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才政策文本的多维分析--基于2013年至2022年政策文本

江苏人才政策的持续优化,有效促进了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文章选取2013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以及各地级市政府所发布的196份江苏省内的人才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主题”的三维分析框架,探究江苏人才政策文本的多维特征。研究发现,人才政策主要呈现出注重人力资源建设、培育人才创新能力、促进人才协调发展等特点。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基于2010年以来的15份政策文本

为探析国家层面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选择及其与目标的适配性,选取我国自2010年以来颁布的15份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框架,发现在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工具选择上,政府偏向使用能力建设工具,旨在通过提升高校能力和人才自身能力,为创新发展打好人才基础;在政策目标维度上更重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且与其他政策目标的重视程度差异明显。目前的政策文本存在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的风险及对人才引进政策目标不够重视的问题;在“工具-目标”适配性方面,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问题。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应从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政策目标管理过程的完善和促进“工具-目标”的适配均衡三个角度进行优化。

校外培训监管立法路径的区域比较--以东亚地区为例

校外培训是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补充,需要明确的法律体系规制。“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完善校外培训监管体系、促进校外教育良性发展对校外培训监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已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难以适应“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的监管和执法。通过分析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校外培训监管的法律规定路径,发现它们的校外培训监管法律的修订与完善在其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立法和实施经验为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美国反校园欺凌立法中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基于美国各州相关法案的比较分析

校园欺凌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当前呈现出诸多新特性。由于其产生原因复杂,各种校园欺凌治理路径繁多但有效性不足。相较于其他治理措施,法律治理一般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可预期性以及长期性。由此,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反校园欺凌的法规和政策。在联邦政府的反校园欺凌倡议下,美国50个州对联邦法中抽象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补充解释,形成了联邦倡议、州立法和判例法相互补充的三维反校园欺凌法规体系。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是否合理,关乎后续是否能够精准制定防治措施。根据奥维斯对欺凌行为三要素的界定,发现全美50个州有关反校园欺凌的立法对欺凌行为进行了详细定义,既有对欺凌行为的描述性定义,也有治理欺凌行为的操作性界定。在欺凌行为的程度判定上,各州重点对骚扰、恐吓和欺凌进行了区分,清晰界定了交罚金、判处分、受监禁三种惩罚方式的适用条件。美国各州在反校园欺凌立法中对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对完善我国反校园欺凌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北京校外教育40余年政策沿革与观念变迁--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视角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发展历程,北京校外教育经历了“学校教育的补充阶段”“与学校教育并举的阶段”“素质教育探索下的过渡阶段”“列入学校教育计划的阶段”“树立广义校外教育观的阶段”五个阶段。在校外教育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中,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更加清晰稳定,服务于以学习为中心的立意更高,校外教育机构的类型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善。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可在“学习中心”建设、社区体系重塑等方面互相开放,共塑未来教育新形态。

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我国《学位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解读

《学位法》的制定是全面提升学位工作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一步。在学位法治目标导向下的《学位法》,从国家学位形态与大学学位形态的平衡调适、学位制度基本原则的确立、学位工作体制的三级架构、学位授予制度的优化完善、学位质量保障的制度创新、学位权益保护与争议解决的一体建设等六个方面,对我国学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围绕学位立法的主要内容,深刻剖析制度革新背后的理论逻辑,提出新学位制度贯彻实施的具体建议,确保在法定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将我国学位制度优势转换为现实治理效能。

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核心议题与战略任务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事关教育强国建设,关乎教育公平,影响教育质量。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愿景下,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亟需关注三个核心议题,即推进基础教育公平、释放基础教育活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为加速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在树立正确教育政绩观、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现代学校治理体系、推进育人方式转型、加快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化考试招生改革、全面依法治教、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重点考量。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育转型衔接的三重向度与现实进路

乡村教育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重要领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育转型衔接既是立足时代的应然之变,也是现实观照的必然之举,其“价值-功能-实践”的三重向度面临深刻转变,应朝着“价值理性”、“三生空间”“长效性治理”的方向发展。然而,乡村教育“为农”与“离农”的冲突博弈,教育资源有限供给与乡村发展复杂需求的供需矛盾,以及治理手段的外源依附惯性和内生动能不足问题,为转型衔接带来了诸多难点与挑战。为此,要进一步深化“一体融合”的发展理念,进行“统一灵活”的规划部署,完善“多元共治”的体制机制,以乡村教育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智慧教育对受教育权的变革及其在教育法典中的表达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蜕变,以智慧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受教育权被赋予新的内涵,受教育机会权兼有“入学机会”和“数字教育机会”,受教育条件权从获得“物理条件”向“虚拟资源”延伸,受教育结果权的评价方式从“结果评价”变为“过程评价”。为适应权利保障诉求,教育立法价值取向应从保障“社会权为核心的受教育权”发展为追求“自由权为主的学习权”,兼顾“教育机会均等”与“公平优质教育”,从“教育管理法”向“国家教育管理权与个人受教育权的平衡法”发展。教育法典编纂应对智慧教育模式下受教育权新内涵做出回应,加大公平优质教育的制度供给;增加保障教育选择自由权的制度;确立数字教育保障制度和数字教育隐私保护制度;纳入非制度化教育与终身学习法律制度,保障教育活动中的自由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美国教育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与基本逻辑:从美苏冷战到中美竞争

教育安全国家将教育战略规划纳入国家经济和军事战略规划,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塑造意识形态两条路径,将科学、数学和意识形态的教学置于学校课程中心。美国作为典型的“教育安全国家”,在不同的大国竞争时期,其教育发展战略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在美苏冷战时期,注重通过教育助力其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在中美竞争时期,侧重于帮助其保持全球霸主地位和遏制中国发展,其内容与手段也有所变化,且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但美国的教育发展战略也体现出了基本逻辑,即通过STEM教育、关键外语教育等战略提升人力资本,通过公民教育与美国历史教育、国际教育战略等手段塑造意识形态,以实现其赋能国家竞争力提升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德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六大政策面向

从建设教育强国这一视角分析德国近年来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可以发现其有六大基本面向:优质,指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公平、均衡与协调,指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以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及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国际化,指从科研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国际化、跨国教育和国际流动等方面提升德国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善治,指完善教育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参与、科学、规范的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机制。这六大政策面向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展现出一种德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模式。该模式具有重视制度化、协同性、科学性和适应性等特征。

新时代我国教育强国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系统分析新时代以来我国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而颁行的政策,揭示它们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选取2013—2023年颁行的32份政策进行文本分析。这32份政策可归纳为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教师队伍等六个主题,并且它们具备以下突出特征:一是下位政策遵循上位政策的指引,二是政策颁布主体多元化,三是政策内容多样化,四是政策目标以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为价值取向,五是政策导向满足高素质人才需求。进一步分析梳理可知,我国已在教育规模、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服务能力、教师队伍建设及教育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就不仅反映了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相关政策的历史贡献,也为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教师法》修订:基本理念、教师身份与立法技术

权益保障是我国教师立法的基本理念,此次《教师法》修订仍需贯彻和继承。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是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前提。基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特征以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诉求,中小学教师宜定位为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高校教师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宜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教师权利义务是教师法律身份的外在表现,相关内容的修订须依据教师的不同法律身份。教师教育惩戒是中小学教师基于专业身份实施的事实行为,本质上属于教师专业自主权,《教师法》应予以确认和规范。围绕教师权益保障,还需从法律规范协调统一、增加程序性规范以及纠正硬法规范软法化等技术层面提高修订的科学性,增强《教师法》的可操作性。

化工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化工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化工职教师范生是我国化工职教师资的重要来源。培养既具有师范教育能力,又具有职业教育能力,还具有优良职业德行的化工职教师范生是发展高质量现代化工职业教育的需要。文中阐述了目前化工职教师范培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提高化工职教师范生培养的质量。

“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研究——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为探究“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四个层面采用个案研究法对G省L县“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偏差行为进行成因分析,发现政策话语的模糊性和政策适应性的欠缺、目标群体利益基点下的理性选择、执行机构间的博弈及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生态环境的桎梏均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叠加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纠偏对策:优化宏观设计,完善政策内容;革新教育理念,减少工具理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助力政策执行;突破文化桎梏,构建良好生态,以期为改进“双减”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并有效执行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高等学校教师课程权利范畴、边界与禁区

我国高校教师的课程权利既有实体法的法源基础,也有各个高校制定的相关的章程及管理制度的软法依据。其课程权利范畴包括:教材选用权、教法选择权、教学材料选择权以及课程评价权。但是高校教师的课程权利存在若干边界和禁区。在边界方面,不得跨越言论自由的边界、不得跨越公共利益、教学方法符合学校要求等;在禁区方面,高校教师的课程权利不能违背政治方向、不得选择不雅内容、不得拒绝学校的合理要求或规定、不得讨论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不得挖苦讽刺甚至骚扰学生、不得宣传或实施宗教活动。

加强法治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筑牢基石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推进其一体化发展,基础在于加强法治建设。应立足中国实际,遵循法治规律,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聚焦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问题,以及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的法治建设,具体措施为:统筹推进教育法治建设,优先加快教育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科技法律体系,以专项立法助力新兴技术的重点突破;夯实人才领域法治基石,营造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环境。

“双减”政策落地与新的教育不公平——基于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落地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却引发了一些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或将进一步拉大学生学业成就差距,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城乡教育差距,教学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剧校际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多重因素交叠作用催生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已有的教育差距是造成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扩大的重要致因;“双减”政策执行偏差进一步加剧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为此提出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治理,深入破解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难题;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缩小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从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调适与有效接续——基于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内容分析

乡村教育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战略升级,具有承接教育扶贫、奠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在政策上,推进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要素”三维立体式的分析框架,对1984—2020年国家制定的141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解构政策主体合作、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要素配置的内部关系发现: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化特征显著,形成了以教育管理为主的教育经费支持模式。但在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的衔接上,仍面临着政策工具选用广泛而内部结构性偏差明显、政策主体间合作普遍而深度协作力度不够、政策要素宏观配置均衡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的困境。建议通过完善政策工具系统协调机制、创新乡村教育振兴主体协作参与机制、深化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推动乡村教育政策接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