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2002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鉴于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复旧现象,应重提五四精神特别是五四文化启蒙主义精神。文化有它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精神层面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主人的状态还是一种奴隶的状态?是一种开放与解放的状态还是一种封闭与束缚的状态?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应该补上个性解放与个性建设的一课,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社会功能和治学心态也应发生相应的转变。

从冥府到故乡“还要多久”:批判理论的旅行和苦难-纪念特奥多尔•W.阿多诺逝世50周年

批判理论可被更历史具体地界定,其任务取决于对普遍化的“启蒙”的批判,以及对普遍主义范畴的依赖二者之间的张力。借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奥德赛》,可阐述并拓展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批判方式,以期引入能抵抗其普遍化倾向的范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奥德修斯视为典范性的西方形象,而奥德修斯的游历和苦旅可以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经历的反映。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故乡”概念,它被理解为避难所,但并不是旅途的终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了特勒马科斯处死女奴、屠杀羊倌的场景,以表明叙述残酷处决的方式意味着对暴力的批判,且最终意味着对“废除死亡”本身的希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由此关注到一个凡间生命及其消亡之间彻底的异质性和时间矛盾。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逃离法则”暗示了逃离、叙述和暴行永远是未完成的、开放的、进行中的过程。叙事者的反问:“还要多久?”及其回答“不是太久”,揭示出“垂死”和“死亡”之间彻底的不可通约性无穷无尽。奥德修斯未竟的“旅行”正是他可能善终的条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像许多读者一样忽略了史诗这一“结尾”,他们认为只有童话中的“很久以前”才能战胜原初故乡的神话,而这种“结尾”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即“很久以前”必须与独异而不可重现的“只此一次”联系起来,才有望使生活“逃离”总体化,而不因此成为永恒。

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

作为文化体系中的文学 ,既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 ,也是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这是文学人文关怀的特殊体现 ,也是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之所在。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等人的创作 ,其深刻性和超越性正在于此 ,由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细微体察、哲理概括和艺术表现 ,而通达对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人生社会的理性批判 ,将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与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统一起来。但现代文学在后来发生了从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的嬗变 ,并一直延续到当代 ,至新时期才有“回归”和新的变异。嬗变的实质涉及文学的特性、文化特质和价值功能问题 ;这种嬗变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一定合理性 ,但却潜藏着深层文学难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市场化中的“文化审美过滤”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中国人被动或主动打开国门、使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或让现代世界融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过渡带上生产出来的文学,有明显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杂糅的复合元素。这些复合元素主要是由文学市场化趋势中的"文化审美过滤"中介:1)现代汉语白话新文学运动,2)人类中的另一半——女性开始以主体身份审美化,3)文学生产因编辑出版复制批量化,4)翻译行为现代价值取向化,等等,一一呈现出来的,以至于回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与其论断它的属性是前现代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不如说它是现代过渡带的,它已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气质促狭和辗转反侧在皇室庙堂与民间江湖间、不再品格摇摆在非此即彼的传统二元文化夹缝中,而是显示了创生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的多元审美的可能,具备了一些有别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中国"思想、情感与美学品质。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学习习近平“10·15”讲话的体会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度认知和阐扬,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及强盛的生命力。

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前行的方向,同时也隐含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艺术感觉论》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转型

杨健民的《艺术感觉论》具有新时期文论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此书的论述主题、结构模式及其从内到外的整体更新使其文论理念更有张力,具体包括主体的个体性、创作者心理空间的发现、"结构—功能"模式等三个方面。该书在阐述过程中已经有意识将新时期争论的对立面统合起来,并用有效的辩证回应人们对这些时髦新事物的质疑和责难。

论文艺政策对近30年文学批评的“影响”

近30年以来,随着时代、环境、氛围的移易,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方式、影响内涵及影响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迁变。二者在相互的交流中不断促进,共同地实现了彼此的推陈出新。

20世纪初世界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五四”人道主义思潮背景探源

20世纪初世界范围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成为“五四”人道主义思潮、运动发生的世界思潮背景,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五四”前后国人对这一思潮的介绍,以及对相关史论、资料的译介,力图描述出当时国人所认知的它的基本发展过程,以揭示“五四”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真实背景。

文学理论的功能极限——兼及30年文学理论研究与未来突破

文学理论的主体性是文学理论身份存在的根本问题,此为以往学界所忽略。3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自觉的理论主体意识,而使文学理论的效力发挥受到限制和影响。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及其功能效力,以建立文学理论与文学事实的合理互动关系为基础,而以往的文学理论在楔入文学事实时,或因聚集于文学特质的本体追问而陷于某种普泛失根的困窘,或因局限于某些文学母题的单向涉入,而使理论与现实的对话造成错位、脱节乃至整体感的迷失。总结3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经验,应在明确文学理论功能指向性的前提下,拓宽拓深文学理论与文学事实的对应领域,通过强化文学理论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突破文学理论的功能极限,使中国文学理论绽现出新的历史景观。

略论40—70年代群众文艺之“群众”观

本文集中探讨了“群众”一词的社会历史内涵 (即作为“人的集合”的群众 )及其在4 0— 70年代中国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中的独特境遇 ,即从接受主体到创作主体的历史演变及其引发的文艺创作体制及理论批评话语的转变 ,从而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群众文艺的历史和美学的意义及价值作好了准备。

从认识论到知识型——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之转变

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发生了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政治功利论和认识论的。新时期文学理论通过质疑形象思维(即形象认识)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来开启理论探讨的道路。但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基本思维模式仍然是认识论的,所谓审美反映不过是强调反映主体的能动性罢了。认识论框架里得出的文学认识,是通过概念分析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的知",远不是活生生的文学。文学理论的自觉,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讨论而确立的,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上的探讨:一是对过去那种建立在特定哲学基础上的、依托于某种"元叙事"的文学理论的怀疑;二是提出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从知识型看文学理论的演进,是现代问题意识建立的一个结果。理论对问题的解释依赖于特定的知识背景、知识系统或知识型。所谓问题,也就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的提问。所谓文学理论创新,主要是一种知识学模式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本土文化研究实践正是一种与既有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40年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是回应时代挑战的结果,它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绩,但也留下了有待清理的问题。这是我们继续上路必须面对的。

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不但批判地接受了以利维斯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而且将其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抛弃了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接受了其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此为切入点,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有机联系起来,在深入分析文化内部结构层次的基础上理清了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积极尝试——论周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贡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诸多的理论家、作家、革命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周扬是其中独特的一位。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涉及到文艺的阶级性与自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的人性与人民性等重要问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扬这一时期的理论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核心的问题展开,奠定了此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为克服边区文艺界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提供了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成为广大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时代需要的作品,成为鼓舞人们抗战的有力武器。

20世纪80年代文论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热再反思

20世纪80年代自然科学方法向文艺学、美学的跨界历险,是一次打通文艺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有益尝试。其意义在于用科学的冷慧打破了政治功利化文论和庸俗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拓宽了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径和话语空间。但同时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方法移植中的生硬搬套、问题意识的匮乏与阐释效力的低下、价值判断的缺席、思维模式上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等,这些教训对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审美与历史的同构——20世纪社会批评视野中的考德威尔、戈德曼和伊格尔顿

在20世纪社会批评视野中,考德威尔、戈德曼和伊格尔顿从文本的历史观出发,探索文学 与社会之间审美与历史的同构关系。由于他们的努力使社会批评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中极人地拓展了 自身的发展空间并发挥了重要影响。

“王瑶传统”质疑--对钱理群教授《有承担的学术》的一种学术批评

在钱理群教授的思考里,“王瑶传统”的内核是“鲁迅精神”:它远溯“魏晋风度”,绵延“后代学人”,惠及“现代中国”。笔者认为,王瑶的学术轨迹,尤其是在批判胡风、批判愈平伯及胡适等事件上的表现,并未体现出“鲁迅精神”和“魏晋风度”,因而,也不存在着一种像钱理群教授所认为的已继承了“鲁迅精神”和“魏晋风度”的良好的“王瑶传统”。从作为学者的角度讲,王瑶总体上离学术自由的思想甚远,与应该有的学术责任的承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还表现出了严重的学术道德缺失问题。从波普尔的“猜测-反驳”角度看,钱理群教授关于“王瑶传统”的“猜测”,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由此可以引发人们产生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晚期风格”理论的三副面孔——一个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术语的流变

在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晚期风格”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审美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提出了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范式。比较而言,受萨义德《晚期风格》一书的影响,汉语批评界对阿恩海姆和阿多诺的“晚期风格”理论普遍重视不够。事实上,从阿恩海姆、阿多诺到萨义德,作为20世纪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术语,“晚期风格”分别呈现出审美心理学、否定辩证法和后殖民身份政治三副截然不同的理论面孔。厘清“晚期风格”理论的三副面孔对于深入理解和阐释音乐、文学、歌剧、电影等不同形态的文艺现象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内在批评”视域中的席勒戏剧--论阿多诺的席勒戏剧批评

阿多诺认为,席勒戏剧是一种作为道德载体的戏剧,席勒通过戏剧鼓吹道德理想,人性尊严,却助长了同一性思维,也压抑了客体的自由;席勒戏剧也是一种介入的艺术,席勒依据一定的思想观念进行创作,却忽视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违背了艺术的内在发展逻辑,让艺术沦为了表达某种思想的工具。阿多诺对席勒戏剧的批评,是其内在批评方法的实践,也是“非同一性”思维对“同一性”原则的否定,“反艺术”对启蒙文学的批判。阿多诺虽然对席勒戏剧否定颇多,却延续了席勒的审美解放之路,赋予艺术拯救的力量,希望通过艺术与美解决现代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