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主持人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璀璨星辰,穿越时空的界限,照亮后世的文化天空。冯梦龙,作为明代通俗文学大师,以其卓越的文学才情与深邃的思想,在小说、戏曲、民歌等多个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尤其是他编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不仅是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瑰宝,更是将这一文学体裁推向了艺术高峰,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冯梦龙及其作品的价值日益凸显。近年来,冯梦龙研究成果显著,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视角日益多元,为我们全方位、多角度理解这位文学巨匠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坚实的基础。值此冯梦龙诞辰450周年及其入闽担任寿宁知县390周年之际,《福建江夏学院学报》“冯梦龙文化研究”专栏,精选了3篇学术论文,从不同维度深入挖掘冯梦龙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成果与动态。

上清仙传的文本结构与修仙之道

道教上清经派在东晋逐渐兴起,为宣扬上清信仰、阐明修仙之道,出现了一批单篇流传、教内秘授、结构复杂、文辞繁缛的上清仙传。这类仙传在以传主为主体的事迹中嵌入他人事迹,形成传中有传的嵌套结构,以此建构仙道传授谱系,塑造仙道的历史语境和真实性。在编缀方式上,上清仙传以叙事性文本为基础,交互编入经诀、科仪、仙方、仙歌、经目等类型各异的文本,表现出杂糅的结构特征,被赋予多面修仙指南的功能。阶位层升是上清仙传内在的主体结构,它以思理的方式主导整篇传记的撰述,与之相应的是修仙的历程呈现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序列。嵌套、杂糅、阶位层升等文本结构都有其传统资源,上清仙传兼用诸法,开拓新境,推动了单篇传记文本结构的复杂化。

醒世之心与愤世之情——西周生的创作意图与《醒世姻缘传》的批判精神

《醒世姻缘传》写了一桩“阴阳颠倒,刚柔失调”的恶姻缘,丈夫狄希陈懦弱、愚蠢,妻子薛素姐悍泼、狠毒,不仅导致婚姻名存实亡,还气死了狄母与薛父,葬送了狄希陈的仕途。西周生写这桩恶姻缘,就是要劝男人竖起脊梁,女人做贤妻孝妇,其婚姻观相当陈腐。西周生的女性观更为落后,对悍妇极尽丑化之能事,对女性的正当权利也横加指责。小说大量的内容游离于恶姻缘故事之外,将笔触伸向世间乱象,指斥社会弊端,体现出西周生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关于《花笺记》成书和评点者的几个问题

《花笺记》五卷是明代后期粤语说唱文学的代表作,其文体近乎“歌本小说”。它的创作年份,当在《牡丹亭》面世并广为流传之后。主要作者有两位,第一位才气和水平较高,创作了前四卷;后一位则稍逊,创作了第五卷。另有一个或数个“赝手”改窜和涂抹了作品。清初钟映雪是这部作品的评点者,其身世和情性虽久未为人所知,但在评点文字中,仍可见出其科场“数奇不遇”和爱情遭挫的坎坷命运以及出众的才名。钟氏有感于《花笺记》“为人所易而忽之”的遭遇,通过挖掘和提炼作品的“文心”“手法”诸要素,抉发出作品埋藏于平浅词文下的“极深、极曲、极奇、极妙之处”。钟氏的评点贡献,使自己确立了“第一个重视弹词的人,第一个重视粤曲的人”的历史地位。

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独秀与共生——文类视域下笔记小说刍议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并最早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体式。从文类层面而言,笔记小说延续了先秦的学术传统,以笔记文体形式书写,史料性和学术性是其主要特点,记录、丛谈、辨订是其行文方式,知识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其处于古代小说河流的上游而独秀一枝。然笔记小说在许多方面与文学性小说皆有相通之处,从文类层面来看,其知识谱系、取材范围、文体意识、题材类聚习惯、博物观念等与文学性小说皆共通一致。这表明笔记小说与文学性小说处于一个文类共生的语境之中,二者之间的互文性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本民族特色的重要端口。

“前身邺下刘公干”现象考释

唐代小说《玄怪录》中县吏顾总生前为刘桢;同时代小说《纂异记》写刘桢、谢庄与鲍照同游;北宋黄庭坚在诗中写下“前身邺下刘公干”;清初魏耕认为“前身知得是刘桢”;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甄后》写刘仲堪是刘桢后身。这些小说、传说或诗歌构成饶有趣味的“前身刘公干”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刘桢才气过人,后世人们对他很敬佩;二是刘桢离经叛道,人们对他很好奇;三是刘桢创作优美,人们喜欢他的作品。

聊斋人格的智慧性意涵

蒲松龄在文脉疏通、汇聚智慧方面的独特性可谓一种标识性存在。并不限于«聊斋志异»、诗词创作及俚曲,蒲松龄的杂著同样包含着生活化、多元化的丰富人生智慧。这些著述,是乡风、乡情、农事、民事的展示,也是生活的记事、记叙、演绎,有根有脉。当其表达民生际遇时,既“接地”,又“蓄智”;当其贴近身心、根系扎实时,必然共情有加;当其冲气踏境,崇善和美,多用平民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时,俨然善美融合,地气满满。«省身语录»以诗性表达方式凸显并汇聚智慧,烛照思想,畅扬善性,与«聊斋志异»一真一虚,一智一魅,共筑、丰厚并提升“聊斋人格”。

《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法天贵真--《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真我气度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纵心乘兴,追求活出真我的风彩,追求至性至情的人生。他们对家国、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对生命、对美好事物都充满了强烈的关注与热爱。他们的行事往往是放诞不羁的,超乎常人的想象,放诞的表象下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李渔短篇小说集之编创及其国民性探究

《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和《十二楼》代表了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李渔贡献给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珍宝,其文学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都毋庸置疑。其国民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小说、戏曲的文体认同,为通俗文学的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开阔的路径;二是小说戏曲创作及其编刻传播体现了李渔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并搭建了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桥梁;三是自娱娱人的喜剧精神,给读者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生活的希望。这三者结合形成了李渔独特的创作观念及颇具民族精神的文艺思想。

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思考

在晚清文化语境中,“文明”一词被赋予“进步”之义,主要指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以“文明”为关键词,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旨意三个层面,分析《文明小史》《新石头记》《黄绣球》等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探讨晚清作家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展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探索世界文明新秩序。研究发现:作品主要塑造官员、维新人士、留学生等人物形象,赋予人名以丰富的隐喻含义;以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对未来国家展开文明想象,表达重返世界文明中心的美好愿望。

《金瓶梅》的地域性实证问题

明代的运河码头城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金瓶梅》中的清河,并不是山东的清河,而是更多有着淮安清河的影子。《金瓶梅》中的清河所指与山东的运河码头临清相混淆。徽商和清河等的书写,皆展现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从文化流动性的维度,解读《金瓶梅》与京杭大运河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能坐实《金瓶梅》故事中的地理位置、地名;也不能以为故事委实是发生在山东进而通过山东方言尤其是临清方言来印证或考索小说作者的籍贯。《金瓶梅》叙事的地域性实证研究往往忽视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而导致缘木求鱼。大运河的交通,促成人口、物质、文化等的流动,而正是这种流动性生成了包括明清小说在内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解构了小说叙事实证研究的地域性。

曹雪芹向《金瓶梅》学习语汇

曹雪芹向《金瓶梅》学习语言,主要落实在学习词汇上。许多红楼语汇的最初源头,正是《金瓶梅》,未见更早的。某些语汇既见于《金瓶梅》,也见于兰陵笑笑生同时或之后,亦即曹雪芹之前或同时。另有一种情况,即《金瓶梅》以前已存在某语汇,经笑笑生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影响到曹雪芹,从而反映在《红楼梦》里。笑笑生的优异表现证明,日常生活是作家最好的语言老师,努力创新是作品最值得追求的艺术目标。正缘于此,曹雪芹着意向《金瓶梅》学习语言,更注重向日常生活学习语言,于是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生命的维度:《西游记》价值阅读与生活化育

价值阅读即在细读或视读经典过程中获得价值元素和启示意义,其对于个体生命和人类生活有着重要的构建意义。文学经典《西游记》的价值阅读对于生命成长和生活实践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多重价值维度,诸如勤修苦练和技艺傍身的能力培养、遇事冷静和受困突围的逆商心态、恭敬孝顺和仁义感恩的德性之本、自然诗语和美丑对照的生活美育。这些价值维度能够浸润个体生命的成长,优化生存实践的向度,提升生活美育和生命教育的价值成效,对于个体的人生历程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西游记》的艺术精神

《西游记》的神话构架与浪漫文风,理想情怀与自由精神,以及相应的象征方法与叙事策略,构成这部文学经典独一无二的艺术本体和审美精神,在浪漫主义、复调结构、游戏精神、人物形塑等方面均有具体表现。

明清小说“游士” 叙事的艺术特色及内涵解读

“游士”群体作为四处游历的群体代称由来已久,“游士”身份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对自由的向往以及精神寄托。明清小说中“游士”叙事在叙事结构、叙事场景、叙事审美等维度的叙事艺术特色以及叙事线索文化背景、叙事主体身份内涵以及叙事内容精神寄托所切入的叙事文化内涵均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较高的启发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