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的王重民研究述略

王重民研究是我国目录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刘修业及王重民的友生曾从目录学、图书馆学、敦煌学等角度刻画王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道德情操。21世纪以来随着“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和学界对王重民生平与学术的关注,王重民研究逐步向纵深化、专精化发展。本研究即着眼于这一阶段,力求综合评述并客观归纳21世纪以来王重民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宋写本《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述略

我国历代写本藏经传世不多,宋人写经更是凤毛麟角。贵州省博物馆藏宋写本《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所书内容为《问摩衍品第十九》《陀邻尼品第二十》两篇,主旨是佛教的性空思想。书法特点为楷体书写,笔画规整、明确可辨,给人带来平衡和谐的美感。卷内有李恩庆、周寿昌、徐树铭、乐嘉荃铃印或题跋,增加了宋代写本藏经的文献价值。

敦煌文献与西夏文献在杂字蒙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文章透过敦煌文献及西夏文献中“杂字”类蒙书的通盘考察,藉以弥补宋前杂字蒙书文献不足的缺憾。以宏观的视角将之置于中国杂字蒙书发展史进行评估与考察,并从杂字名义的厘清与溯源泝流,及内容、形式、体类的分析,持与宋元明清杂字书相比较,阐述其具“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等特色,总结其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藉以凸显敦煌学发展在力求走出敦煌,结合传世文献的同时,延伸至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当可发挥互补互证,相辅相成之功;加大敦煌学的纵深与广度,拓展敦煌研究的新天地。

吕才《阴阳书·历注》与唐历——具注历源起新说

唐太宗曾命吕才等人编修《阴阳书》,此书“历注”二卷被作为注历书长期使用,可以视作最早的注历书。梳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具注历与日本藏《大唐阴阳书》抄本后发现:一、《大唐阴阳书》抄本即《阴阳书》卷三十二、三十三“历注”部分,与出土唐至宋初具注历历注顺序、类目相同,内容相关;二、今存最早的具注历为唐高宗显庆三年具注历,晚于《阴阳书》,具注历阴阳历注内容应系从后者抄出。因此推断,具注历的产生与《阴阳书》有关,时间不早于太宗贞观十五年。

谈谈敦煌经部文献校勘的知识储备问题

敦煌经部文献的校勘整理,除了应具有进行传世文献校勘所必须具备的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古代典章文化方面的基本功以外,还需关注敦煌写卷的书写体例、唐五代西北方音、敦煌文献的避讳、写本旁注字、文字演变史以及清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在这几方面认识不足,就会出现校录及结论考订方面的错误。

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经过一百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大多数已经有了标准的录文本。目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但敦煌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图片,而不能检索文字。文章从图片、编目、电子文本、检索四个方面,探讨敦煌文献真正数字化的途径。

形式服务转向背景下面向信息资源管理的图书馆学学科创新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名称调整为“信息资源管理”,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要主动面向信息时代带给图书馆传统服务内容空壳化的挑战与机遇。数字化信息化正在“掏空”图书馆传统内容服务,图书馆面临生存危机,为此,形式化突围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研究对象和命题。图书馆形式化服务需要建立在图书馆的仪式感之上,重塑仪式感是图书馆安身立命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科创新的机遇。

敦煌写本P.2044V诗偈作者考述

敦煌写本P.2044号所抄文献多样,内容丰富。其背面所抄诗偈八题11首,作者佚名。从写本系联入手,将P.2044号写本与敦煌文献中其他相关的写本做比对研究,可考其作者为鄜州开元寺僧智严。他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前往西天取经,途经敦煌而暂驻讲经说法,与当地僧俗信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诗偈的内容,就是他驻足敦煌期间说法化俗、与僧俗交往的历史见证。

敦煌藏文写卷《开示轮回》解读

敦煌藏文文献P.T.24.4、P.T.24V.1、P.T.32BV.2、P.T.459、P.T.580V、P.T.757V、P.T.977.4、IOL Tib J 335.I等八个抄卷实为同一部文献。这些编号在相关目录著作和影印本中的命名多有出入,个别亦未命名。本文根据文献题名统一将其定名为《开示轮回》,并以P.T.24.4+P.T.24V.1为底本进行录文、翻译、解读,并指出此文为受藏译《法句经》、《入菩萨行论》等佛经文献及汉文佛经变文影响而创作的一部唐代吐蕃时期的佛经变文.

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高校图书馆古籍出版实践探索与思考——以河北大学图书馆为例

古籍整理出版是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对充分挖掘古籍学术价值有重要意义。国家对古籍工作越来越重视,各古籍重点收藏单位也加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文章基于河北大学图书馆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实践,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图书馆古籍出版的策略。

因果推断视角下科研合作多样性和文献新颖性间关系研究

[目的/意义]深入理解科研合作多样性和文献新颖性间的因果关系,对指导科技工作者团队建设、促进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原创性成果重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设计/方法]从人口特征和任务两方面出发,研究合作者团队的性别多样性、学术年龄多样性、机构多样性、学科多样性以及主题多样性对文献新颖性的影响,并以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文献为研究对象,综合相关分析、主效应回归和基于广义匹配的因果效应估计三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科研合作在学术年龄、学科和主题维度的多样性与文献新颖性间存在因果效应。通过增加合作者学术年龄(SATT=7.66%)、学科(SATT=5.98%)或主题(SATT=3.3%)分布的差异性程度,可以提高合作文献的新颖性程度,且科研合作主题多样性效应高于学术年龄多样性及学科多样性。[创新/价值]揭示了科研合作多样性和文献新颖性间因果关联,为人工智能和其他交叉领域的科研团队建设或科研项目评审提供参考。

《淮南子》命名的演变及其定型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综合其他思想编撰而成。刘安最初将《淮南子》定名“鸿烈”,借此名彰显自身学术功绩与政治理想,又称《刘氏之书》。后因刘安谋反,刘向在校书时将其重新定名为“淮南”。经后世流传,“淮南子”逐渐成为通名。《淮南子》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又久经流传,于是逐渐产生了诸多异名,如《淮南内》《淮南外》《淮南书》《淮南记》《淮南鸿烈》《刘安子》《淮南鸿烈解》等。其异名的致因可归纳为编撰者与书籍地位改变、误传、完善信息以及学者自创形成等原因。

因果推断视角下团队多样性对人工智能领域文献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

从引文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AI)领域文献创新扩散过程划分为“是否采纳”(10年内)和“持续性采纳”(包括快速增长期、缓慢增长期和采纳饱和期),基于1950—2019年期间发表的约170万篇AI合作文献,借助因果推断方法,探究团队多样性对不同创新扩散阶段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团队国家多样性与是否采纳、持续性采纳均呈现正向因果效应,即提高AI领域团队国家多样性水平,能够使文献10年内被采纳的可能性相对增加7.041%~9.818%,同时使持续性采纳相对提高8.082%~16.834%。(2)团队在学科和主题层面的多样性与是否采纳间呈现正向因果关系,与持续性采纳间无显著因果关系。提高AI领域团队学科和主题多样性,能够使文献10年内被采纳的可能性分别提高3.651%~4.697%、3.052%~5.095%。(3)团队机构多样性和持续性采纳间存在正向因果效应,与是否采纳间无显著因果关联。提高AI领域团队机构多样性能够使持续性采纳相对提高13.506%~18.679%。

《龙筋凤髓判》句意疏解商辨

张鷟《龙筋凤髓判》是迄今为止传世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由蒋宗许等五人合作的《龙筋凤髓判笺注》一书,于201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应对张鷟其人其作乃至对中国古代法律史、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但由于多种原因,其在句意疏解方面仍有些许疏误,兹将阅读过程中所发现的讹误之处加以整理,并以按语形式为之纠谬,以期补苴阙漏,供学者参考。

谈音韵学在敦煌道教文献校勘中的作用

敦煌道教文献中有不少韵文,对这些韵文的韵脚进行分析,可以解决一些校勘问题。分析韵脚字,可以确定异文的是非。对于无校本的文献,分析韵脚可以找出讹误所在,并做些适当的理校。文献中的一些异文与语音转变有关,对异文做音韵学分析可以判别正误并确定讹误产生的原因。

樊汝霖及其《韩集谱注》考论

蜀人樊汝霖的《韩集谱注》是宋代较早的一部韩集注本,其体例承自嘉祐蜀本分体编排,在考订年月、勾稽本事、阐发主旨方面用力尤深,对后世韩集注释产生了深远影响,惜今已亡佚。现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集举正》等书中所保存的樊注,梳理樊汝霖生平行迹,探讨《韩集谱注》的成书流传情况、体例及卷数等相关问题,并揭示《韩集谱注》的注释特色与价值。对樊汝霖及《韩集谱注》进行研究,有助于梳理宋代蜀地韩集注释谱系,推动宋代韩集研究和文学阐释学研究。

文化场域下的宋代书院文人阅读与当代启示

宋代文化昌盛,社会阅读风气浓厚。宋代书院文人聚集,研讨学问、自由讲学,是古代阅读高地。文章以阅读史研究视角,对宋代文人群体阅读背景、阅读内容、阅读方法、阅读实践进行研究,探究书院文人阅读与谱系传承的关联,旨在勾勒宋代社会阅读一隅。通过审视书院知识传承与文化延续过程中的阅读遗产,探讨对当代文化自信背景下阅读交互与再造的启思践行。

视觉重构理论视域下莫高精神数字化传播策略

新媒体时代,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技术手段丰富莫高精神的视觉表现形式,实现莫高精神的视觉重构成为优化其传播实践的重要路径和发展方向。当前,莫高精神数字化传播实践中面临着物质形态文化资源稀缺、可视化元素呈现单一、传播空间亟待拓展的现实困境,应当加强数字化保护,整合莫高精神文化资源;挖掘可视化元素,促进莫高精神创意表达;打造多维立体展示平台,增强莫高精神视觉呈现效果。同时,也要关注数字技术的合理利用,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莫高精神内核。

西夏的月令文本与本土时令——以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为中心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月令文本的时间结构与思维模式,同时还贯穿了应天顺时、依时寄政的政治理念。其创作思想主要源自儒家主导的月令政治模式、王道政治理想和秦汉以来的岁时文化传统,此外还受到唐宋官修类书以及《唐月令》的影响。“月之名义”对《唐月令》的绍继,除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唐代政治的钦慕效法,还融入了西夏对于自身正统地位的知识构建。“月之名义”中有关社会生活、岁时节庆、娱乐游艺的记述所勾勒出的西夏社会风俗图景,不仅体现出月令思维下西夏统治者推行王化、整齐风俗、规范民众道德精神的理想追求,还反映出西夏对于“中国”的认同以及中原时令知识在西夏的本土化与实用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