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汲取宋代书院办学经验刍议

宋代书院办学蕴含着“教以复性”的德育内核,其以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之人才为重任,着眼于教育事业的长远价值,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传统官学中求学者为博取功名而受教的功利化弊端。宋代书院办学在总体办学目标、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办学支持条件等方面为现代大学书院制改革提供了颇多有益经验。当下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正处于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亦处于理论与行动整合的重要阶段。部分大学书院办学存在定位模糊、目标松散、互动欠缺、环境支持不足等现实问题,难以真正发挥书院的教学功能和德育价值。借鉴宋代书院办学经验,有助于把握古代书院教育德性教化之内核,明确现代大学书院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办学目标,灵活拓展大学书院的教学内容、层次和形式,全方位支持大学书院办学环境的营造,以保障大学书院办学的育人效果,推动大学书院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书院制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如何传承与创新?——关于大学书院制的对话

近些年国内很多高校积极实行大学书院制,以期用“学院+书院”管理方式来化解当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以“传道济民”和“德育为先”为教育宗旨,以“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为教育追求,以“师生共学”和“会讲辩论”为教育方式,对道统的传承、学风士气的培植和国民素养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以来,岳麓书院重视中西结合、古今融通,充分发挥古老书院的优势,积极应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需求,开始实行“四位一体”本科生导师制。十五年来,岳麓书院无论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还是在文化传播、社会服务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次围绕书院教育精神、书院文化、书院人才培养、大学书院制和新文科建设等话题展开的对话,旨在为深化大学书院制改革,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交流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

地方书院文化特色考略--基于佛山书院史料的考察与研究

有着千年发展史的古代书院,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书院史料是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见证一地历史演变,从侧面可反映该地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独特面貌。对书院史料予以系统整理与考察研究,是当代文化价值根源追溯的需要,更是古代书院精神传承与发展的诉求。佛山书院史料内容丰富,涉猎建置、干系人物、课业与学规、经费来源与用途、性质与功用、著述艺文等。分专题考察这些史料发现,佛山古代书院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其创建发展与佛山各地域行政建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是书院文化根植于本土后双向作用的产物;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链条。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明代“大一统”文化塑造下的海南书院研究

别于宋元,在官创私办之下,明代中后期位于边缘海疆的海南书院迎来发展热潮,数量骤增、学制完善,追齐华夏中心地带书院的发展水平,呈现一体化、官学化、平民化及社团化特征。因创办经费来源、教学宗旨与属地层级分野,书院存在官私之分、考课式讲会式之别、府州县乡之异。又因岛内地理、历史要素不均衡,书院时空分布呈现,以嘉靖、万历两朝最盛,集中于以琼州府治为中心的北部几个州县治所。在明中叶科举与官学一体化影响下,海南书院的存在,不仅为官方认定的官学之辅,更补救官学流弊。在承担读书人的人文理想、社会责任与国家教育责任之外,作为明代“大一统”在边缘海疆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一环,海南书院在明中后期海南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文化意蕴更为突出。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明代海南应台书院碑考

会同县应台书院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是古代海南岛地方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藏海南省博物馆的应台书院碑碑文记述了应台书院创建始末、参与人员、“应台”之名由来以及兴建应台书院的意义等,是关于应台书院的珍贵史料,为研究海南乃至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和实物佐证,在海南古代地方史和文化史、教育史研究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书院文化对现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代,弦歌不辍、传承千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片之一。书院在古代社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教育制度和育人模式。批判性吸纳传统书院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智慧和弘扬传统书院人文精神是新时代继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的重要任务,能够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2022年书院研究综述

2022年书院研究以稳健的研究势头继续发展,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共有18部书院相关研究著作出版,相关论文共340篇,其中期刊论文320篇,学位论文20篇,内容涉及到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建筑学、文化产业学等不同学科专业。本年度书院研究同样表现出传统书院研究与当代书院研究齐头并进的特点。在传统书院研究上,沿着既有的研究范式对书院文献、书院教育、书院建筑、书院规制、书院藏书与刻书、书院与地方社会、书院与学术研究、书院改制等领域继续深化。当代书院研究则在往年的基础上突出对书院的当代价值的关注,相比理论研究更加重视实践运用。整体来看,本年度的研究仍然保持在既有研究领域中,虽有进行新尝试但没有取得大幅拓展,而且对于海外书院依旧着墨不多,这一领域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青州松林书院张连登碑原碑考

松林书院张连登碑原拓片的发现还原了碑刻原貌,弥补了历史缺憾。碑文“松林书院谒宋十三贤感赋”,系张连登所撰五言诗五首,表达对宋代青州“十三贤”的敬仰之情,真实再现了张连登增修松林书院、拜谒宋十三贤祠的史实,反映了清代青州府官员通过祭祀先贤名宦达到敬道崇德、教化人心的目的。原碑拓片丰富了古青州府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明福州共学书院的管理制度及其特点

福州共学书院创建于明万历中期,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到万历末期,书院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共学书院通过会讲和会课教育院生,平时重视培养院生的科举应试能力,为福建乡试持续输送人才,其院生和教师均来自地方儒学。书院经费的管理主要通过设立“循环簿”,定期由书院、乡绅、儒学三方共同结算等形式进行。书院管理人员由主铎、佐铎、院长、会长组成,监督则通过公议制度保证实施。上述管理制度不仅反映出共学书院教育与科举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出书院经费管理和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杨绳武任钟山书院院长考

乾嘉时期,钟山书院被誉为“海内四书院之冠”,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杨绳武对钟山书院发展厥功至伟,但其担任院长时间、离任原因学界并不十分清楚。兹不揣浅陋,加以考证。杨绳武(1675—1750),字文叔,一说字皋里,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皇帝六旬万寿,清廷特开乡、会恩科,二月乡试,八月会试。在这短短一年里,杨绳武连中举人、贡士、进士,并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丁忧归里,不再出仕。

清中叶省会书院院长的选任与学者的省际交流渠道

明清易代以来,以书院讲会为纽带而形成的学者跨区域交流机制渐失活力。雍正十一年(1733),各省奉旨建立省会书院,使之成为一省文化教育中心。在政策的支持下,省会书院院长拥有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相应的奖叙制度,使各省会书院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选聘院长,进而在清中叶形成跨越省际的、机制性的学者交流新渠道。对于院长的选任,清代在制度上并未设置硬性资格条件,但各省在实践中,仍以功名、学术、籍贯、人脉等作为实际考量因素。院长应聘的驱动因素亦显多样。院长选任制度的实施,促进了乾嘉学术的省际扩散。然而,清代书院并未普遍推行固定聘期制度,使各书院院长的流动频率不一,地位难以稳定。且书院的自主性有限,选任院长的实权由地方督抚控制,影响院长职能的发挥。甚至院长之职本身也成为部分官员出卖人情的工具,造成书院难以根治的一大弊病。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白鹿洞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考略

唐代至北宋为中国书院的起步阶段,尚未产生“天下书院之首”的说法。南宋时期,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确立书院规制及《白鹿洞规》,遂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世书院的楷模。白鹿洞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的看法,在宋元时期成为共识,到明代已经定型。到了清代,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影响极为广泛,《白鹿洞规》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国。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与书院兴衰——以如膏书院碑刻为中心

从现存碑刻来看,如膏书院是在“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为加强当地社会治理,由外来流官倡导、地方士绅共同捐资创建的,一般由官方委任首士管理,后因战乱而焚毁,重建后值社会承平发展,最终因世界局势、朝廷政策剧变而改为近代新式学堂。该书院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与书院兴衰关系的微观缩影。

地方史志中关于南宋芦溪创建书院记录的不足与补正——以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记载为据

南宋时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大为兴盛,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在此大背景的影响下,创建濂溪书院、濂溪祠,汇集周敦颐著作出版,成为各地理学推崇者的重要选项。周敦颐在萍乡芦溪任监税前后四年,民间自发建立萍乡第一座书院—濂溪书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历史久远,几乎所有地方史料对这些情况的记载说法不一、含糊其词,至今无法说清楚,作者通过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相关记载,予以梳理、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