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冷战视阈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原貌、定位与意义: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出版史料研究

奥斯邦(E.G.Osborn)是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开播的关键人物,大量中外近代出版物记载了奥斯邦入华创办电台的始末。结合中国境内、港、澳和其他境外出版史料,以及中外学术出版物的互证,还原奥斯邦及其电台的历史原貌,探讨历史定位,阐释历史意义。出版史料互证包括史料互证、史料与学术出版互证、学术出版互证三个方面。出版史料互证对构建中国广播开端史具有重要意义。从补充境外史料、拓展研究维度、更新研究视角三个方面延展出版史料研究,是构建广播史新研究空间的必然方向。中国广播史研究仍旧可以从更为广泛的出版史料中进行挖掘。

“劫收”:1945年上海广播电台的接收历程

抗战胜利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开始抢占对日伪广播敌产接收的主动权。围绕这次接收,形成了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江南区电信复归处为代表的行政院交通部、以上海市公用局为代表的上海市政府围绕上海广播电台接收工作的权力纷争。本文以历史的方法,通过梳理和还原上海广播电台的接收全过程,透视由这次接收工作彻底扭转的民国广播事业格局。

新华社在涉县

自1947年4月到1948年5月,新华社驻太行的涉县可称之为国社红色序章的重要成长时期。期间新华社的文字和口语广播及收讯业务,一天也没有中断;1947年9月11日英语广播开播。总社在各野战军中组建前线分社和记者团。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厂建成。在涉县,还办了一期电训培训班。1947年5、6月间,新华社香港分社、伦敦分社相继成立,扩大了解放区的影响。

基于导师参与的研究生思政教育成效实证研究

探索导师参与研究生思政教育活动的工作机制,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实证角度出发,将研究“党、团、班、会”活动、导师参与、思政教育成效纳入一个框架分析,研究发现,“党、团、班、会”活动对提升研究生思政教育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党、团、班、会”活动引入研究生导师的参与,有利于提升思政教育成效,并且导师的参与具有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导师参与研究生思政教育活动的可操作化建议。

“三线建设”框架下的举国参与:20世纪70年代国产黑白电视机产能激增的机制性解释

国产黑白电视机的单机生产成本直到1978年仍高于售价,但其年产量却在20世纪70年代增长100多倍。以同时期国家的产业政策为框架,给出如下机制性解释:电视机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由以国防工业为主要任务的中央部委专门负责。这样的归属既有利于在试制阶段集中优势,又使这类“民用品”在本系统内位置次要。由于主管部委直接掌握的资源亦属有限,在此期间电视机产能始终有而不多。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电子工业既是中央选定的重点产业,更在作为顶层战略的“三线建设”框架下权责下放。因此,电视机的生产主体从部委专属扩展为举国共举,从而获得远为充沛的资源注入。回溯彼时情境,这种中央统署,部门、地方共同参与的举国方式的确是构造新兴产业的较优路径。

论边界的消失与电视媒体的媒体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在时空、介质、传播限制和信息限制层面的边界被打破,媒介生态结构、关系和规则发生根本性变革。新型智能媒体的属性已经超越传统的媒体范畴,进化成为具有全媒体属性的互联网平台,支撑电视媒体几十年发展的主导型优势被打破。困境之下,传统电视媒体开始数字化转型,转型之路并不平坦。文章通过描述性研究法并结合经验总结法,分析新型智能媒体的巨大优势,由此反观电视媒体的劣势,以及与智能媒体相比,电视媒体还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和优势,旨在为电视媒体的破局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电视媒体的“体制性优势+高公信力+良好社会影响力”与新型智能媒体的“社会动员力+社会渗透力+技术探索力”,优势互补,可以实现不同介质的互通,优质产品的互相衍生,平台影响力的相互赋能,用户之间的互相迁徙和不同场景的相互融合。这种需要主管部门、电视媒体和新型智能媒体合力打造的跨域生态体系,将为电视媒体的未来提供可探索、可借鉴的模式和路径。

民国广播史图像价值分析

随着史料学研究的深入和读图时代的到来,广播图像史料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图像具有直观、具象的特点,能传递出文字无法完全表达的信息,图像史料的运用给民国广播史研究注入新的内容。通过史料的视觉形象作用,研究者在脑海中呈现出过往的历史场景,进而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广播图像史料运用不仅使史料的范围扩大、样式丰富,而且带来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的转变,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样式,为民国广播史研究增添活力。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传播技术与设备的发展

目的从技术和设备的角度探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的过程。方法历史辩证与分析。结果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中,从国民党部队吸收的一批无线电人才是延安新华广播无线电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和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建立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实现了技术人才和无线电器材的自给;广播技术人才利用早期无线电通信技术在艰苦的环境下自主研发组装了一批广播技术设备。结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阶段,反映了八路军信息化建设的肇始情况;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技术经历了一个从情报通信技术到口语广播技术和文字广播技术并存的发展过程,广播人才队伍经历了一个从业余到专业,从零散人员到具有一定规模人数的发展过程。

电视综艺的观念演变

本文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综艺在观念层次上的演变历程:表演、游戏、益智与真人秀,并以此为背景对“娱乐化”、“克隆”与创新、“明星、主持人与观众”、央视与省台的竞争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思考。

抗战时期广播的伦理冲突及战时规制

从社会发展时空的概念将广播界定为民国时期的"新媒介"形态,它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的壁垒。在广播的社会化进程中,相伴而来的伦理冲突也日渐凸显。特别在抗战时期,广播的伦理规范与社会责任问题持续引发争议。利用包括广播在内的媒介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呼声。受众的"新媒介"批判,促使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了伦理规范,并出台了监管层面的法规,共同使得抗战广播在改善不良内容、抵制低俗娱乐、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信息传递、普及战区大众教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抗战广播的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新媒介"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社会与人的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新媒介的伦理与责任走向,以及媒介伦理思想发展的进程。

民国时期上海民营广播播音艺人特点浅析

民国是民营广播大发展的时期,上海则是民营广播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民营广播以娱乐节目为主。伴随电台娱乐节目的繁盛,一大批播音艺人活跃在广播领域。一、播音艺人身份构成特点民国时期民营广播播音员可分为专职播音员和客串播音员两类。＂专职播音员由电台负责招聘,以电台播音为主要工作,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新媒体介入与传统艺术变异的“互动”——以民国时期上海广播与苏州弹词的发展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广播电台的出现改变了近代中国信息传播的格局,评弹等以声音为主要传播特征的艺术样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广播给予了评弹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提升了评弹这一表演艺术的传播范围和效能;同时,广播重构了评弹的生存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弹的内容生产机制,意义生成与传承机制造成了评弹的变异和新形式的拓展。

“人民本位”:建国初期广播事业的“公共”话语实践

在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实践中,人们关于＂公共＂一词的讨论由来已久。如果回溯历史情境对其进行检讨,我们不难发现,广播电视＂公共＂话语并非发端于市场经济时期,或者说,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并非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百业待兴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提出举全国之力建设＂农村广播网＂,并将其迅速落实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

中国第一座对农广播电台考

中国的第一座对农广播电台———定县实验电台于1930年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开办。其传播内容与方式呈现出鲜明的对象化特点,传播过程则体现出传受双方的互动性特征。一切从农民出发,一切为农民着想,做农民们的良伴和向导,是定县实验广播成功的秘诀所在。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世界电子技术的新发展,英文"Television"一词作为电传图像概念在西方兴起,中国留学生将英文"Television"传入中国。1927年,《申报》和《科学》采用意译方式,将古汉语"电视"一词对译英文"Television",借以表达"利用无线电波传送物体影像的装置"和"利用无线电波传送物体影像装置传送的影像"外来概念,赋予它新语义,成为新名词。1932年,"电视"与英文"Television"对译关系基本固定,逐渐成为报刊常用语。1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制定《物理学名词》,"电视"等相关名词得到官方学术权威认可,"Television"正式命名为"电视"。此后,"电视"一词成为反映电子技术新知识的物理学关键词和新兴电子媒介的新闻学关键词,进入各大辞典和著作,融入社会,流传至今。

战时西安广播电台的创建与科技传播

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踏勘,对创建于1935年的西安广播电台及其自制天线、地线、发射传播装备技术和科学广播节目作了考察。认为该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开端,并认为张学良在其开播典礼上的讲话是为中国政要关于无线电广播科技知识的最早一篇广播稿范本,而且作了很贴切的口语化处理,以苏俄建设伯力无线电台中心网为例,强调无线电在启迪民智、传达消息、统制舆论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丰富了早期科技广播稿体裁的内涵与外延。

国共合作背景下抗战广播宣传的特点及其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在事关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正确的决策,于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发出了全面开展全民族抗战的号召;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中所提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也指出：要＂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