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助教的薪酬及其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助教在大学专任教师群体中占据很大比例。政府对助教薪俸、补贴等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补充。各大学依据自身特点和条件,参照政府颁布的多项政策不断调整助教薪酬。助教在经历政府欠薪时期的艰难之后,曾过上一段温饱的生活,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又再度陷入困窘。助教的薪酬与教授的薪酬相比,差距较大;与中学教师、公务员的薪酬相比,也略低。通过对大学助教薪酬及其生活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生活状况。

抗战时期内迁粤北华南高校的学生社团活动:类型、特征及影响

抗战期间,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高校内迁粤北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浓墨一笔。在高校艰苦办学延文脉的过程中,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通过探寻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类型、活动特征及其影响,管窥战时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状况。作为彼时内迁粤北华南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与活动成效等方面,可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宝贵的示范与借鉴。

民国时期高校教学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民国时期,在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大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入学考试及学生日常学业考评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也是考核的重要方面,传统经典被列为教科书与参考书,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民国时期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教学考核、教科书编选以及课堂教学等方方面面,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在西方文化强力东渐、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时,民国时期的大学没有摒弃本土立场,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坚守且推动其发展,彰显出珍贵的文化自省和自信。

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德国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译者序

“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1]40多年前,麦克莱兰(Charles E.McClelland)以一种兼具历史和未来的纵深感提出大学的韧性,前瞻性地预示了今日韧性社会(the resilent society)的时尚潮流,致广大而尽精微,闳中肆外地阐发了大学的质性及其与外部的关系。麦克莱兰的卓识和慧觉来自他对于德国大学历史的研究,其《德国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State,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1700—1914)详尽描述了德国大学体系,细致勾画出18世纪以来德国大学改革的具体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德国政治、社会与大学的复杂关系。

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百年发展历程

数学系是中山大学创校时最早系之一,也是国内高校较早开办的几个数学系之一。筹办初就延揽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数学家担任教职并主导数学学科的建设及发展,高起点发展并形成了先进的数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像李国平、李华宗、周绍棠等杰出数学家。著名数学家姜立夫长期引领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数学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养出了陆启铿、叶叔华、黄华华等杰出校友。中山大学数学学科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众多前沿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山大学数学学科在国家教学名师邓东皋的带领下通过引进和培养大力充实师资队伍,为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基础数学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山大学数学学科目前形成了包括数学基地班、拔尖人才计划2.0、强基计划、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内的多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山大学数学学科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喜人成绩,有7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四大国际顶尖基础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

“权宜之计”抑或“合理之举”:清末民国大学预科制度存废的论争

大学预科制度系清末效仿日本为应对进入大学生源质与量均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大学预科多由各大学独自办理,其课程及教学能较好地对标大学相关专业本科的基础知识要求,故在民国之后更是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相当时期内开办大学预科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为各大学所青睐,即使在《壬戌学制》颁行后没有了合法性,却依然“蓬勃发展”。但大学预科属性不清,尤其是它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早在民国初年便成为引发北大预科风潮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大学本身布局不合理,势必造成大学预科设立区域的不公平,导致各地教育发展差异不断扩大,且影响中学教育的发展。但大学预科相对于普通高中的课程及教学而言,其对于大学本科教育基础知识的“精准对标”,确实又更有助于大学教育的专业发展。何去何从,对于大学预科制度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论,即使是在1930年废止令发布,论争之声并没有完全消失。

北京大学地质学的学科建制与学风转向(1917—1924)

晚清国人引入地质学知识与教育,意在致用,尤重探矿、采矿的现实需求。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张专设文理两科,开展学理研究,故自1917年恢复停办的地质学门。受观念、师资与设备的限制,地质学门的学科建制仍偏重矿冶,学理研究进展缓慢。1919年,其改组为地质学系,欲引入欧美系师资,扭转学风。随着葛利普、李四光等相继入职,地质学系教师与学界同人合作开展研究;学生组织地质研究会;师生联合调查地质,学理研究得以顺利展开。同时,北大本教授治校理念,创建的教授会、评议会等机构,保障其在变幻的时局下仍能进行学理研究。至1924年,地质学系的学科建制已较为完备,在培养地质人才的同时,推动中国科学和经济事业的发展。

歌德与大学

耶拿大学是18世纪末德国著名的学术中心,是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源头之一,其代表人物的大学观成为现代大学理念的滥觞。而令人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切和当时担任魏玛公国首席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歌德分不开,他对耶拿大学大力支持,致力于耶拿大学的建设和复兴,促成了耶拿大学的快速崛起。耶拿大学一时名家荟萃,学派林立,研究之风盛行,成为19世纪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先声。歌德对大学的贡献更多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他重视大学对国家文化发展的作用,相信教师是大学的核心,为耶拿大学招募了大批优秀人才。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是“普通教化”,认为单一的知识教育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被誉为“文坛泰斗”的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的崇高地位,使人们忽略了他对现代大学发展的贡献。

浙一师校友会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随着民初兼具学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两重身份的校友会兴起,“学校—校友会—校友”构成紧密联系,“学校—校友—社会”的互动有了新的观察视角。浙一师校友会便是典例,该校友会一以贯之地在人格教育中迎合新潮流、关注校友群体与社会,体现了浙一师“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浙一师校友会人格培养与关系联结等方面作用下,由校友同仁构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并在教育革新、文艺创作、社会革命等领域呈现出多种思想样貌。

治学、立人与化民:论儒家书院学礼及其当代转化

儒家书院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书院曾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在书院治学、立人与化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在当代仍值得借鉴。儒家书院学礼的传承发展需因格损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学礼实践的体系建构。

“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论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1929—1949)

基督教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民国时期,北平辅仁大学的艺术家们尝试将西方基督教绘画的题材与中国绘画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宗教画作。这些作品在构图、视觉惯例符号的运用上显示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同时在题材、绘画媒介、技法和位置经营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文人水墨画的特色。这就导致辅仁圣教画作在形式与内容、视觉现代性与神学内涵规定性之间构成了双重吊诡,即在形式上对中国观众来说是传统的,而对西方天主教来说是现代的;同时,其图像内容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是西方的(现代的),但对西方天主教来说又是传统的。由此,辅仁圣教画作在国内外的反响和传播情况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它们在西方受到赞誉,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却遭遇了两难境地。这次中国基督教绘画本土化的实践不仅呈现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情境下对视觉现代性的追求与本土化尝试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民国社会对现代性、民族身份和宗教艺术的复杂态度;而辅仁大学传教士画家方希圣的作品《苦难的中国》则以其深刻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触及了人类普遍的苦难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艺术的民族界限,在“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中探寻基督教艺术本土化表达的可能性。辅仁大学的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不仅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尝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案例。

数字化红色资源与线上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研究

数字化红色资源与线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为实现数字化红色资源与线上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必须大力促进红色资源的数字化发展,开发丰富的线上思政教育课程资源;大力推进数字化红色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拓宽学生接触数字化红色资源渠道;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情景式线上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沉浸式体验数字化红色资源;加强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力度,为数字化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提供师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红色资源的版权、校园网络安全及线上与线下教育相结合等问题。

校歌文化:从西电的四首校歌谈起

“校歌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是校友与母校情感寄托的一种纽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办学历史上有四首校歌,它们分别诞生在江西中央苏区、延安革命圣地、塞外名镇张家口和古城西安。这四首校歌反映了西电人九十多年办学史上始终如一的育人理念和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本文介绍了四首校歌的创作背景和时代内涵,以及与西电渊源颇深的词曲作者的精彩故事。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民主化管理探索(1915-1927年)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始,就带有较强的移植痕迹,加之受传统封建教育以及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倾向于集权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大批留美学者聚集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他们对集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教师和学生的权利意识觉醒,渐有摆脱“控制”走向“自主”的趋势,实行民主治校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在江谦、郭秉文二位校长以及留美归国学者的努力下,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在学校民主管理层面不断进行探索:变革行政管理体制,赋予校长、教师、董事会多元主体参与校务的权力;改进师生管理方式,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构建新型的、民主的师生关系;重构教学管理模式,倡导教学法,实行选科制,保障学生自由学习的权利。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以民主为原则进行多元共治的初步探索,形成了民主自由的学风、校风。

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汲取宋代书院办学经验刍议

宋代书院办学蕴含着“教以复性”的德育内核,其以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之人才为重任,着眼于教育事业的长远价值,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传统官学中求学者为博取功名而受教的功利化弊端。宋代书院办学在总体办学目标、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办学支持条件等方面为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提供了颇多有益经验。当下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正处于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亦处于理论与行动整合的重要阶段。部分大学书院办学存在定位模糊、目标松散、互动欠缺、环境支持不足等现实问题,难以真正发挥书院的教学功能和德育价值。借鉴宋代书院办学经验,有助于把握古代书院教育德性教化之内核,明确现代大学书院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办学目标,灵活拓展大学书院的教学内容、层次和形式,全方位支持大学书院办学环境的营造,以保障大学书院办学的育人效果,推动大学书院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书院制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如何传承与创新?——关于大学书院制的对话

近些年国内很多高校积极实行大学书院制,以期用“学院+书院”管理方式来化解当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以“传道济民”和“德育为先”为教育宗旨,以“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为教育追求,以“师生共学”和“会讲辩论”为教育方式,对道统的传承、学风士气的培植和国民素养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以来,岳麓书院重视中西结合、古今融通,充分发挥古老书院的优势,积极应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需求,开始实行“四位一体”本科生导师制。十五年来,岳麓书院无论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还是在文化传播、社会服务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次围绕书院教育精神、书院文化、书院人才培养、大学书院制和新文科建设等话题展开的对话,旨在为深化大学书院制改革,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交流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

地方书院文化特色考略--基于佛山书院史料的考察与研究

有着千年发展史的古代书院,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书院史料是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见证一地历史演变,从侧面可反映该地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独特面貌。对书院史料予以系统整理与考察研究,是当代文化价值根源追溯的需要,更是古代书院精神传承与发展的诉求。佛山书院史料内容丰富,涉猎建置、干系人物、课业与学规、经费来源与用途、性质与功用、著述艺文等。分专题考察这些史料发现,佛山古代书院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其创建发展与佛山各地域行政建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是书院文化根植于本土后双向作用的产物;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链条。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史料钩沉

新疆的高等法学教育始自1924年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6年至1947年基本是停滞的状态。1948年,《新疆日报》刊载《监察使署建议新疆学院设法政学系》的消息,《东南日报》转载《新疆日报》《新疆学院下学期将增设法政系,本年度不在外省招收新生》的消息。以上述报刊史料切入展开分析,文章指出1948年是新疆高等法学教育百年历程中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方面,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在长达十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其艰难曲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剖面,1948年的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反映了近代化转型下监察权对司法、教育的影响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