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地质队员之歌”——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读论

欧阳黔森是一位多文体、多门类写作的代表作家。我更关注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的耳边不由得回响起由唐健康和赵春作词、雷渡演唱的《地质队员之歌》的歌声:“走千山,蹚万壑,地质队员苦也乐”,“祖国处处是美景,一路风景一路歌”。这倒不是由于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题材关涉地质队员的工作与生活,而是因为作者曾经的“出身”和现时的写作身姿,让我真切地觉得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是以地质队员的脚力“走”出来的。

史传文体之“作”与“修”的矛盾

史传与诸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文献分类,而在《文心雕龙》里则属于文体分类,当然纪昀对此早就提出质疑。从文体论看,史传必须保持求真实和树大义的文体特点,以《春秋左氏传》为例,其间“《春秋》大义”与“因鲁史”就构成孔子之《春秋》的文体应有之标准,即使实录也离不开善恶是非等大义之表达,若《春秋》无大义,则一部《春秋》将黯淡无光。因而衍生出历史上存在的孔子“作《春秋》”与“修《春秋》”两种不同叙事,从经学和史学两个角度辨析其所指。从史传文体特征而论,一方面孔子作《春秋》,凸显其当一部大法的原创性价值;另一方面孔子修《春秋》却是兼顾史家思想和史料的最佳结合,以至于达到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绝对高度。然而,从孔子到左丘明以降,以至《史记》《汉书》,史家和史料之因缘际会,却都存在着因人而异性,或不确定性,因而由宋儒请传统《春秋》学走下神坛。于是《史记》《汉书》等史书,因其人为作品之性质,显示了史家、史料诸端局限性的史学困境,这也正是史传文体所遭遇永恒的矛盾和困惑。

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

王愿坚终生坚守长征这座文学金矿,努力挖掘与表现长征中的美丽“诗情”,不仅为长征小说创作开拓了一条新径,而且也为长征文学创作奠定了垂范至今的美学风范。他的长征“诗情”书写尽管历经三个历史时期,但始终聚焦于革命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正面表现了其中存在的高尚或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党性和个人性的有机统一。王愿坚最爱恋和最多表现的则是草地中的“诗情”,并把险恶的草地整体上视为一个光辉的哲理。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内蕴着他对长征红军抵御艰难的毅力和伟大力量“从何而来”的叩问,从而使他的长征小说具有了精神史与心灵史的色彩。

杏林名医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春桃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读札

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记叙了杏林名医陈万举的传奇一生。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一生屡遭世变,历经艰难坎坷,幸得诸多医学名家大家为师,故而走出了一条师承有序、学有渊源的纯正之路。他一生坐堂行医,以医典医方立根基,以传古自创为路径,遂成一代名医。《国医》既是一部陈万举从医生涯的史传,还是一部反思中医近百年兴衰史的力作。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中医药的全面复兴,正是《国医》深意存焉。

湖岛会记住一切——评房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

房伟的报告文学全方位地记述了苏州太湖生态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作品体现了作者在生态领域的许多思考,探讨了当下乡村振兴的许多现实问题。既是一部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又给乡土题材写作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创作上,作者将生态作为方法,融入了多种文体表现手法,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做出了独特的审美尝试。

绿岛生态的多维艺术呈现——读房伟的《太湖万物生》

房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以“生态”为关键词,实现对太湖生态岛的全景式书写。在长时段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作者重点聚焦其历史流变、古村振兴、自然风物、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给予读者时空汇聚、纵横捭阖的阅读体验和切身感受。作品以“生态”为链接条,将现实、历史与哲思贯通,是基于合乎非虚构的事实与史实之上,超越于新闻与历史客观呈现所带来的零度立场给予读者以描述对象意义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引领。作品以“生态”为核心意象,其艺术呈现表现出发散式结构、诗意呈现和特写式人物建构等特质,为当下非虚构文学写作增添别一番风景。

《黄海传》:书写海洋的生命律动

《黄海传》是赵德发的一部以黄海为传主的传记文学作品。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潜心于与大海进行文字上、心灵上的交流,为黄海立传,为生民立传,为人类文明立传,塑造了纵贯历史、深潜海洋底层的黄海立体形象,写出了富有生命的灵性和精神力量的黄海形象。作家在这部传记中充分显示了对海洋的新认识,表现出人类对海洋的开发与治理的新理念。《黄海传》在传记文学文体的守正与创新方面有新的探求,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传记文学写作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

主题的复调与书写的多维——房伟《太湖万物生》读论

房伟新作《太湖万物生》是一部“太湖生态岛寻踪录”。作品以对苏州探索实践的深度报告,表达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经济发达的、生态文明的、赓续中华优秀文化的苏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愿景。这样的书写使本部作品在同类写作中显示出更新更深的意义。《太湖万物生》是一部多种叙事有机融合的复调性作品,它包含了生态文明叙事、精神文明叙事和历史文化叙事等,与此相应采用了新闻、散文和小说等叙事方式。这在模式化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

新时期第一人称自传体叙事的开端——回望“遇罗锦事件”的一个视角

“遇罗锦事件”在1980年代初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和文坛风波,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史料钩沉层面,本文从文体形式层面切入遇罗锦“实话文学”研究。第一人称自传体叙事是最鲜明体现写作者个性、经验、人格的文类。遇罗锦以写“我”与讲“真”的私语叙事偏离了同质化的伤痕文学主调,顺应了改革开放的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呼声,促成了这一文体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发生,但在主观臆断、个人恩怨影射、现实材料堆积等层面也成为反思性写作案例。对遇罗锦不应只注重史料挖掘或盲目“翻案”,而是要纳入到百年中国女性小说自传体写作谱系中,其创作对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人称自传体叙事有一定启示与警示价值。

国之重器的复调抒写--读丁捷的《“三”生有幸》

丁捷的长篇报告文学《“三”生有幸》以对交控公司为代表的国企现实的真实完整再现践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表现出卓越的新闻性和文献性,表现出思考的新高度;作品以复调叙述结构全文,是话语方式的出新,也具意义组合的新意,显示出同类题材文学纪实视角观照的新维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再现与概括叙述紧密勾连,呈现出个案与综述、具象与宏阔、灵动与雄浑相结合的文本状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坐实”复调叙述,成为作品叙写新力度的显明表征。

《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

1934年于上海创刊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在推动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发展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今人志”“人物”等系列栏目设计,刊发名家自述性文字,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人间世》呼应了当时渐成声势的“传记热”,在“他传”、自传书写和保存传记性资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呈现《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传记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对现代传记历史的认知。

悲壮而厚重的纪实力作——读李发锁的纪实作品《热血:东北抗联》

李发锁历时七年完成的纪实作品《热血:东北抗联》,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由丰沛而详实的史实史料为依托,全景式地谱写了一曲东北抗联的抗战壮剧。作品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写起,挖掘了日本从近代开始就觊觎我国领土,并从经济、文化到军事的逐步渗透和全面入侵的隐秘史料。描述东北抗联的萌生与组建,抗争与发展,细密地呈现具体过程,真实地还原历史真相,并以东北各地抗联组织的领导人为中心,描写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抗联英雄的英勇业绩,使作品实际上构成了一部东北抗联将士的人物史志;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和坚定信仰,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东北抗联精神”。

在史海探潜中建构叙事意义--张培忠论

本文主要就张培忠的三部传记作品《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作整体和较为深入的论述。作者具有自觉的传记文学写作的文体意识。注重传主的价值考量,选择具有独特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性价值的人物作为书写对象;注重以恒心耐力广泛深入爬梳材料,以求取叙事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注重基于传主及其时代的特性,建构历史性与文学性兼容的叙事机制,重视传主人物形象的性格叙事。传记文学是非虚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培忠的三部传记,指向三种传主类型的写作。本文所论也可以说是以此为个案,对传记文学所作的言说。

“融合”与“坚定”——论黄钢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

黄钢在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有着一个熔合旧知识与学习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创作初期他以擅长的镜头化语言入手,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后通过近距离感受抗战前线真实生活,并在党的思想熏陶下,政治意识得以跃升,开始在创作中着意融合政论基调。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黄钢进一步坚定了创作的政治方向,这不仅奠定了其后的创作基调,形成独具一格的报告文学风格,也促进了延安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

“传记式批评”实践中作者学术素养欠缺等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均繁荣发展的景象,同时对著名作家的“传记式批评”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在传记写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有传记作者的学养不足而导致“传记式批评”的质量不理想等。本文从作者对传主所从事的各个领域缺乏深入了解,对传主综合把握不够;作者政治理论素养及史学功底欠缺,使传记的准确性大打折扣;作者文学理论及素养不足,难以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及文化成就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力图推进“传记式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梅娘传记阙失探因——写在梅娘逝世10周年之际

梅娘(1916-2013年)传记阙失作为一种现象,一方面说明面对沦陷区这样有缺憾的时空,我们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尚未完成,一方面揭橥出深藏于个人和集体记忆中被压抑被涂抹的情感亟待发掘与正名。论文分析了梅娘传记阙失源自传主个人的主观原因及资料限制、传主子女及相关人士健在、图书市场方面的顾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口述整理与他传相结合的路径,以期实现梅娘传记书写的零的突破。

谱写一曲新时代的“清江壮歌”——评长篇报告文学《清江出山》

《清江出山》是湖北作家郭寒、田天联合创作的一部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全书49万字,25章107节,辐射清江开发的全部重大事件,以史诗性书写再现了古老的清江阔步走出大山的壮美历程。198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清江公司以“开发清江,造福人民”为宗旨,以“一家公司开发一条江”的宏伟气魄,用二十多年时间先后建成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等梯级电站。《清江出山》立足当下,回到历史现场,再现清江水电开发的恢弘画卷,重温清江水电建设者的火热情怀,堪称中国水电建设体制破冰开河的“原声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大考的一份“湖北答卷”,谱写出一曲新时代的“清江壮歌”。

时代新考题,答卷优等生——读张国云长篇报告文学《浙里风——共同富裕浙江纪实》

如果把“共同富裕”比作新时代新征程的大考题,那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立无疑是又一次光荣而艰巨的赶考。作家张国云长篇报告文学《浙里风——共同富裕浙江纪实》(以下简称《浙里风》)真实地报告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论自传的互文性——以《半生多事》与《走向混沌》《凡生琐记》的两个细节为例

自传是一种意义化的回顾性叙事文本,在自传中没有绝对的真实,传者对事实的取舍以及用何种方式进行书写都与传者的自我形象建构密切相关。借助对《半生多事》与《走向混沌》《凡生琐记》三部自传的互文性阅读,比较王蒙与从维熙、王蒙与妻子瑞芳对于同一事件的叙事差异,可知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王蒙自传中自我形象建构的需要。因此对不同的自传或他传进行互文性阅读,有助于理解不同传记文本的叙事差异及其背后的叙事动机。

传记写作的不同路径与80年代的孔子形象书写——以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张秉楠的《孔子传》为例

20世纪80年代的传记写作对于孔子形象的书写与建构甚为重要,匡亚明的《孔子评传》有别于一般传记,注重凸显传主生平事迹与生命历程的写作范式,他提出的孔子思想“三分法”的辩证观念为80年代在重评孔子的思潮中建立了评介的标尺。张秉楠的《孔子传》深受梁启超传记方法论的影响,将史料考订、孔子生命历程与历史语境相互参证,作为学者的传记之作,张秉楠的《孔子传》显示了对史料来源的熟识与精细的考证功夫,书写了孔子“君子人格”形象。这两部传记对于20世纪80年代孔子形象的重塑具有重要意义,孔子的思想资源不但成为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也成为全人类所共享的珍贵精神财富,孔子形象开始从中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