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导语三十则

一、鲍尔吉·原野《剿蚊记》幽默散文和抒情散文不太相同,抒情散文不外是美化和诗化——美化环境、美化自我的情感;而幽默散文则相反,不但不常美化自我,也不美化环境,却每每“丑化”自我和环境。把自己写得很狼狈、把所写对象写得很可恶,是幽默散文——尤其是自我调侃式的散文的常用手法。这篇散文具有典型的自我调侃的风格。

主持人语 八十年后再话《甲申三百年祭》

又逢甲申年,郭沫若八十年前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依旧会被提起,因为它的历史叙事仍然能镜鉴到当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再说《甲申三百年祭》,当然不是重拾旧话。《“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一文根据当下的现实,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做了更悉心深入的解读。文章认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论史的宗旨及表达的核心内容是要以“人心为本”。无论明朝的灭亡还是李自成起义的成功与失败,皆系于此。

面对人文学术危机,学术期刊当如何作为?

所谓“人文学术危机”,也就是作为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而呈现的“人的学术”即人文学术的生存危机。中国当下人文学术危机的成因,表现于宏观层面,是拘泥于传统理念的回归,欠缺甚至拒斥中外人文交流与互动;就学界及其管理思维而言,是重“术策”轻“学思”、重功用轻基础、重“有用之用”而轻“无用之用”,功利主义思维盛行;就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组织方式而言,重“大兵团式作战”而轻“单兵细作”,深沉的学术创发供给不足;就学术评价体制而论,则是形式化定量评价独占鳌头、内质化定性评价几无踪迹。欲扭转人文学术日陷危境的态势,学术期刊共同体自然责无旁贷,宜舍术向学,回归本真;宜尊重传统,塑就品牌;宜同行评议,定性为先。

爱的哲学之外的社会担当--论冰心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创作

梳理冰心1919-1949年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其初登文坛以问题小说驰名,以己之文学专长捍卫个性解放,对社会文化生活有所引领。冰心的文学创作,不论何种体裁,都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现实讨论,以深厚智识为民众利益思考和发声。她的写作并非“去社会化”的温室书写,而是始终与社会问题接轨,客观理性地评论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有益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有序构建,体现了女性作家的社会主体价值和特殊视角。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关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若干反思

期刊评价是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存在一些弊端,我们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评价的目的应该是引导期刊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而不是进入某一核心名录;任何评价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不能绝对化和简单化;要从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期刊体系和期刊评价体系。

论康有为域外游记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自觉之促进作用

康有为在撰于清末的域外游记中流露出明显的民族融合思想。他认为,民族融合是建立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途径。而要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认同较之血缘同脉而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融合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自觉。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的域外民俗书写

《环游地球新录》是晚清李圭所作的域外游记,其中有不少关于域外民俗尤其是西方民俗的书写,涉及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李圭对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关注得最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工商业代表身份有关。李圭以惊羡与揭弊、反观与自省、固守与开放为视角对域外民俗进行书写,出发点是寻求文化交流及利国利民之举,其域外民俗书写补充、延伸了中华文化的空间,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承继鲁迅先生的一枝“泼辣笔”——鲁迅藏唐弢《推背集》

《推背集》,唐弢第一本杂文集,1936年4月在鲁迅与陈望道的帮助下,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全书共206页。此书收录唐弢自1933年6月起创作的杂文、散文共85篇,分为《老话》61篇(实际为55篇,另收驳论6篇);《说实话》7篇;《物喻》6篇;《乡音》10篇;《读书记》1篇。北京鲁迅博物馆现藏《推背集》为1936年5月10日唐弢寄赠鲁迅的签名题赠本,题字“鲁迅先生教正 唐弢”(见封三)。

大萧条、杂志年与幽默小品文关系再勘——兼论经济危机时代文学范式的转换

1933年至1935年的“杂志年”的背后,是1929年全球性大萧条在中国延宕性显现的结果,其影响源头有三:读者购买力降低、失业率提高与进口纸关税上涨。杂志年中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在作家主体与受众视野间形成了一个偏差:如若没有穿越下行周期的经济基础,幽默恐怕没有灵机天成的意义,小品文与中心性自我,也只能沦为大萧条下的逃避、释放与消遣心理。幽默小品文以边缘自居,源于大萧条带来的范式转换:“理性经济人”为代表的个体理性主义遭遇挑战,经济恐慌与混乱取代了抽象秩序,主张静观、理性的思想与文学潮流在世界范围内均成为隐流。

徐志摩致伯父两函暗含的时间标记和感官特质

《徐志摩全集》中一些书信系年不确,存在整理者混淆阴阳历和擅加落款的情况。最早两通致伯父信的写作时间,整理者意见不一,判断依据均不可靠。其中一函记录了乘津浦车进京的行程,根据津浦铁路不断修订的行车时刻表可锁定乘坐的车次和日期。另一函录文有错漏,信中提到购买有正书局《三希堂法帖》的价格,从这套书不同版本的售价可推知年份。早年这两函体现出徐志摩怕冷、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等身体感受,这些感官特质在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有充分展示,是解读徐志摩作品的一把钥匙。

包村护村:乡邦守护的传统规则与现代困境——赵焕亭小说包村书写的社会学考察

“南向北赵”是民国武侠小说前期的重要作家,而“北赵”研究相对寂寥,其实赵焕亭很善于挖掘重大题材的时代价值,以古喻今。赵焕亭写包村护村失败重点有三:一是团首的德行、见识与凝聚力有欠缺,团首应具备“奇里斯玛特质”,好色必致内部涣散。二是借力外来武师却未能责权利结合。三是护村策略过于局限防御,未能借助邻村邻县形成统一战线。小说作于东亚战争风云陵迫下,运用底层叙事视角,感于“济南惨案”的国难。“包村故事”成为较早自检“乡邦守护”战败深层根源的武侠小说。赵焕亭对乡土守护的危机预警,虽是包村的个案表现,其关联性也昭示了传统社会的体系性困境。

《新青年》同人分裂研究的新细节——关于一封胡适致许怡荪书信

2017年出版的《胡适许怡荪通信集》收录之前未公开的胡适与许怡荪通信,其中一封胡适致许怡荪的书信中提及“《新青年》事我决意收回归我一人担任。一个月以来,北方赞成者更多。”考证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分析整封信的内容所指,揭橥1919年初胡适与陈独秀以及《新青年》阵营的分歧已经存在;胡适想独自接编《新青年》,其中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便是许怡荪。同时梳理《新青年》第4、第5卷内容与撰稿人,发现胡适所云“北方赞成者”以留美同学为主。而对《新青年》同人分裂研究势必不能停留于胡适及留美同学与钱玄同、陈独秀等人引发的争论,亦应窥探“文学革命”背后的深层寓意,以期为《新青年》同人分裂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细节与注脚。

新见施蛰存杂文三篇

《施蛰存全集》(刘凌、刘效礼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齐后,学者们陆续披露了七十多篇集外文,包括散文、小说、书信、诗词和挽联等。施蛰存集外文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文艺小话》《抗战中的艺术与生活》和《德国人的绰号》三篇杂文就未收入全集。施蛰存在《文艺小话》中针对创作界出现的一些现象发表个人见解;在《抗战中的艺术与生活》中表达了对于抗战时期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关系的看法;在《德国人的绰号》中考证了法国人给德国人起的多个绰号的起源及衍变。

延安道路、人民战争与革命主体锻造——论柳青小说中的战争书写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柳青的小说创作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不可忽略的历史要素。两场战争的时代转化,提示着作家将进一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战争的革命性与人民性。通过对柳青短篇小说集《地雷》和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战争的书写进行解读,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回应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瓦解后的农民如何重新被政治生活所吸纳以及如何被培养为革命性主体的努力。柳青在农村题材之外对于战争的书写,同样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观察,这对于全面地理解柳青及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重审徐志摩致胡适三通佚信

2009年拍出的三通徐志摩致胡适信札被《远山:徐志摩佚作集》辑录,编者考证写作时间为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其中两函记述的徐志摩和胡适行程与二人有案可考的行踪不合。另一函谈及茅盾应允参加笔会,背离了历史情境。三函中的其他人事及称呼、书法、来源等方面亦有疑点,不应视为真迹。

战时沈从文杂文的经世致用之思——以四篇佚文为中心的考察

新发现沈从文四篇佚文《拥护领袖》《利己或爱他》《谈统制》《新年希望》,均为沈从文战争时期评时议政的杂文,虽然创作时间跨度较长,但在写作形式和思想观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其创作转向后尝试与时代对话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既是沈从文对抗战所引发的具体刺激和问题做出的文学回应,也是他试图在重新清理自我,重新结构自我与历史、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和创造一种“经世致用之文学”,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包容力和涵纳力的文体与文学的有益尝试。它们既集中凸显了沈从文的“杂文家”身份,也补充和丰富了沈从文战时的文学创作图景。

共通与共谋:论语派杂志的生成逻辑

论语派杂志的共通性是在自我定位和他者刺激之下才得以完整形成的,也是一次文学、政治与都市文化中商业出版的共谋。在《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中,论语派反复对小品文进行言说,又因为左翼文学团体与官方的在场,论语派杂志才从一个以自说自话为目的和有着经济考量的刊物,转变成了以性灵幽默文学观为根基并指向功利主义文学工具论的阵地。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出版的繁荣,论语派杂志利用一系列的编辑、发行策略形成庞大的认同群体,维持其共通体的运行。独立的经济能力使论语派杂志得以自主运营,然而,消费文化也使其产生了媚俗倾向。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人文学科边缘化的期刊因素探析——以人文社科综合类学术期刊刊文偏向为例

近年来人文学科边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某些学术期刊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通过调查统计数据发现,近年在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人文学科刊文比重不断下降,恰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形成反差。究其原因是以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期刊评价制度的不合理不科学所致。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期刊主编、编辑回归办刊初心;其次,要摒弃“以刊评文”的不科学不合理做法;再次,要降低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比重;最后实现期刊评价与核心期刊脱钩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