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晚唐蜀才子李远诗校补--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为中心

邻国高丽朝文士编选《十抄诗》,收录晚唐蜀才子李远十首七律。其中六首为久佚之诗,包括为说唱文艺留下宝贵资料的《转变人》。其后,该国僧人子山旁征博引中土文献加以注释,遂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之名传世。注文虽保存了同为散佚之书《十道志》《三秦记》中的吉光片羽,但诸多瑕疵引来后人旳讥评:“字颇舛错”“注多鱼鲁”。而今我们不揣浅陋,依据名物制度变化、历史地理因革、语言文字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逐一给出是非优劣之按断。

兴:身体欲望的自然化与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

不同于“比”将心物关系进行“理性的类比”,兴诗之“兴”的生成,以书写“身体欲望”为中心,经历了身体欲望的自然转喻化、心灵图景化与语言提纯化三个阶段。首先,兴诗是从描写物开始的,但此时物的性质却是对身体欲望的转喻。由此,表面上看是由物起情、物在心先,实则却是身对心的发动,身体欲望是心灵情感发抒的动力之源;其次,自然化了的身体欲望进而升华、转换为心灵图景的显现,使潜意识转化为显意识;再次,诗人用语言对身体欲望进行进一步的无害化审美提纯。这样,通过自然疏导身体欲望、通过心灵升华身体欲望、通过语言中和身体欲望,最终使身体欲望由“郑声淫”向“思无邪”的人生境界审美生成。

邵雍的诗歌精神

邵雍的《伊川击壤集》是宋代理学诗的代表作品。他的诗歌以浅率平直、口语化的语言,把安乐窝实实在在的真实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体现了真情、质朴,从自我感受中把乐天知命、安于生活、赞美生活的人生观展现得一览无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歌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儒道观物精神、诗理合一精神、超越历史精神、赞颂生命精神、逍遥休闲精神、快乐自在精神。通过对邵雍诗歌精神的把握,可以清楚地看到邵雍对朱熹、陈白沙等理学诗人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对邵雍诗歌的研究,也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皇极经世书》所创造的广博的思想体系。

司马相如作品辑佚与系年

司马相如作品散佚严重,但经过稽考,署名司马相如的作品至少有29篇(部)。现对亡佚者进行辑佚,可疑者进行辨伪,并广泛吸收学界成果,对其全部作品加以系年。《荆轲赞》很可能创作于相如青少年时代、胸怀伟志之时;《美人赋》《玉如意赋》《梨赋》当作于梁孝王门下;《子虚赋》当作于梁孝王晚期;《上林赋》当作于元光元年汉武帝亲政之际;《谏猎疏》《哀二世赋》当作于汉武帝25岁酷爱打猎之时;《凡将篇》《草木书篇》当定稿于作者晚年,闲居茂陵之时;《梓桐山赋》亦为晚年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长门赋》《封禅文》之作年,则沿用学术界既有结论。从中不难看出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司马相如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文学、文字学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奈何日微逐,索米老长安——明清易变杨思圣心态嬗变研究

明清易代之际,众多文人面临着守节与出仕的两难选择。杨思圣是河朔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明末清初畿辅地区的著名诗人。明末中举的经历令他在出仕清廷后始终怀有身仕二主的内惭心理,但在山林之思以及佛禅的慰藉下,他秉持着儒家的入世情怀将黎元之忧担在肩头。杨思圣关心民瘼的心境与杜甫心忧天下众生的情怀不谋而合,为他接受杜甫诗学提供了重要诱因;他身上的山林情结以及他对佛禅的接受,则是其诗歌清俊深远风格的根柢。此外,杨思圣的经历及其仕清后的心路历程,与明清鼎革之际绝大部分遭夺志遗民的身心际遇有所重合。在相似遭际之影响下,这一失节仕清群体诗风宗尚趋于同质化,成为清初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屈原研究之我见

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他创作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25篇,其中《离骚》是代表作,集中表现了屈原的人物形象、坎坷经历及其理想追求。屈原的初衷是当政治家、改革家,旨在振兴楚国,而不是要成为文学家和诗人。屈原的爱楚国,与今天的爱国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屈原属于堪与意大利但丁比肩的世界一流大诗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楚辞姓“楚”,屈原姓“屈”。

杜诗叙事画论析--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绘画为中心

关于叙事画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叙事手法、教化功能和图文关系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识。文章在明确叙事画的概念、范畴和功能之后,通过对明清至近现代繁盛起来的杜诗叙事画的文本来源、画家群体及创作原因、选材与形制的关系、艺术手法的演变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进一步明晰杜诗叙事画的图文关系。杜诗叙事画是对文本来源为杜诗内容的艺术展示,是画家对杜甫叙事诗的接收与传播;同时,观者通过叙事性的图画溯源于杜诗,可以加深对杜诗内容及其反映的唐代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体味杜甫的圣者仁心,并加深对其图文关系的认知。

汉乐府《公无渡河》本事及其主题演变考论

《箜篌引》又作《公无渡河》,其作者、本事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对其内涵解读也众说纷纭,已成乐府研究公案。文章通过梳理其本事起源与发展,分析其中“河”与“狂夫”元素的内涵嬗变,考察后世拟作中的主题转向,探究诗旨分流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诗人情感倾向与文学创作思潮等变化,进而揭示《公无渡河》主题演变轨迹,展现后世拟作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发生新变的时代特色,为深入理解乐府诗歌传承与发展、明晰文学经典的时代性及其持续散发魅力与影响力的内在根源提供参考。

以史为诗:山右遗民傅山的自我写照与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傅山学养深厚,在清初“诗史”观念复兴的背景下,傅山没有笼统地接受前人的文学思想,而是有选择性地继承,他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强调“真”“实”之观念与“诗”“史”之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诗史观,拓展深化了“诗史”这一诗学观念。咏史诗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思想表达,是傅山诗史观的文本表现形式,诗中的历史人物是其自我写照。背后的文化氛围和遗民心态则始终是影响傅山诗史观形成的因素,贯穿于傅山的文本与思想中。

宋代诗话政治叙事的儒家伦理话语分析

政治叙事是儒家树立理想人格、阐释社会正义、教化广大民众的常见载体与主要途径,可谓是展现儒家伦理的基本场所。宋代诗话政治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并汇集为人格伦理、正义伦理、诗教伦理三重主体话语,展示出宋人对儒家伦理的时代阐释。与官方主流话语相比,宋代诗话政治叙事并未脱离史实,反而更具传播力。这不仅印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有助于拓展智识精英圈的政治认知,深化受众的伦理意识,并为宋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典型样本及话语助力。

论苏轼“物我互证”的审美运思

苏轼在与物相处中,呈现出“物我互证”的关系,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审美运思,并随生活实践不断深化。他鉴赏为人所忽视的物趣,自娱以示不凡的生活情致;共情于孤独流落的物喻,自托无意妥协的精神品性;雅化谪居饮食的物味,自颂苦难之中的超然心境。苏轼以其自身行为昭示出寻常、弃置、平淡之物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审美价值,表明对自我的肯定。这一与物互证的过程,揭示出苏轼物我关系中我适的状态,也彰显了苏轼与俗不同的生活哲学。

金代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金代经学与诗学发展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学以儒为本的大纛下,诗学始终保持对风雅精神的传继。二是金源学者变汉宋经学本体之“道”为金源经学之“意”,发为“诚意”“己意”“中意”三端,促进了以意为主的诗学观之建构。三是金源经学呈现出博采多元的格局,影响了诗学复古与创变两条路径的共同演进。

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比坡与厌坡:比坡文学的生成及其意义

古代作家常自比为东坡或被他人比作东坡,以示对苏轼的认同。另有一些作家厌恶东坡,对东坡作品予以指摘,是比坡的另类样态。比坡与厌坡生成比坡文学。比坡文学在内容上自比、他比东坡;形式上,多模拟、唱和东坡作品;风格上,多与东坡相类。诗论家对比坡文学的批评使比坡文学理论化。比坡文学推进了苏诗经典化,确立了苏轼唯一性,孕育出新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歌曲的口头史诗

史诗演述的音乐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对音乐的描述和分析;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所涉及解释的问题,即音乐之于史诗的意义是什么。在口头史诗中,要更全面地讨论格律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虑所发现的旋律类型,还要考虑所讨论的诗歌传统背后的不同格律系统。旋律的“载体”功能有助于传递歌手的声音,有助于提高可听性。即使是最简单的音乐演述模式,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旋律和节奏的多样性和微妙变化。

卡尔·赖希尔的《玛纳斯》史诗研究——兼论口头史诗的表演性

卡尔·赖希尔多年来在口头史诗研究领域不断探究“歌手的创作”和“史诗的表演”等核心话题,著述丰厚,是目前国际口头史诗研究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赖希尔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口头史诗:从表演到诠释》(The Oral Epic:From Performance to Interpretation)中探讨了口头史诗表演特征对于史诗解读的重要意义。该书第六章第二节针对玛纳斯奇表演时的旋律运用、音节改编、节奏特点及诗行变体进行了细致讨论。这本著作不仅是他多年来深耕《玛纳斯》史诗研究的又一力作,也为从口头史诗作为表演艺术的角度思考“副文本”在史诗表演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前沿讨论话题。

“活似摩诘山水”:杜甫《南邻》诗的绘画性及其诗意图创作

杜甫《南邻》诗记录了诗人在成都时期过访南邻朱山人家,并得到主人热情款待又月夜送别的日常生活。文章梳理了《南邻》诗意图的绘制历史,分别从人物群像和江村风光两个层面探析《南邻》诗在绘画中的传播特点及其对文学的反馈。《南邻》诗意图在明清时期的江苏地区特别流行,以吴门画家为创作主体。画家采用“群像式”点景人物创作方式,再现了杜甫与邻居间和谐融洽的日常交往以及悠闲的诗酒生活。江村风光是画家再现《南邻》山水的重点,画家的创作一方面受到时空、语象与图像、受体与传体的距离限制,另一方面正是距离的“缝隙”为画家留足想象和创作的空间,画家的参与和诗意图的创作也为《南邻》诗的传播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

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的研究向度与理论反思

鄂伦春族史诗自20世纪80年代得以全面抢救、搜集、整理、命名、翻译、出版以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鄂伦春语“摩苏昆”相当于鄂温克语“尼玛嘎罕”或“尼玛罕”、赫哲语“伊玛堪”与埃文基语“尼玛堪”,现多解释为“史诗”“民间文学”“说唱文学”“说唱艺术”“说唱故事”“曲艺”“民间音乐”等。在口头史诗传承发展的新时代,对鄂伦春族史诗进行理论反思,可将其科学命名为“尼玛罕”,其研究归属于口头史诗学的学科范畴,以“莫日根”和“蟒蜺”为常见的审美意象,承载着史诗式记忆、地方知识、诗性智慧、文化认同、生态理念和民族精神。在史诗传统与史诗式记忆层面,结合语言、主体、生产生活方式、生命共同体和生态审美文化理论建构,其口头史诗活动和原生态审美理想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铺就了一条诗性之路。

德格地区格萨尔嘎尔羌姆的历史渊源与传承现状

格萨尔嘎尔羌姆舞蹈起源于德格佐钦寺。作为《格萨尔》史诗的表现形式之一,格萨尔嘎尔羌姆以格萨尔王和岭国文化为主题,以出场顺序和线路的符号为曲线图,借助视觉艺术呈现出格萨尔王及其他英雄形象,丰富了藏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在分析格萨尔嘎尔羌姆演出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德格地区的传承模式过程中,发现其艺术表现具有高度的文化适应性和传承价值。目前,格萨尔嘎尔羌姆的演出方式形成了地区性的独特范式,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发展的形式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