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基于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考察

作为重要政治话语资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引发学界关注。通过“话语的历史”与“历史的话语”双重互动维度,探讨相关话语在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研究发现,1936年的《生活日报》以“大众文化”的推广促进了抗日救亡“民族联合阵线”的形成,1938年创刊的港版《大公报》从“明耻教战至一心抗战”并且“团结各方并声讨汪逆”,1941年的《华商报》更是注意到“五洲四海”的“民族解放与世界运命”,勾勒出相关话语的产生、强化和拓展,以及话语主体与对象的内在逻辑;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历史资源和现实需求塑造着话语的缘由,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上的友敌想象、编读实践与统战宣传则呈现了话语的影响;同时,香港进步报刊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作为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显著,拓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立体空间。为在港地较为复杂的舆论场中处理好话语表征的问题,和为港民的国家认同与人心回归制定出话语动员的策略,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参照。

公共关系学的“公共性悖论”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从1984年“中国公关元年”算起,公共关系进入中国已经40年。此间,中国本土的公关实践、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从未间断,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主流保持一致。然而,全球公关学术场域的主导理论与范式大多来自西方,中国实践更多作为特殊经验提供文化证据。这种“体用关系”难题不仅极大限制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且公关实践、学术乃至学科的正当性长期面临各种质疑。对照传播学科的自反性研究,回归现代公共关系在美国发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公共关系学引进时的实践迷思,提出“公共性悖论”这一阻碍学科正当性的“元问题”,反思造成公关职业污名、公关有术无道、公关难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三重困境,而突破公共性悖论正是回应“小学科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实践创新层面,作为“中间地带”的公共关系业需平衡策略传播与公共伦理的关系;学术研究层面,作为“行动连续体”的公共关系学应当突破理论界域贡献中国原创理论,以学术力量参与社会充分运作;学科发展层面,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需跳出“美国中心主义”与“商业中心主义”的窠臼,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优化学科研究方向。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关系学知识体系,需走出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迷思,反思视中国为“在地”而西方为“世界”的狭隘视域,以学术自主、文化自信的姿态观照本土公关实践并创新自主理论体系,从而更好推动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不断向前发展。

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新兴国家传播的实证分析(2013—2023)——基于甘姆森诠释包裹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2013-2023),作为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和载体,中医药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泛传播。以俄罗斯、印度、南非三个既是金砖国家、又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南方新兴国家为案例,以甘姆森诠释包裹为理论框架、以这三个国家十年间中医药文化报道为样本进行基于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印度对社会背景和政府归因更聚焦、俄罗斯对中医药评估和后果与影响较为关注、南非重点强调生态背景和中医药归因;三国媒体中医药文化报道装置主要采用描述装置和论据装置,隐喻和短语较少;历时看,屠呦呦获诺奖(2015年)引发印度对本国医学发展的省思,激发俄罗斯对中华传统医学更大兴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关于中医药文化的讨论更为广泛多元,舆论出现两极分化;三国媒体中医药文化报道的框架装置和推理装置间存在相关性。

P-MASE模型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研究

P-MASE模型是由南开大学研究性教学团队提出的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型。该模型旨在提升学生在问题分析、方案构建和探索求解等研究过程中的能力,同时也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新闻人才培养中新闻史课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P-MASE模型法来讲授新闻史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思维水平和思辨能力,对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提高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话语变迁与谱系构建:日本国家叙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日本的国家叙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关涉日本的民族性、价值观、文化惯习、社会结构等主体性层面的要素,还依赖于中日两国一直以来的文化交涉与政治交涉等主体间性层面的要素。其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制于东西方力量的变迁,在历时性话语上分别被表征为“楷模帝国”、“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从根本来看,这种话语谱系是一种为了应对外来力量刺激、建构“自我主体性”而形成的虚拟想象集合。面对日本国家叙事的片面认知与主观评价,我们需要在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实在”的基础上,借助对话与交往展示好中国的“国家外在”,以自我叙事重构中国国家形象。

审势与攻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媒体宣传

甲午一役,不仅表现在正面战场中的枪炮交锋,也体现在“第二战场”的媒体宣传上。相比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媒体的排斥与沉默态度,日本在不断扩充自身兵力、逐步扩大外交的同时,也在国内外持续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此,文章在简要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发动舆论攻势的背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日本为塑造自身形象而对本国与海外使用的舆论建构手段,同时,文章在最后重点探究了日本对清朝国家形象、军队形象以及国民形象的舆论建构,揭露日本在狂热战争情绪煽动之下的所作所为。

来华留学生集体身份的官方话语建构与时代变迁——基于《人民日报》(1949—2023)的考察

作为留学生研究的两大主体,我国出国留学生与来华留学生相关历史研究极不对称,后者缺乏关注。本文从新闻史视角切入,以官媒《人民日报》作为话语主体、来华留学生主题报道为研究文本,综合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等多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量化质性相结合,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和社会实践层面总结、回顾来华留学生集体身份的核心特征与演变历史。研究发现,在《人民日报》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话语策略建构下,这一群体的媒介化集体身份自1950年以来历经了“兄弟国家的爱国者”“发展进步的亲历者”“深度参与的实践者”至“民心相通的促进者”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反映,本质上关联国家利益。

红色之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与景观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突破了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以纸媒为主的现状,实现了纸媒的“有声化”,突破了传播屏障。电台在报道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和批判国民党积极反共与消极抗战的行为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让党的声音、话语和形象等传播的空间范围更远、速度更快、受众面更广。声音研究是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新兴领域,从声音出发,探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叙事和声音景观,将声音与地方、感官及人文相连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揭示其独特价值。

李大钊新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李大钊通过学习中外思想和长期从事新闻活动,形成与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新闻是对社会状况的写真,新闻与历史密不可分;新闻要关注人民群众;新闻要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以及新闻要实现言论与出版自由等。李大钊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其贡献巨大,主要包括:有助于把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推动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促进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新时代背景下,李大钊新闻思想对指导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作用。

新中国初期新闻宣传的价值重塑与体制重构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国际上美苏两种力量泾渭分明的抗争格局与国内新生政权亟待巩固的严峻挑战,党的新闻宣传承担着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新生政权认同的历史使命。为此,党对新闻宣传开展全面价值重塑与体制重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思想体系,彻底改造旧有新闻宣传体制,确立党管宣传基本制度,形成了以党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一元化格局。新的价值理念和宣传体制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为新生政权巩固和新的国家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基本价值与基本体制影响至今。

论我国党媒体系新闻舆论的特殊价值

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方式形成的舆论,是我国党媒体系引导社会舆论的核心手段。新闻舆论正是在引导社会舆论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特殊价值。基于哲学价值论视角,根据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的不同作用方式而产生的价值效应,新闻舆论价值可分为反映价值和引导价值。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引导价值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具有首要性或根本性,决定了引导价值是我国党媒体系新闻舆论的特殊价值。新闻舆论引导能够对不同层面的价值主体产生一定的价值效应。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是实现新闻舆论引导价值的基础。因而,新闻舆论引导价值的良好实现,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充分报道新闻,保障知情权;全面反映人民意愿,保障表达权;推进党媒媒介治理平台的建设,保障参与权。

项英与《红色中华》报论略

作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之一,项英与《红色中华》关系极为密切。他一度是《红色中华》的实际负责人,在该报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还介入《红色中华》的编审业务,借以指导现实工作。而且在他的影响下,《红色中华》成了苏区政府的一个工作平台,刊登了大量的行政公文,在当时的苏区引起了不同的评议。用报纸发布机关公文,确实降低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现实功能。不过,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此举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报刊史的研究方法

2021年10月16日,《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邀请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共党史、中国报刊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领域的多位专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就“新报刊史的研究方法”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此之后,编辑部又邀约了几位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维度对这一议题做了进一步阐发。

试论晏阳初的传播思想

晏阳初传播思想的个性或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向普罗大众、志在“智民”的功利主义取向;二是一切从受众出发、一切为受众着想的受众至上取向;三是注重传播的系统性及其组合效果。从渊源上看,其根在中国,而枝干却是中西嫁接的产物。

“三贴近”传统的历史演进

"三贴近"既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指导原则,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党先后提出了新闻宣传通俗化群众化思想,新闻宣传大众化思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以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这些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构成了"三贴近"传统的演变史。回顾和梳理"三贴近"传统的发展脉络,总结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将有利于我们对"三贴近"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十余年的办报生涯中,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和新闻学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的思想主张。他最早提出报纸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责任双重性质,并认为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馆是主持清议、维持公理的地方,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不然就没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新闻法制要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前提,明了清晰,便于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官员用来任意查封报馆的保护伞;他提倡,报纸要更好的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就要积极提倡内容健康、语言通俗的白话文。

传播的仪式观:仪式是传播的本体而非类比

在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中,仪式与传播是一种本体关系,而不是类比关系,这关涉传播学研究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对此凯瑞没做具体而细致的阐释,但是在他的相关表述中,却隐含着仪式与传播的同一性。作为传播的仪式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仪式,因此,在凯瑞看来作为符号互动或社会互动过程的传播也是一种仪式。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拓展并深化了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理论,也有助于佐证仪式与传播的本体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报人的新闻理论——从《文艺新闻》到《新闻记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报人先后以《文艺新闻》《记者座谈》和《新闻记者》为理论阵地,进行自我批判与建设,探讨新闻学理问题,关注中国事业发展,从而成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

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以"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凯瑞反思了"传播的传递观",期望纠正这种传播观念及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仪式和传播都具有社会序化和社会凝聚的共同功能;第三,传播具有仪式性特征,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符号互动,符号互动具有仪式化特征,人类传播活动正是符号互动过程。凯瑞的个人阅历和宗教信仰也有助于其传播仪式观的形成,特别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古代信仰的世界观已经融入凯瑞的血脉,对他来说,所有的文化和传播活动本质上都是宗教(仪式)。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