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考论

《孔子家语》在九世纪由我国传入日本,呈现出独特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方式。史料证实,在平安时代,《孔子家语》被藤原家族私藏,后被收录至《群书治要》,当时的天皇也曾诵读。通过考察平安时代《本朝文粹》的流传和接受状况,进一步证实了《孔子家语》在平安时代一直处于被限制传播的状态。在镰仓至室町时代,由于战乱频发,《孔子家语》才开始在民间流传,且呈现出多样化的接受形态。在江户时代初期的文教政策下,《孔子家语》受到德川家康的推崇,从而促进了其在普通民众间的广泛传播。

邺下文学的权力场分析

在对外战争、内部权力斗争的形势下,以“三曹”为中心的邺下文人群体,其文学创作处处体现着政治功能。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曹操收编文人的重要目的主要在于宣扬军威、宣谕政令、圣化自我。在曹丕、曹植太子之争的背景下,邺下文人之间的诗酒唱和,一方面体现了邺下文人对参与资格和政治地位的争取,一方面体现了曹丕、曹植在拉拢人才方面的斗争。“七子”的定说同样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对“双忠”故事的形塑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作为传诵千古的古文经典,对后世广泛流传的“双忠”故事产生重要影响。睢阳保卫战后,复杂的朝廷人事矛盾制约了南霁云英勇事迹的传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首次大力表彰南霁云“断指乞师”的悲壮,直指忠臣在官场倾轧中的屈抑之痛,在后世赢得广泛共鸣。韩愈以道德主义的原则为张巡、许远辩诬,着力呈现忠臣面对道德困境的无奈与不得已,对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双忠”故事“杀妾烹僮”核心情节的书写,产生重要影响。《张中丞传后叙》对后世“双忠”故事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古文经典进入民间的独特历程,显示了雅俗互动的复杂轨迹。

京剧《马跳檀溪》与《鼎峙春秋》的异同优劣及其与《三国演义》的关系

齐如山在《京剧之变迁》中曾说卢胜奎编写的连台本戏京剧《三国志》,是由《鼎峙春秋》翻改而来,此说已在学界流传近百年,并被多数学者沿用,虽偶有人怀疑但并无细致梳理和辨析。《京剧汇编》收录有《三国志》中的《马跳檀溪》一剧,细读文本发现该剧不仅故事情节与《三国演义》基本一致,多数宾白更是直接照搬,而与《鼎峙春秋》相去甚远。比对《三国志》中其他几出戏,大致也是这种情况,由此基本可以坐实齐如山说法的不确。

《菊与刀》的历史价值及局限: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菊与刀》,为日本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丰富了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科学方法。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重读这本经典著作,可以发现该书的可取之处在于综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了多种研究素材和比较了不同研究对象的异同,从而形成对日本国民性的全局性认识。但研究者也应警惕该书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服务美国霸权的狭隘目的,以及对日本社会“多元性”的忽视等局限。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快速发展的当下,应重视批判借鉴《菊与刀》等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文献的历史价值,以期探索并运用新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资料,为推动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论涵养“爱国”价值观的民族传统与当代启迪

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核心构成,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与文化渊源,表现为基于家族血缘产生的忠君伦理、农耕定居形成的故园情怀,以及天人合一传统理念下对自然的依恋。在三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论史中,“爱国”情怀、“爱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彰显着鲜明的民族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与忠君思想紧密关联并深受影响;在字里行间深切缅怀古代爱国伟人、追忆爱国人士;对经世致用孜孜以求,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用中国传统文论涵养爱国价值观,对于培育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中华先民对山水和家乡的热爱、把德育融入美育中潜移默化地结合展开,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宋词对《莺莺传》的引用及影响

《莺莺传》作为唐传奇中的经典名篇,以一种典范性的爱情题材被后代的宋词所借鉴引用。宋词对《莺莺传》的引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莺莺传》内容的引用;二是对《莺莺传》典故的引用;三是对《莺莺传》诗句的引用。宋词在对《莺莺传》情节、诗句及人物原型引用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引申、发挥,颠覆了其中的“忍情”“善补过”之说,为《王西厢》《董西厢》情节的转变做了铺垫,架起西厢故事流变的桥梁,加强了《莺莺传》经典化的生成。

近体诗名作多诗病原因--基于宋元人“诗病”观的讨论

许多高知名度的古代近体诗作存在不同程度的诗病,探究原因有助于把握古代近体诗创作观念,从而客观评价古代诗歌、指导今人创作。通过对近体诗名作和宋元诗话的考察,可知该现象原因有三:一是诗歌名作成为经典在先,而相关“诗病”观念形成在后;二是古代诗论家会结合诗人、作品语境看待诗病,对后人眼中的形式问题态度较包容;三是诗歌成为名作的原因复杂多样,印象式的接受过程和诗歌“以句名篇”的流传特点可能减弱、规避具体诗病在篇中的影响。名作而存诗病的现象揭示宋元人与今人不同的诗病观念与融通眼光,亦可见诗歌创作和接受体系之间的差异。

《诗经》“风”义原始与《风》诗文体

《诗经》分为风、雅、颂,体现了清晰的文体分类意识。从《毛诗大序》对“风”的定义和阐释出发,考察“风”的字形字义及其所具有的早期社会的文化意蕴,可认为“风”的本义是以容器(食器)又兼礼器的盘(槃)为基础而产生的具有两性关系及生殖方面文化意蕴的地方音乐。历代关于“风”义的说法诸如讽刺、风教、声调都是在本义基础上的引申义。“风”的本义对《诗经》中《风》诗文体的形成具有明显的作用:其一,通过“采诗”,“风”从“两性关系和生殖”的意义转变为“风教”的教化意义,进而形成《风》诗文体;其二,“风”的本义决定了《风》诗相较于《雅》《颂》在内容、功用及辞章结构上明显的文体区别。

论俞樾的文艺观

作为晚清思想文化剧变格局中的一位通儒,俞樾对于“文学”“词章”的认识、实际创作的文体选择,以及对通俗小说戏曲等的特殊爱好,看似分裂歧出,却有其代表性,可视为解读这一时期文学观念转型的一种特殊样本。在其经学家的身份、立场背后,既有个体出处遭际带来的自我定位之转变,也有这个时代新学与旧学较量带来的冲击与困惑,有关文人士夫的使命、价值认同及个人情感表达等在公私领域交互激射,共同加入对其文艺观的形塑。揭示这种复杂性,亦能更为切实地展现近世以来文学文化传统内应式转换的深层轨迹。

“屈原赋二十五篇”到刘向《楚辞》成书的“聚合之势”考论——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二

从屈原《离骚》化用自己《抽思》《涉江》《天问》《远游》《思美人》《惜往日》诸篇,以及宋玉、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或化用或论及屈作分别达今存七卷中之五卷、六卷、四卷、五卷等情况看,一个共25篇的“屈原集”很可能早已存在,甚至就是屈原自己所编。再从司马迁《屈原列传》、东方朔《七谏》看,今存《楚辞》中宋玉等人的拟屈之作也已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因此,刘向编《楚辞》应是基于这样一个“屈原集”加“关系网”,合并、落实、调适而成的。就其“调适”而言,他主要受了司马迁影响,一是依循“时间”标准排列篇次,二是依据“悲其志”主旨进行再选拔;此外,他还引入了“代屈原设言”的写作标准。

论明清“小说家言”所反映的文学生态

在明清小说文本中,小说家往往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某些文学现象的真知灼见,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当时的文学生态。这些颇具认识价值的“小说家言”,或对小说创作与传播环境予以评价,或直接表明作者的小说观,或对小说创作技巧加以申说。有时小说家通过精心设置的故事情境,借小说人物之口直观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有时小说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间接展示了当时的诗歌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作为强势文体的时文与古文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当时文坛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家通过特定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文章学的某些真实状貌,尤其对“以古文为时文”之说给文坛带来的多重影响予以充分关注。

魏晋玄学对人物赞的影响

魏晋之际,赞体文兴盛,其中人物赞尤为突出。玄学作为当时思想的主流,起到了推动作用。魏晋玄学对人物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仙隐逸高士进入书写体系,扩展了题材范围;赞文重心由重功业仁德转为重才情性灵,体现了人物品评标准的位移;赞文出现援儒入道的现象,儒家人物的玄学色彩浓厚。魏晋人物赞的新变,是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融合的产物,反映出士人心态和创作实践深刻的链接。

才与境相遭:赵翼入都的诗学意义

赵翼17年的入都经历对其诗学取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个人的境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识”和“胆”,最终影响“才”的表现和“力”的形成。赵翼之识扩展于入都后刘统勋、汪由敦的赏识和提携,赵翼之胆却在“无如总做第三人”的科举之途中被削弱,因此他在诗学上也自嘲为“第三人”。这是赵翼在诗学观点和倾向上始终保有“底线意识”,与性灵派诗学总在离合之间的原因,也能解释袁枚对他所评价的“忽奇忽正,忽庄忽徘”的特点。赵翼入都的经历在清代中期诗人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庄子思想对北宋文学家苏舜钦的影响

苏舜钦,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舜钦短暂的一生,由进奏院事件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半生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渴望求取功名,建功立业;后半生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隐居乡里,避客作文。无论哪个阶段,苏舜钦的人生都清晰地体现出庄子思想的烙印。从苏舜钦的志向、性格、文风以及晚年的人生态度等角度,阐释庄子思想对苏舜钦为人为官为文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说事迹考辨三题

本文对张说事迹的三个小问题试加考辨。一为其早年戒杨炯苛政文之辨析,二为其掌文学之任的时间,三为其知贡举的时间。其对策文及《赠别杨盈川炯箴》是其阐述为政理念的延续之举;前贤记述张说“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此或为文学用语,实际当为二十年;张说知贡举的时间存在三种不同说法,就现存文献比较而论,本文倾向于长安元年之说。

诗文互通:宋诗话中的四六批评及其文论意义

宋代诗话著述多载关于四六的条目,且常以独立形式出现,这些条目在诗话与四六话研究过程中往往被双重忽视。宋代诗话所载四六条目主要呈现单纯摘句、勾连事件背景以及考释补注三种类型。伴随由论事到论辞的转向,诗话中出现关于骈文作家的评点以及创作技巧的论述,杨万里《诚斋诗话》是其中典型。诗话与四六话从文体批评角度呈现出四六溯源与诗文并举、文章创作层面表现为对偶并提与用典互化的特征,都加深了诗与骈文之间的相互联系。诗文互通不仅使得诗话成为宋代骈文批评的重要文献来源,同时也反映了在宋代文学批评重心逐渐向古文滑移的背景下,诗与骈文批评依然共同保有对辞采与形式之美的重视,这种交互影响也为二者创作水准的提高拓宽了道路。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文学思想新变——以悼亡文学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悼亡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对“悼亡”的书写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对该时期女性作家的悼亡诗赋、祭文的分析与解读,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文学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贞节观的新变、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女性地位与话语权的提升三个方面。这对于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作家在“文学自觉”中的贡献有重要意义。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新证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历来有歧义,而“小山”则为争论焦点。从“蛾眉”的习惯方法和该词的整体逻辑来看,“山眉说”似更为合理。“金明灭”则指女主人公额头、眉间的花黄或花钿在其辗转反侧时的明灭闪烁。据此可知,这首词所写乃女主人公昼寝初醒时的慵懒情态,其缘由则在于新婚丈夫的远离。炫才自鬻或许才是作者创作该词及《菩萨蛮》组词的主要动机。

以画释杜:陆俨少《杜甫诗意图册》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艺术转化

陆俨少一生在杜诗上倾注了大量心力与精思,不仅学诗以杜甫为宗,还积极地创作杜甫诗意图。这些诗意图融入了陆俨少的人生经历与艺术匠心:画幅中的人物是陆俨少心中的杜甫形象;画面上的构图、色彩、空间关系的处理等都体现着陆俨少对杜诗的独特理解。绘画史上的《杜甫诗意图册》推动了杜诗的经典化以及在近现代的传播,并且这一举措在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极具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