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况周颐词的沉痛书写

遵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紧扣王国维关于况周颐“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论断以及况周颐词主题“沉痛”评点,着重分析况氏在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等层次的需求状态及其沉痛书写。况周颐词呈现出疾呼物质贫瘠的“吃饭主义”、哀叹无生人之乐的“鲜民之生”、深感人际环境恶劣的“燠凉风雅”、寒士沦为逐臣的“蕙风摇落”、自表独葆清气的“顽而不艳”等鲜明主题特征。王国维对况周颐的认知则是两人双向奔赴的结果。

论梁启超古代韵文审美中蕴含的新女性观

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论及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表达了对女性文学审美的重要观点。此文也蕴含了他对新女性特征的若干看法,如清贵的品格、真挚浓郁的感情、刚健之美,结合他文探究之,可以找到其发展新女性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梁启超长期对国家民族命运和女性问题深刻的思考。

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屈原研究之我见

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他创作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25篇,其中《离骚》是代表作,集中表现了屈原的人物形象、坎坷经历及其理想追求。屈原的初衷是当政治家、改革家,旨在振兴楚国,而不是要成为文学家和诗人。屈原的爱楚国,与今天的爱国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屈原属于堪与意大利但丁比肩的世界一流大诗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楚辞姓“楚”,屈原姓“屈”。

现代词学的“学词”之维——夏承焘《作词法》的成书、修订及意义

《作词法》乃现代词学宗师夏承焘应世界书局约稿而撰的词学入门书,初版于1937年4月,颇受唐圭璋等人好评。作者本人也很看重,先亲自改为《填词四说》,后又和门人吴熊和合作,改为《怎样读唐宋词》和《读词常识》。这些著作在内容上具有学术性差异,皆有整理单行之必要。《作词法》由《词例》修订而成,分“选调”“辨声”“用韵”“属辞”四章指点填词的知识与技艺,乃夏承焘撰著的“中转站”,折射了其方面颇多、堂庑甚大的词学体系。这启示学界重审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现代词学的“学词”之维:“学词”不仅是现代词学主流的“体制内派”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或“问题意识”,塑造了该派词学的格局样貌。今天,对现代词学的继承,应走出仅接“体制外派”一脉文学史、文艺学研究的误区,赓续“体制内派”宗师的多元理路,重建“学词”之维,这样才能阐发“词”这一中国特有文体的本体特质,还原其生发的鲜活语境及负载的文化信息,在词学领域落实“三大体系”建设。

《京报副刊》与新诗传播

1920年代中期的历史语境催生了《京报副刊》,尽管置身于新诗建设较为薄弱的阶段,《京报副刊》仍秉持“五四”传统,在新诗的建设、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承“五四”,新诗在语体上不断丰富,读者的阅读介入为新诗的合法性建设提供参照;新诗自身的变革要求不断推进副刊上新诗的形质探索,现实环境的剧烈变动带来创作主题的凸显、分化;新诗问题论辩则致力于纠正“五四”以来的创作、翻译、批评乱象,展现时人在重建新诗风气,重塑新诗秩序上的努力,充分显示了《京报副刊》所处时间点的过渡性以及作为一时期新诗公共言论空间的重要性。

晚唐蜀才子李远诗校补--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为中心

邻国高丽朝文士编选《十抄诗》,收录晚唐蜀才子李远十首七律。其中六首为久佚之诗,包括为说唱文艺留下宝贵资料的《转变人》。其后,该国僧人子山旁征博引中土文献加以注释,遂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之名传世。注文虽保存了同为散佚之书《十道志》《三秦记》中的吉光片羽,但诸多瑕疵引来后人旳讥评:“字颇舛错”“注多鱼鲁”。而今我们不揣浅陋,依据名物制度变化、历史地理因革、语言文字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逐一给出是非优劣之按断。

唐宋诗词里的“琉璃”意象与文化意趣

诗词文化与琉璃艺术均是中国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符号性的特色文化,同时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结,精神与物质、文字与实物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交相辉映,既表现了我国先进的物质文明,亦传播了中国意境的精神文化。通过深入分析唐宋诗词中对琉璃的描绘手法及琉璃所承载的象征意蕴,探讨琉璃意象与诗人情感世界之间的微妙关联,揭示了琉璃如何成为诗人情感外化的桥梁,承载并传递诗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感慨,成为诗人情感抒发的精妙载体。同时,通过探讨琉璃意象与诗人情感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琉璃在诗词中被赋予的情感内涵及其深远的象征意义,阐释了琉璃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学价值。

草原文化对元词的影响

元词与宋金词相较而言,出现一些新风貌。在创作主体上,非汉族文人队伍壮大,多族文人圈形成,以词为载体的雅集唱和活动兴盛;在题材内容上,集中描写草原文化,表达统一政权下的和合精神,元词风貌呈现出正大宏朗的盛大气象。元词的新变,不是词体内部变革的结果,而是元代“大元气象”时代精神以及草原文化之“大”的产物。

兴:身体欲望的自然化与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

不同于“比”将心物关系进行“理性的类比”,兴诗之“兴”的生成,以书写“身体欲望”为中心,经历了身体欲望的自然转喻化、心灵图景化与语言提纯化三个阶段。首先,兴诗是从描写物开始的,但此时物的性质却是对身体欲望的转喻。由此,表面上看是由物起情、物在心先,实则却是身对心的发动,身体欲望是心灵情感发抒的动力之源;其次,自然化了的身体欲望进而升华、转换为心灵图景的显现,使潜意识转化为显意识;再次,诗人用语言对身体欲望进行进一步的无害化审美提纯。这样,通过自然疏导身体欲望、通过心灵升华身体欲望、通过语言中和身体欲望,最终使身体欲望由“郑声淫”向“思无邪”的人生境界审美生成。

邵雍的诗歌精神

邵雍的《伊川击壤集》是宋代理学诗的代表作品。他的诗歌以浅率平直、口语化的语言,把安乐窝实实在在的真实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体现了真情、质朴,从自我感受中把乐天知命、安于生活、赞美生活的人生观展现得一览无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歌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儒道观物精神、诗理合一精神、超越历史精神、赞颂生命精神、逍遥休闲精神、快乐自在精神。通过对邵雍诗歌精神的把握,可以清楚地看到邵雍对朱熹、陈白沙等理学诗人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对邵雍诗歌的研究,也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皇极经世书》所创造的广博的思想体系。

司马相如作品辑佚与系年

司马相如作品散佚严重,但经过稽考,署名司马相如的作品至少有29篇(部)。现对亡佚者进行辑佚,可疑者进行辨伪,并广泛吸收学界成果,对其全部作品加以系年。《荆轲赞》很可能创作于相如青少年时代、胸怀伟志之时;《美人赋》《玉如意赋》《梨赋》当作于梁孝王门下;《子虚赋》当作于梁孝王晚期;《上林赋》当作于元光元年汉武帝亲政之际;《谏猎疏》《哀二世赋》当作于汉武帝25岁酷爱打猎之时;《凡将篇》《草木书篇》当定稿于作者晚年,闲居茂陵之时;《梓桐山赋》亦为晚年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长门赋》《封禅文》之作年,则沿用学术界既有结论。从中不难看出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司马相如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文学、文字学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奈何日微逐,索米老长安——明清易变杨思圣心态嬗变研究

明清易代之际,众多文人面临着守节与出仕的两难选择。杨思圣是河朔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明末清初畿辅地区的著名诗人。明末中举的经历令他在出仕清廷后始终怀有身仕二主的内惭心理,但在山林之思以及佛禅的慰藉下,他秉持着儒家的入世情怀将黎元之忧担在肩头。杨思圣关心民瘼的心境与杜甫心忧天下众生的情怀不谋而合,为他接受杜甫诗学提供了重要诱因;他身上的山林情结以及他对佛禅的接受,则是其诗歌清俊深远风格的根柢。此外,杨思圣的经历及其仕清后的心路历程,与明清鼎革之际绝大部分遭夺志遗民的身心际遇有所重合。在相似遭际之影响下,这一失节仕清群体诗风宗尚趋于同质化,成为清初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湖子并非李提摩太——晚清天津《时报》第一任主笔明湖子身份考证

《时报》创刊于1886年,不仅是近代天津的第一种中文报纸,亦是晚清北方的第一种商业性报纸。学界向来认为《时报》主笔明湖子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但其真实身份却是晚清资深报人蔡锡龄。蔡锡龄怀用世之志,曾与金楷理、林乐知编译《西国近事汇编》,又曾任职上海《申报》馆,被天津《时报》馆聘为首任主笔。主笔《时报》时,蔡锡龄提倡西学,推介新书,提倡变革、废除制艺,开北方报刊风气之先,其努力与功绩应被正视,而不应被英人李提摩太所遮蔽。

论唐五代词学批评的多维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唐五代“诗客”建构起来的词学批评是历代学者较少关注的论题。作为古典词学批评的发端,唐五代词学批评脱胎于诗学批评而有自身的特色。首先,就本事批评而言,呈现出由“诗缘事”到“词即事”的转变。其次,就词乐而言,唐五代词遵循“审调以节唱”的同时,有着“声依永”和“永依声”的开放的词乐观。再次,就审美而言,唐五代词学有着重清越、尚高扬的审美理想。最后,唐五代的词体功能是娱宾遣兴,但亦不乏政治教化之用。这些批评观点和思想虽具有不确定性和形而上性,却反映了词学思想的原初面貌和初级形态的理论倡导,对后世词学有不可忽视的奠基和推动作用,在文学史上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作协时期的郭小川(1955—1962)——以郭小川的“副文本”为中心

从郭小川日记可以发现,作协时期的郭小川(1955-1962)钟情于诗歌创作,念兹在兹。面对日常工作时,他干劲充足,但经常流露负面情绪。郭小川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体现在日记中的片言只语,恰是这种不经意,流露出诸多信息。此前对《一个和八个》的解读,很少关注次要人物,也并未联系郭小川的当时心态。除了“王金”,“锄奸科长”和“大胡子”也是理解当时郭小川“潜意识”的重要入口。

作为文学景观的桑干河——以唐宋诗为中心的考察

山西雁北地区,处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流的关键地带,桑干河作为雁北地区重要的水系,与雁门关、恒山山脉等共同构成了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作为“战争”的代名词,成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常见意象。历代诗人对桑干河的文学书写,将其逐渐塑造为兼具自然属性和文学属性的文学景观,包含着多重审美意蕴和情感内涵,其中尤以唐宋诗人的书写最具典型意义。他们以桑干河为媒介,抒发对战争的痛恨、对国家的担忧以及羁旅的哀愁,勾勒出独特的人文精神与时代风貌。这些诗歌蕴含着多重文化特质,以“尚武”最为鲜明,显示出雁北地区独特的文化性格,充分展示出桑干河的文学价值,丰富了我们对山西地域文化的认知。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民国时期南岳衡山风景意象研究

南岳衡山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不仅拥有独秀的自然风景,也是文明奥区、宗教圣地、抗战名山。研究衡山景观意象特征,有利于再现衡山民国时期景观风貌,更好地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古迹。以1912—1949年南岳衡山古诗词为研究对象,探究民国时期衡山的风景意象,共搜集到诗词文本379首,利用Python语言jieba分词、ROST CM6等相关软件进行文本词频统计、共线分析、情感分析等,感知大众心中衡山的景观形象,并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可将衡山划分为梵音古刹、烟霞胜境、暮色山林、曲径通幽、云影飞瀑五大景观类型,祝融峰、天柱峰、上封寺、磨镜台是民国时期衡山核心景点;天景、生景等自然景观感知度高于人文景观;文本情感虽以积极为主,但消极情感仍占有一定比例;“高耸”“青翠”“幽深”“巍峨”是衡山主要特征。研究表明,秀美的自然山水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是诗意形成的基础,受时代背景影响,文人多通过借景抒情的方式表达豪情壮志。基于古诗词的文本挖掘能够强化对民国时期衡山景观价值的提炼,为地域性景观的保护与延续提供参考。

杜诗叙事画论析--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绘画为中心

关于叙事画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叙事手法、教化功能和图文关系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识。文章在明确叙事画的概念、范畴和功能之后,通过对明清至近现代繁盛起来的杜诗叙事画的文本来源、画家群体及创作原因、选材与形制的关系、艺术手法的演变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进一步明晰杜诗叙事画的图文关系。杜诗叙事画是对文本来源为杜诗内容的艺术展示,是画家对杜甫叙事诗的接收与传播;同时,观者通过叙事性的图画溯源于杜诗,可以加深对杜诗内容及其反映的唐代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体味杜甫的圣者仁心,并加深对其图文关系的认知。

汉乐府《公无渡河》本事及其主题演变考论

《箜篌引》又作《公无渡河》,其作者、本事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对其内涵解读也众说纷纭,已成乐府研究公案。文章通过梳理其本事起源与发展,分析其中“河”与“狂夫”元素的内涵嬗变,考察后世拟作中的主题转向,探究诗旨分流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诗人情感倾向与文学创作思潮等变化,进而揭示《公无渡河》主题演变轨迹,展现后世拟作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发生新变的时代特色,为深入理解乐府诗歌传承与发展、明晰文学经典的时代性及其持续散发魅力与影响力的内在根源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