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校注的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是目前所见最好的《高僧传》整理本。问世以来,学界对其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有抉发和补正,然而仍有一些尚待解决。我们通过对勘收集到的四种日本古写经善本《高僧传》(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等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高僧传》卷五,(东京)三美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印刷)。

鲁迅西三条之校订《嵇康集》及其他

1924年6月初,鲁迅在迁居北京西三条寓所后,再次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校勘《嵇康集》是鲁迅古文献整理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分析这一工作,可以看到,鲁迅将古文献研究整理、翻译引进、文艺创作视为其文化工作的三个基础性项目,并使之不断地相互促进,最终使其文化工作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完成了由文学家向文学活动家的转变。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明史》新校本勘误七则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广州大典》未收书志十种——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文献为中心

《广州大典》是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其出版对于保存广东史料、促进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发现《广州大典》失收文献五种、失收作者五位及其著作五种,简述其书志,以供同人参考。

卜辞释文校订十一则

比勘几种大型释文类工具书,结合相关拓片材料与甲骨文字考释、缀合成果,主要集中于字形的辨析与释读,对相关条目的释文进行校订。

于省吾甲骨藏品整理与研究

本文对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旧藏(已公布部分)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根据相关材料梳理其著录、来源和流向,并就《双剑誃所藏甲骨文字》讨论了甲骨著录中的两个问题。

基于校雠和注释的《路史校注》研究

王彦坤所撰《路史校注》校勘参检六家版本,或择善而从,或新出己意,皆力求详尽精审;注释有源必溯、求真求切,疏通文义怡然博洽。《路史校注》的出版是彪炳古籍整理史册的大事,不仅填补了相关校注的空白,还为当今的文史研究者在利用《路史》时提供了上佳的校注本。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魏禧集外诗文考释

魏禧是清初古文巨擘,一生著述宏富。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魏叔子文集》是目前所见收录魏禧诗文较为完善的整理本。但载籍浩繁,遗珠难免。兹于清人别集、方志、书画图录中辑得魏禧佚文十则,佚诗两首,涉及其生平、交游、文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具有重要价值。今将之辑录标点,并对其中所涉人物、史实加以考释,以期对魏禧及清初江西文坛研究有所助益。

夏译《论语全解》校读札记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全解》版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之前未被学界大量关注的明抄本与四库本在字句上多有不同,而与西夏译本更为接近。利用西夏译本可以校勘汉文本中的讹舛之处,而明抄本也为解读西夏译本中与四库本龃龉之处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依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年表

徐芳是清初成就颇为突出的明遗民文学家。学界对其生平了解不够。笔者在此前《清初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生卒年及其他》一文的基础上,根据徐芳别集《悬榻编》、文言小说集《藏山稿外编》、散见于地方志等各种文献的徐芳轶文以及其友朋文字,按年排比、勾勒其生平事迹,制作年表,以期为徐芳研究提供新线索。

正续《一切经音义》所见《山海经》异文汇校

正续《一切经音义》繁征博引,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300余种,慧琳《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700余种,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亦逾百种。三书所引文献上至经部《周易》《尚书》,下迄本朝颜师古《字样》、玄宗《孝经注》等。本文利用常见精校的《山海经》版本,与正续《一切经音义》所见《山海经》文本进行对勘,校正了传世诸本《山海经》部分文献讹误。

《红楼梦》校勘实践与通俗文学整理路径探寻

古籍深度整理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出版界以往的整理经验,《红楼梦》整理工作主要基于保留版本原貌和恢复作者本意两种不同的校勘原则。其中,以恢复作者本意为旨归的校勘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可大体分为底本选择和异文取舍两类。校记的撰写要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遇到知识性错误宜出校记;在恢复作者本意的校勘中,采纳程本异文宜出校记,其他脂本中有疑似作者的文字亦可附入校记当中;若使用理校,最好在校记中详细说明情况。《红楼梦》校勘实践可为其他通俗文学文献深度整理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并探寻符合通俗文学文献特点的整理路径。

《日本横滨北京堂藏古玺印》释文校补七则

《日本横滨北京堂藏古玺印》中的“行□”应释为“行亡(无)羊(恙)”,以无恙为名,源于对身体健康的追求;“■”字应释为“■(桓)”,以桓为氏;“■”字应释为“[讠鸟]”,“[讠鸟]”字未见于字书;“”字应释为“仓”,“左仓”玺为三晋时期的仓廩制度补充了新的材料;“[豕阝]都司徒”改释为“[易阝](易)都司徒”;“史许”改释为“事(史)诱”;“李俱”改释为“李很”。

《补续全蜀艺文志》所见苏轼著作、年谱及纪传考论

明杜应芳、胡承诏辑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是一部重要的四川地方艺文总集。该志载录苏轼著作33篇,《东坡年谱》1份,与苏轼有关的纪传55则。由于该志成于众手,所辑苏轼著作存在题目有别、文献异文、内容增损的问题。该志收录的《东坡年谱》并未标明来源,按双行小字“燕石斋”索骥,此年谱实承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而来。《补续全蜀艺文志》中与苏轼相关的其他文献,多为后人评价及纪闻轶事,反映了以杜应芳为代表的蜀中后学对苏轼的接受。

论苏时学的校勘活动

清代学者苏时学在校勘方面颇有成就,他指出古书的讹、脱、倒、衍等问题。他还指出古书讹误的原因主要是传抄引起的,如形近而误、音近而误、附注抄成正文以及错简脱简等。苏时学的校书方法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以及理校法四种。他以此四法校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值得借鉴。

《简牍检署考校注》“六礼版文”注辨正

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是一篇研究简册制度的开创性文献,胡平生、马月华两位先生的《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我们现在研读《简牍检署考》的重要参考著作。胡、马两位先生根据上个世纪初以来出土的大量简牍文献对《简牍检署考》进行了校注,注释详实严谨,但有个别之处或可商酌。《简牍检署考》:“晋纳后六礼版文用真书,则通行版牍自以真、行为主。”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遗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笔者按:“辩校”当为“雠校”之讹。“雠校”即校雠,意同“校勘”。

中华书局本《道教灵验记》勘正

杜光庭所撰《道教灵验记》是一部道教灵验故事集,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语料。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道教灵验记》(收于《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是目前使用较广的版本。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版本学等相关知识,就该本整理中出现的讹文、脱文、倒文、误校问题予以商榷。如:“辰未己午”当作“辰未巳午”,“白箭”当为“白简”,“叩搏颡”脱“稽”字,“四卷同”当乙为“四同卷”,“舌本”指舌根等。通过这一探讨,希望能够为道教文献的释读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