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以《大公报》疫情报道为例

“细菌”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近代主要通过大众报刊的传播,逐渐被国人熟悉。在传入之际,时人结合旧有知识体系将细菌理解为一种“由气化生”的有毒的虫或微生物,渐渐称之为“疫虫”“瘟虫”等;随着重大疫情期间卫生知识的传播,民众逐渐接受了“菌”的存在;进而接纳并灵活运用“细菌”这一全新表述。现以近代《大公报》三次疫情报道为例,考察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这是我国国民接受现代医学概念的典型过程,改变了国人传统的疾病观念,促进了现代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

《申报》与文学市场化的历史演进——兼论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论域中“上海文艺”“海派文学”与“清末文坛”可以共享一个“文学市场化”逻辑,溯其源头在《申报》。《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用文学化笔法、诗性语言写成的近世六十年微型文化史,是滥觞于《申报》的中国文学市场化历史演进的学术观察与思考。若从文学传播的维度考察,《申报》首开中国报刊文学之先河,赋予中国文学公共性与社会性。个人创作登上报纸意味着文学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货币稿酬制诞生后,文学市场化迅速成熟,无缘仕途的文人士子转型为现代职业作家,读书人的身份和角色由此发生深刻变化。职业写手的卖文几乎与卖艺/卖手工产品无异,不过是谋生手段而已。欲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状态的鲁迅,对为钱而写的“小说家”表示轻蔑,杂文《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其对文学市场化、写作职业化、小说家商人化的思想清理与历史审视。

论清末白话报的业务革新

清末白话报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当时文言报刊一枝独秀的局面,而且在新闻业务上别开生面,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在栏目设计和内容安排上突出针对性与实用性,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在报章语言上追求言文合一与平易浅近,有力地提高了报纸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评论写作上讲究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增强了思想启蒙的传播效果。相对于文言报刊,清末白话报以通俗化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赢得了受众普遍的认同和喜爱。

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认知战”实践及经验

新闻媒体是开展认知战的主阵地、主平台和主力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筑了完善的认知战略体系,以报纸为媒介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认知对抗。《晋察冀日报》的办报实践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认知战的杰出范例,它通过拓展认知战时空场域、争取认知战群体认同、构建多维叙事等手段,成功引导了边区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认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认知攻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群众路线之编辑特征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立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编辑工作群众路线实践的过程,总结其内容通俗、语言生动、注重反馈、鼓励投稿的编辑实践特征。研究表明,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编辑工作对群众路线的实践,不仅实现了党与群众需求的统一,而且培养了报刊编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还丰富了延安红色报刊的“群众办报”经验。

《申报》视域下晚清环境卫生知识的话语建构(1872—1890)

晚清环境卫生知识的建构与传播推动了民众观念与国家制度的变革,其知识的建构历程早于近代“卫生”概念的产生。知识经由话语进行表达,话语经由媒介而言说。《申报》等报刊的出现,为晚清环境卫生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媒介条件,也生产出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各类话语体裁为读者提供了时效性、参与性、问题导向性的多元环境卫生知识,因果与比较的话语策略则从理性和感性角度建构了近代民众的环境卫生观念。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年谱编撰与效果历史意识:新闻史研究的新想象——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

年谱具有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索引和中介价值,而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年谱尚付阙如。本文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理论引入新闻史研究中的年谱编撰,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反身性思考编撰年谱的问题意识和一手史料来源,以及由谱主的人生阶段长度、社会交往宽度、学人角色高度和生活阅历密度建构的经验空间,以期在超越个案的意义上为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想象力。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领域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其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活动领域亟待探讨。当代新闻事业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的所有方面,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态建设、社会氛围建设、国家形象建设和公民素养建设等。探讨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参与上述诸领域“国家治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目标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2017—2023

本文梳理了2017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自2017年学界开始尝试以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独特学科视角以来,无论是传统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还是新闻史和媒介史研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媒介理论转型。其中,又以媒介物质性与媒介本体论的理论叙事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一系列的学术成就似乎在提醒我们,应以本土媒介实践为抓手,为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创造新的阐释空间与对话可能,从而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全球化、区域性与现代化:时代大变局下中国新闻舆论史学探索

“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及其规律性呈现,离不开历史语境的清算与经验总结。新闻舆论史学探索侧重文本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涉及近代报刊的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转向探讨区域性、全国性与世界性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中,传媒重要角色是塑造国家认同,这是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延续。而觉醒与启蒙系两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发展的舆论动员重要面相。总体而言,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涉及传媒在国家认同上的重要作用。由此而论,政治议题与媒介议题,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互动,当给建国学理探索更多可以发掘的空间。简言之,近代传媒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代史学探索重要命题。

晚清民国报刊《阿房宫赋》拟作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效仿西方办设报刊,文学创作纷纷依托报刊发表,传统辞赋等旧体文学也时有见刊,但原创性作品极少,大多是对经典赋篇的模拟和戏仿。其中以杜牧《阿房宫赋》的拟作最具代表性。虽然这些拟作在艺术体式上未取得突破和创新,但其关注世界历史变迁,书写现代题旨,阐发新的价值理念,批判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拓宽了传统辞赋的阐释空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值得学界认真梳读汲取。

论报刊在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从媒介史视角而言,晚清时期是湖南报刊取代书籍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此历史转型中,报刊是传播思想的利器,其技术特征是形塑近代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关键要素。“思想”与“印刷”的双重革命,在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其建构了“政治型”的文化认同机制、“学习型”的文化选择机制和“团结型”的文化传播机制,实现了湖湘文化由“雕版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型,推动了文化领导权由传统士人向近代的“报人”和“党人”转移。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报纸及其影响研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成为战时陪都,71种报纸也随之内迁。论文对71种报纸的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移次数和在重庆出版持续时间4项信息进行统计并结合史料进行了分析。从时间维度看,1938年内迁重庆创办报纸数量最多,达13种;去掉停刊时间不明的38种报纸外,占内迁重庆报纸总数的46.5%的有33种报纸,在重庆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达14年。从空间维度看,原发行地在重庆地区的有57家。内迁重庆复刊/创刊的71种报纸,80.28%的报纸未迁移;迁移一次至重庆的报纸最多,有11种;迁移两次的报纸为2种;迁移三次的报纸仅有1种。报纸内迁重庆促进了重庆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部分改善了东西部地区报纸分布不均的格局,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

晚清民国报刊《陋室铭》拟作考论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效仿西法兴办报刊,不但刊发时评政论、世界大事、商业广告,也刊载文人创作的旧体文学,但这些旧体文学缺少原创性,主要针对古代经典名篇进行模拟和戏仿。其中拟仿刘禹锡《陋室铭》的篇目最多,主旨广泛,题材多元,有近五百篇。虽然这些拟作在艺术上成就较次,但其书写新的题旨,阐释新的时代,批判不良现象,拓宽了传统文学的表达空间,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妇女》的宣传动员分析

《新疆妇女》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地区著名女性刊物,在推动新疆妇女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物聚焦于唤醒新疆妇女的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意识,将两者紧密结合,引导她们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新疆妇女》围绕“强调抗战的重要性质、倡导自力更生思想、报道妇女抗战模范”开展宣传,动员新疆妇女“关注—支援—参与”抗战,体现出《新疆妇女》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新疆妇女》采用了情感动员、大众动员、集中动员等多种宣传策略开展抗战宣传动员,使新疆妇女的身份建构从个人层面扩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视角。

季米特洛夫的新闻实践与新闻宣传观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家。自他12岁被迫辍学后开始踏入新闻行业,一直从事该行业到1949年逝世。他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不少见解,认为“报刊是武器,具有伟大的力量”。

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民国报人的职业流动相对自由,渠道较宽,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价值观念、报馆组织和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发。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外,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流动率高,其职业地位也不稳定。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技能,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员流失导致报馆人才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编辑方针。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

抵近民众: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的报刊活动

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特别重视报刊工作,从学生军司令部到各团、各大队和女生队,每到一地即积极创办报刊,其活动区域几为报刊所覆盖,有些报刊甚至外溢到周边地区。他们制定贴合地方和民众的编辑方针,建立稳固的编读关系,提升发行量和读报人数,改进造纸、刻写和油印技术,同时在“青记”和国新社的帮助下,促进了报刊的下沉和对民众的渗透,宣传了抗日救亡,推动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江西苏区红色报刊美术作品创作研究

红色革命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题材,历来受到重视。江西苏区红色美术作品,以江西红色革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遗址文化作为创作主题,以历史为背景,生动展现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对当代江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艺术、教育具有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