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文献—传播学:遏止通俗文学研究乱象的有效方法——读王齐洲等《〈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这明代四大奇书的成书时间历来是研究者相争之地。因为不解决它们的成书问题,就无法确认中国通俗小说究竟成熟于何时,风行于何时,又于何时占据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对于古今学者来说,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的考证,尤其是“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时间的考证,是一个难题。新时期以来,学者从作者、版本、内证等研究视角切入,佳作迭见。但也存在着研究乱象,一些“不注重直接证据而喜欢以猜想代替实证的”的非科学的奇说、怪谈、谬论在新媒体的加持下大肆流行,严谨的科学研究遭到大数据的掩盖。

《水浒传》中儿尾词的运用

《水浒传》中出现的大量儿尾词,对人物描写等方面起到灵动自然的作用。此类儿尾词与杭州方言有一定的关联度。与相关文献比较表明:可能与水浒故事曾经在杭州的街谈巷语、瓦子勾栏流传有关;与书会才人的创作有关,《水浒传》成书时作者可能在不经意间将其保留下来。

水浒文化研究的守正与创新——“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部分专家学者发言辑要

为了更好地立足区域文化发展,加深有关水浒文化中忠义精神、爱国情怀和牡丹文化中高雅品格等方面的研究,2023年9月15—17日,菏泽学院与山东省水浒研究会联合主办“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来自省内外2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下面精选几位专家学者发言辑要,以飨读者。

《水浒后传》中的女性群像研究

作为水浒故事的余波与延宕,《水浒后传》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对《水浒传》中的女性有继承也有发展。尽管她们不是《水浒后传》中的主要人物,但通过水浒英雄对她们的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以及作者的女性观。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之下,作者的贞节观也存在矛盾之处。

古代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研究的新突破——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关于《水浒传》,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更是聚讼纷纭。通行的说法是《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却没有坚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而《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与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王齐洲、王丽娟教授合著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以下简称《研究》,凡引用此著只注页码)另辟蹊径,将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的抓手,紧紧攥住《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这个牛鼻子,运用文献—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实现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新突破。

驳“宋江杀晁盖”——与阳建雄先生商榷

金圣叹提出晁盖并非死于史文恭之手,而是宋江嫁祸史文恭杀害了晁盖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当代学者如阳建雄所支持。阳建雄在《水浒传中晁盖之死因探析》一文中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宋江是杀害晁盖的主谋。然而,从逻辑层面、战争描写、曾头市的态度以及宋江的行为等多方面进行辨析,发现阳建雄先生的论证存在诸多漏洞。因此,晁盖之死应归咎于史文恭,而非宋江。这一结论符合《水浒传》的整体情节和人物设定。

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水浒戏研究

清代车王府收藏的曲本中,水浒故事主要分布于乱弹、昆曲、高腔及子弟书四部分,其中又以子弟书居多。它们多数属于经典的水浒故事,在内容、主旨、文化内涵等方面继承了水浒故事的核心要素,又具有清代独有的文化阐释与追求;情节的架构与细节刻画等层面,体现了戏曲及曲艺的特质;语言层面,既有韵文的典雅,又有大量的口语句式与用语,其中还有很多清代的新词新语。以上诸种创新,都使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水浒戏具有了独特的魅力。

萧让与《水浒传》中的书法描写

圣手书生萧让是《水浒传》塑造的游民书法家,最初为搭救宋江聚义梁山,招安后因书法被蔡京赏识,成为蔡京府的门馆先生。《水浒传》以萧让为中心的书法描写,既反映出宋代书法因刻帖兴盛出现的平民化特征,也体现了底层民众虽然能够从实用性的角度利用书法,却无法将书法当作艺术进行欣赏的局限。

梁山好汉绰号中的文化蕴含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绰号,有些一看就能明白其含义,但有些绰号,却要经过艰苦的考证。有些绰号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蕴含,被不少人所忽视。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已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阐释解读,但也有些解释值得商榷。进行更深入地甄别考证和理解阐发,有助于更好地阅读《水浒传》并明白其文化意蕴。

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

《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內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一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比较叙事学视域下《水浒传》的人物观

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标准,即小说艺术的核心就是要创作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文在比较叙事学视域下,对格雷马斯叙事理论中的功能性人物观与贯华堂本《水浒传》的人物观进行比较,对分析《水浒传》大有裨益。两种人物观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全书叙事脉络中人物安排的分析;二是在情节中对人物的展现。具体而言,结构与英雄人物的关系、英雄人物与女性人物在比较叙事学视域下都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因此运用叙事理论分析《水浒传》可为明清白话小说人物观的探讨提供借鉴。

口头传统规约下的《水浒传》叙事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口头传统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口头传统为《水浒传》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间素材和生动的口语特色,使作品更具有现实感和亲和力。同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传达的道德观念也离不开口头传统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对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和人性探究的深刻思考。该文通过对《水浒传》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这部经典作品的理解,也能拓展人们对口头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挖掘和传承《水浒传》及口头传统的价值,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代文化中继续发扬光大。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中有"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铁证"。但是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可以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此语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

水浒文献中的“宋江阵”元素浅析

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宋江阵”渊源于水浒故事,是水浒文化在民俗方面的典型例证。水浒相关文献中的“宋江阵”元素包括相关史籍所载宋江等三十六人行动的团队性特征,水浒戏曲中的排阵细节描写,小说《水浒传》中的排阵与村坊自保方式描写等,体现了水浒文化中的团体互助、忠勇护国、族群认同等精神内涵。

金批《水浒传》中的“独恶宋江”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金批《水浒传》中有许多观点一直为学者们所争论,比如金圣叹是否“独恶宋江”。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接受本身就具有主观性,金圣叹是否“独恶宋江”这一问题自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金圣叹对宋江并非全然的批判,而是对宋江与自家兄弟朋友玩弄权术、用金钱收买人心等行为感到厌恶,这与金圣叹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性格有着密切联系。只有还原作品的历史语境,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更好地理解金批《水浒传》。

论武大郎的人格与文化意义

武大郎是《水浒传》中的小人物。他生性善良,为人懦弱,只求家庭稳定,邻里和谐。他爱妻子,更重亲情,当家庭与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武大郎是施耐庵笔下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悲剧凸显了《水浒传》的社会警醒价值。

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是《水浒传》研究史上一大难题,自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肇始,虽经几代学人努力,但距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相当漫长的路。本文从梳理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成果入手,分析了四种常用研究方法各自的特点及其不足,提出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与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相结合的综合立体研究法。

《水浒传》中戴宗神行术渊源探究

《水浒传》及明清小说中的神行术,可分为直接在腿上脚上的器具、神帕、钻天帽、入地鞋、灵符等。神行术故事的来源,并非完全出于佛经的木鸟故事,还有中古时期僧传所载高僧们为自神其佛教的幻术表演。故事母题由梵入华的早期,道教法术就敏锐地关注并及时吸收。这一神行能力有时还被宣扬可通过服药获得。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神行异能的"飞毛腿",则是神行信奉由来的现实生活基础。

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

纵观20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索回人权,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名著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