科创型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加强金融科技应用,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新加坡的金融数据治理经验及启示

金融数据治理事关我国的金融安全、金融数据资产的价值发掘及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加坡作为新的亚洲金融中心和世界金融科技中心之一,其金融数据治理体现出公平、高效、开放、审慎与安全的特点。新加坡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华文化的流传地,我国可以从其金融数据治理中得到保护弱势群体、注重审慎监管、鼓励创新与重视新技术运用等方面的经验与启示。

财富管理的国际经验与思考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要适合中国国情,又要借鉴国际经验。本文以财富管理为切入点,将全球财富管理的历史经验与我国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为未来发展提供启示性建议。首先,梳理了全球财富管理的历史,总结出四条国际经验,分别是:经济发展是业态形成的基础;以客户为中心是行业进步的动力;稳定的金融市场是行业增长的前提;保护投资者是长期繁荣的基石。然后,对我国财富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发现金融机构经营理念落后、居民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较低、投资者教育不足、资本市场缺乏中长期资金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是我国财富管理的主要问题。最后,结合国际经验提炼出对我国财富管理的五点启示:第一,从产品导向型向客户导向型转型;第二,引导投资者更多地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第三,提升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第四,引导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第五,完善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

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启示

2023年,美国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对美国银行业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冲击。文章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细致剖析和深入总结,认为硅谷银行倒闭主要源于其资产与负债严重错配,进而致使利率风险敞口暴露在美联储频繁加息的过程中,引发挤兑风波,最终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作为全球高科技服务的典范,硅谷银行破产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为我国银行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提供有益启示,即坚持稳健审慎的经营理念、加强对新兴风险的识别研究、构建快速响应的风险处置机制及强化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

金融科技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比较研究——以江苏省内三家上市银行为例

近年来,金融科技助力普惠农村群体已渐成趋势,农村金融普惠性不断增强,乡村贫困人群也能够逐步享受到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在江苏省内,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及紫金银行在运用金融科技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普惠发展的过程中,分别从自身发展战略及物理网点在农村地区的布局出发,践行着不同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论述三家案例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提升农村金融普惠性的实际应用情况,并总结归纳出可借鉴经验,以期探讨并提出金融机构基于金融科技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策略。

数字金融助力浙江“双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本文首先界定了数字金融的概念及其核心特征,并阐述“双循环”经济模式的基本内涵与战略目标。其次,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具体影响路径,包括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促进消费市场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强跨境支付系统建设、支持外贸新业态、提升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外汇风险管理能力的外部循环。此外,本研究还指出了浙江省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金融监管政策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监管创新、培育人才与技术创新、促进国际合作等,以供参考。

数字金融背景下广东省科技型企业融资路径研究——基于广东肇庆市科技型企业的研究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泉,科技金融又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就目前而言,科技型企业培育是广东省产业发展突破的核心关键。本文以广东肇庆市科技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当地科技型企业在传统融资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及原因,总结案例成功的经验,提出基于数字金融背景下优化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具体路径,从而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促进其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实现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