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及其保护路径探析

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现实载体,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第二个结合”有着深刻的时代价值。当前,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正面临着生存空间加速消亡、社会保护意识不足、人才短缺、保护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新时代,要高度重视保护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提高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认识与宣传,完善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制度,加大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形成的共识、建设力量的凝聚、发展策略的谋划提供深厚文化滋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命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厚底气和精神动力。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内涵和逻辑关系,必须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推动传统村落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是对历史上具有标识性的农耕智慧、生态伦理、乡风习俗、家训家规等无形文化的有形化提炼,也是对乡土建筑、文物遗迹、农业景观等有形文化的无形化归纳。传统村落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与载体,在内涵与外延、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方面蕴含着大量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民间智慧。将传统村落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真正护住传统村落中各类文化遗产其“形”,守住传统村落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

明代温州礼学的疏影——以国图藏孤本王叔杲《家礼要节》为中心

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叔杲《家礼要节》一书,为孤本文献,是隆庆三年山西提刑按察使司重刻而成的。此书本为规范家族礼仪、教化本地民风而撰,故在内容上融合了朱熹《朱子家礼》、丘浚《家礼仪节》及明代礼俗,具有“礼随时变”及“实用化”的特征。明代时期的温州文教衰败,官员、士人希冀通过推行家礼来促进民风的改善,《家礼要节》的问世,体现出王叔杲作为温州人,振兴家乡教化、重塑民风的努力。

和合与宋代民族共同体建构研究

两宋政权与非汉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王朝并立共生,在各族群间并立、冲突、互鉴、融合的过程中,汉人以其文化与经济而非武力的优势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与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融合,使“义若一家”的民族格局得以延续。宋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弱势,不代表其在民族融合中的无为。北宋一直占据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并持续经营西北,颇多建树,契丹、女真政权在看到并吞大宋无望的前景后,更愿意加强与汉人政权的经济文化交往,为边地人民接触、认识、接受、认同中华文化提供了宽广舞台。南宋占有的半壁江山之西南区域民族成分复杂,为赵宋政权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留下了广阔空间。赵宋王朝在云贵川等地的经营,促进了当地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无数散落在大山中的人民从此集合在“中国人”的旗帜下,为嗣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无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春节乡愁的文化体验与经济价值

春节是时间和空间的叙事,也是文化和认同的表征。乡愁是个体情感、集体情绪和国家情结的共同体认。春节乡愁是以时空转换与记忆构筑而成的情感投射。与春节乡愁相比,端午的乡愁是一份国人的文化托付,中秋的乡愁是核心家庭的私人性团聚,国庆的乡愁是国民集中性国家认同的庄严表达。乡愁资源的开发关键是乡愁文化基因的提炼和展示,是乡愁文化母题的创意呈现。乡愁经济是以乡愁文化为消费品和体验物的人文经济活动,包括乡愁恋地情结的旅游经济、乡愁情感宣泄的体验经济、乡愁精神连接的场景经济和乡愁灵魂皈依的信念经济,其内驱力是认同消费。

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华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对复杂全球安全挑战的战略性回应,集中反映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的综合性、多维度的安全观念,按照乘法原理(3×5×2=30),总共三十种安全子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的综合判断,不仅在本体论上展现了一种发展的视角,与时俱进地调整安全观念与策略,而且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方法论上则采取了“从后天看明天”的战略思维,从长规划,力求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和行动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安全挑战有着独到的贡献,不仅帮助重新定位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试论黄河文化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贡献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重要表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重要特征与文化特质。黄河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属于时代的新文化,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理论思想资源。黄河文化在我们的血脉与文脉传承中,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所依托的重要力量。黄河文化多元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与和合的文化理念追求,对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并形成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黄河文化所孕育的包容性理念与和平价值追求,为新时代语境下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重要的方向性启示。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下民族节庆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民族节庆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和劳动生活中产生的主要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产物,是一种发展速度最快、辐射带动性最强、收益面积最广的民俗事象。乡村经济蓬勃发展,民族节庆活动成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探索民族节庆文化助推文旅融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要解决民族节庆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在文旅融合发展主体维度上合理调动内生产力和外激活力,培养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提升民族节庆文化含量;助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积极消解民族文化活动与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矛盾冲突,赋能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并加大对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

论中国海洋生态文化的形成、演进与治理实践

中华民族在长期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海洋生态文化。我国古代海洋生态文化体现出“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特性。近代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海洋生态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化,海洋生态治理实践萌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海洋生态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认知等领域都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生态建设备受瞩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海洋生态文化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发展中大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应当进一步弘扬中国海洋生态文化,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研究

运用米克·巴尔当代符号学的方法对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凤舟竞渡图像背后承载的文化意蕴。画匠将唐高宗狩猎与武则天泛舟进行空间并置,试图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像叙事,展示武力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冲突,从而进一步释放画面的情感张力。凤舟造型融合了唐朝和粟特文化元素,塑造了怀柔主题的女性文化空间,丰富了唐代端午凤舟竞渡研究。

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基于“文化工具论”的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即各族群文化的互动演化趋势会怎样?马汉和亨廷顿认为这是“文化的冲突”,并先后给出了自己的系统论证。但他们说的文化冲突其实既不是文化本身的相互冲突,也不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发的冲突,而都是利益之争的冲突。除此外是否还会有可以成立的文化冲突论?根据“文化工具论”的评析也不会。因为文化的冲突只会出现在使用文化工具时仅有的两个特殊情境中,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趋势。相反,文化的融合才是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因为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工具的种类越多越好,于是,很多具有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工具会从一个族群流入其他族群。也许有人担忧人类文化互动的融合趋势会消除族群文化的个性或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人类文化不能继续在差异中相互促进。通过文化工具论的评析可知,这同样是完全不必要的担忧。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化主体性何以实现——以戏曲文化创新发展为例

中华文化主体性具体体现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并与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相融合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百余年的砥砺探索是其生成的实践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文化主体性”重要理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推进“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戏曲文化对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总结发现:构建新时代戏曲发展体系,在世界视域下增强中华文化的普及性和认同度,是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效举措。要强化文化自信,守好意识形态阵地;融合传统与现代,提升文化吸引力;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传播中国声音。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发展

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基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有很高的重合度。民俗文化在强化社会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经济增长、培养价值观念、建设社区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和传承民俗文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中国学是文明互鉴之学

2023年11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国际传播视域下儒家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东亚文化乃至欧美西方国家的哲学、文学和伦理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世界不同文化美美与共,交融共生。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诸多挑战,儒家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社会能动性更加彰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更加需要儒家文化,更加需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消弭分歧,包容合作,建设持久繁荣的和谐世界。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理路、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确立文化篇的标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实践和理论创新有机结合的创造性成果,富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习近平知青经历与治国理政经验为直接成因。其核心要义是紧抓意识形态工作、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坚守中华文化本位。其时代价值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以开放为特征的理论架构和以实践为指向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道路实践中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和时代精华,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指南,持续学习贯彻和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应成为社会共识。

丝路文化与传统中国形象的建构

由概念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一词,既在内涵演变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同时又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国家名称;“丝绸之路”作为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贸易路线体系,是联系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因此,丝路文化既是传统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又是传统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