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2023年8月15日,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此届颁奖典礼由江汉大学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和上海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袂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广西河池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松江区文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承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届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周瓒、张洁宇、段从学、李心释、陈培浩五位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数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新诗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引领性和公益性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

朱英诞的诗与禅

作为一个被历史淹没的京派代表诗人,朱英诞的诗歌于历史洪流之外另辟一块自己的园地。古朴幽美的诗风、澄明空静的诗心、戏言近庄的诗趣,都呈现出与主流诗潮迥别的纯粹诗美。深受中国禅宗文化的浸染,朱英诞的诗歌与“禅”有着不解之缘。隐而不奥的禅语、自由空灵的禅思、借禅为谐的禅趣,诗与禅在朱英诞笔下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不仅以禅入诗,化用禅宗典故,更取法禅宗“藉境观心”的思维方式,叩问生命、宇宙之门。从诗与禅的角度鉴赏朱英诞的诗歌,才能领悟其诗的纤美与广博、真诚与智巧、平淡与梦幻。经由佛意禅旨的点化与浸润,朱英诞的诗歌以潜在而独特的写作方式丰富了现代诗坛。

穿越与抵达——关于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

一因为我多年的诗歌写作早已养成单一的主题用特定的场景设置和诗句表达……这是阿尔丁夫·翼人在长诗《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撒拉尔的传人颂辞及其它》中的一句。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到阅读这位撒拉族诗人的起点,因为这既是他作为诗人的某种谦辞,也是当然的宣言。这个直接的说法可以让我们更郑重地关注这“单一的主题”案例,还有他的背景、理由和特点。大约是在2010年夏,因为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或是参加一个“十大民族诗人”的颁奖活动,记忆有点模糊了,我有幸来到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那一次也等于来到了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老家。

理想、远方、温度与执灯而立——周庆荣“意义化写作”的审美指向

关注诗人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是从《我们》组章开始的,那是一篇恢宏的史诗,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近10多年来,周庆荣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有理想的人》(2011)、《有远方的人》(2014)、《有温度的人》(2017)、《执灯而立》(2021)相继问世,作为诗人,他严肃的审美追求与公共话语承担者的清醒自觉,体现出对散文诗审美突围的使命性坚守和公共责任自觉担当。周庆荣的创作整体似乎偏向于社会诗学,与生命诗学的创作特征是不同的审美路径。

汉诗的绝对文本: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量子男孩”与“天使抗体”

诗歌何为?汉诗又何为?在一切都会被纳入程序控制的算法时代、AI也能写诗的时代,诗人何为?如此的提问,无疑也是直接回应海德格尔思考里尔克的文章的标题--《诗人何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已经在里尔克一首诗歌片断中得到了先知般的指示。

封面传媒小封《万物都相爱》:人工智能的“有机体”诗歌论

与微软小冰的《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备受关注相比,封面传媒小封的《万物都相爱》(2019)却很少有人提及。搜索知网,没有一篇论文是重点论述《万物都相爱》的。(1)这也难怪,《阳光失了玻璃窗》独占了国内“人工智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诗集”这一称号,而随后出版的《万物都相爱》只能作为陪衬。但是从人工智能输出汉语仿诗的发展角度看,笔者倒是觉得《阳光失了玻璃窗》类似于中国新诗史上胡适的《尝试集》,主要作用是开风气;而《万物都相爱》类似乎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的《女神》,主要作用是创境界。

自我、民族与世界——论吉狄马加诗歌意象群的精神维度

吉狄马加诗歌的丰富意象组合成了各类意象群,表现为“自我”、彝族文化和“世界”三个精神维度。“我”“雪豹”等意象是吉狄马加表达及超越个体自我的载体;“火”“酒”“苦荞”等意象是彝民族文化的具象;“斗牛”“赛马”“口弦”“子弹”等意象是诗人传达人类共同声音的符号。吉狄马加诗歌意象群建构了诗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悟和思考、对彝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深情赞美、以及对人类命运和灵魂的探寻,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戴望舒对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论的超越

作为中国现代派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戴望舒对现代诗歌理论也颇为关注。戴望舒的创作论强调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反对纯粹的艺术至上主义。他对象征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契合、纯诗、音乐性等重新进行了阐释,抛弃了前期象征主义的某种神秘性,理论视野更为开阔。最后,戴望舒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也更为认可。与20世纪中国早期象征派的诗论比较起来,戴望舒的诗论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也摆脱了中国早期象征派局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认知体系,更富有开放性、革命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凭借这种本体论的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他和梁宗岱等共同把象征主义理论提升到更为丰赡、成熟的境界。

21世纪诗人陌生化写作与异质“文学性”的建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个人化写作更趋私密,诗人们在单一叙事性或抒情性观念支配下的诗学实践也变得相对封闭,尤其是对接现实经验后,“文学性”逐渐弱化,而更具陌生化的诗意就成为诗人创作的内驱动力。在观念调整之后,有些诗人开始强调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词语的重新构图与戏剧化呈现,以“脱序”书写来构成新的诗歌生产机制,同时还以反讽与戏谑式表达构建异质性的诗意。在语言与技艺层面之外,还有些诗人钟情于对各种经验的变形,以形成更丰富与复杂的“文学性”审美图景。这些观念与写作模式的变革,其意图在于以陌生化写作来建构异质性的诗歌美学,并赋予未来诗歌以更开放的探索向度。

物化时代的经验意义——韩春燕的诗歌写作

韩春燕的诗歌写作在21世纪具有颠覆性的价值,开创了一种全新诗歌的写作路径,其作品隽永深刻的伦理思维、奇特智性的精美构思,对当下诗歌艺术具有启示意义;她诗歌中的深刻与博大、宽广与现代、厚道与雅致、普世与悲悯,无不体现出独特而珍贵的丰富性和思想性;韩春燕在保持诗歌文化性的同时,凸显了鲜明的时代感,她从容而善意地记录着自己对时代景象与精神状态的深度思考。

小冰与莫言诗歌写作的跨媒介性及具名式焦虑的突围

微软程序小冰和莫言同年跨入诗坛并成为颇具话题性和现象级的诗人,其写诗行为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媒介文化的特殊性。二者的诗作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性,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又形成了较为瞩目的媒介间性。小冰通过两部诗集实现了由“算法”到“交互”式写作的转变,莫言则以富有对话性的长诗和相对成熟的抒情短诗宣告着小说、戏剧与诗媒介深度交流的可能。读者阅读的“具名式焦虑”需要正视媒介景观之中的悖论性呈现,以抵挡媒介文化对艺术作品产生的不具备信息呈现功能的喧哗和躁动。

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审美风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忠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与公共生活的面貌,整体呈现出三种审美风格:宏大叙事中雄伟壮丽的崇高美、日常叙事中清新宁静的优美、异化情境中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荒诞感。无论是抒发社会主义建设革命豪情的壮美、表达日常生活幸福之感的优美,还是讽喻社会异化情境中的荒诞感,诗歌的价值内核仍然指向对真、善、美的追求。

孔孚论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孔孚堪称奇迹。他自己恐也不可能料到,年近花甲一发而不可收的诗作,不仅深为许多读者所喜爱,且赢得了一些著名诗人、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海外诗坛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孔孚的成功,不仅在于写出了富有“诗意”的诗,且以宏阔的宇宙视野,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孔孚不仅是一位真正痴迷于诗、潜心于诗艺求索的诗人,对诗之本体特征亦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与思考。我们仅从他提出并反复论述的“远龙”“出虚”“大虚”“灵视”“隐现”这些新颖独到的关键词中,就能意识到他在诗学方面的开拓性与创见性。

全方位的探索及多元立体的展开——吴思敬的诗学研究综论

吴思敬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界极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四十余载的诗学研究涵盖批评、理论著述、诗歌史书写等多个方面,已形成体系化、开放式的特质,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吴思敬的诗学道路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发展趋势高度契合,既有追踪把握诗歌主潮、理论建构及实践品格自觉的发展线索,又兼有宏阔视野与畅达的文气、执着坚守与主体的关怀的共时性特征。其全方位的探索与多元立体展开的态势,交织着年代感和心路历程,需要一种综合的方式加以认知与解读。

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出路与文学格局问题--以《红旗歌谣》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红旗歌谣》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需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以及新民歌和新诗的问题;二是新民歌与旧民歌的区别;三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四是文人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交织,在《红旗歌谣》的编选及其与同类其他选本的差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就历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红旗歌谣》的编选实践及其新诗出路问题的讨论,使得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格局逐渐清晰并得以确立。通过对这一诗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文学格局变迁的进一步认识。

孔孚“抟虚宇宙”诗歌创作的追求和艺术得失

“抟虚宇宙”是孔孚后期诗歌创作的纲领,他以此来“与上帝唱唱对台戏”。他晚期的山水诗力求揭示“宇宙全息”,即体现景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思维方式上他不满足于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而标举“灵性”和“灵觉”(包括“灵视”“灵听”“灵嗅”“灵味”等等)。在表现技巧上,他标举“减法”“隐藏”。他确实写出了一些山水其表、宇宙其里的好诗。但由于过分急切地追求“宇宙全息”,有的诗作流于理念化。他的“灵觉”有时没有灵感伴随,变成了刻意为之的冥思苦想。他对“减法”“隐藏”的精心运用,有时因为失去来自灵感的内在诗意的依傍,流为文字技巧的操作。

在张力的弓弦上弹奏美的分寸感——论李少君的诗学建构

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建构突破了“自然诗人”的定位,有着更深远的旨归与意义。李少君的诗学建构聚焦于一种诗意张力的生成,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诗人用“草根诗学”昭示了新诗的百年使命;在大陆与海洋的张力中,诗人用“海洋诗学”开拓了新诗的创作疆域;在人心与人世的张力中,诗人用“诗歌心学”引领了新诗的灵魂自治的修炼途径。在这些张力的弓弦上,李少君的诗歌是一种弹奏,诗论也是一种弹奏,维持住张力,也维持着美的分寸感。

《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从幻象至错乱

诗人通过语言形式抵达生命的深度体验,切近了自我的存在价值与文化意义的质询,切近了诗歌构成人类持久激情与自由的近距离审视和体认,完成了对命运、大诗的审美化及终极价值的确认。长诗《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像海子晚期其他长诗一样,形而上学的沉思与黑暗呓语考验我们阅读的耐心、信心,他在错乱、迷狂的撕裂话语中完成“大诗”书写,但其思想也在迷失、分裂,这值得警惕。

现代诗晦涩成因的隐喻认知阐释

认知语言学、修辞学和哲学研究对隐喻的重新认识,表明诗歌语言的晦涩与语言的隐喻认知特性息息相关。古典诗与现代诗里的隐喻类型不同,前者为修饰型,后者为认知型,现代诗语的晦涩程度也比古代诗语更为突出。现代诗中晦涩的程度差别有客观与主观成因,隐喻与转喻的函数关系表现为客观因素,作者与读者则是造成晦涩的主观因素。在符号学上,词语—事物、能指—所指的对应关系发生偏离越大,在认知上造成的难度与晦涩的程度就会越大。隐喻类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与晦涩现象相关,晦涩程度完全可以做到与特定的审美趣味相适应。

“白话文百人百论”十九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周梦蝶、余光中、洛夫

周梦蝶.1956年到1965年被称为台湾地区现代诗的黄金十年,由纪弦(路易士)和覃子豪两位30年代开始写诗并崭露头角的诗人,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火种带到了台湾地区。战火平息后一群不甘寂寞的人,让汉字聚集在纸上,两岸的差异随后越来越大了。在中国内地,这十年是贺敬之和郭小川以及翻译的马雅科夫斯基歌颂大跃进的新民歌年代,台湾地区则主要有纪弦的现代诗社、覃子豪的蓝星诗社,以及创世纪三人张默、洛夫、痖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