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 金陵·永生

人物:张纯如: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专业的职业作家,28岁时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此书为相关题材的首部英文著作并数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它以翔实的资料引发了世界对这一人类浩劫的再度关注。之后,她数次遭到美国、日本当局及右翼分子的恐吓,加上劳累与令人难以摆脱的苦难场景的折磨,让其得了忧郁症最后自杀身亡。人们评价她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和尊敬的伟大女性。

传统悲情、英雄悲剧与“戏剧的感动力”——基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考察

郭沫若历史剧悲剧性问题,应置于话剧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仔细考量。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以“戏剧的感动力”为出发点,提出重视伦理和观众心理诉求的观点,以推动话剧大众化发展。本文通过《孔雀胆》不同版本的比对和史料的梳理,发现剧作呈现出的强烈且持久的悲剧性,郭沫若将戏曲传统中的忠臣蒙冤、为情所困等观众熟悉的元素,灌注进西方英雄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中,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引发的情感共鸣,并不单纯是对战时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唤醒,更是探索情感对社会心理结构塑造的一种方式。

以地方戏曲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地方戏曲是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地方戏曲也重新焕发光彩。地方戏曲不断吸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养分,在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发挥着崇德颂美、敦风化俗的育人功能。研究地方戏曲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开拓以地方戏曲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路径,对于地方戏曲的传承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台湾地区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地区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地区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地区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诸多基本主题。《雷雨》时期,曹禺从感性层面探究了个体存在于世的荒诞体认,并于宗教意义上安置了个体的“被抛”绝望。《日出》更多地从认识论层面将此在荒诞性的“何以为此”导向了“公众意见”对个体独立性的把持与损害,《原野》同样在认识论层面将此在存在荒诞性“何以为此”导向了个体存在的“自欺”“蒙蔽”状态。《北京人》中,曹禺在认识论层面区分了“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生存状态以及“自欺”与“自为”两种存在选择,在方法论意义上坚定了此在带有革命意味的“自为”选择,并完成了自身由沉思者向行动者的跃进。

论曹禺未完成的多幕话剧《桥》

结合时代语境、创作缘起和戏剧情节来看,曹禺《桥》的创作意图和主题并非通常认为的表现“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斗争”,而是讴歌抗战时期的工业建设。《桥》取材于抗战时期后方的钢铁生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正面表现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长篇叙事作品,并成功贡献了官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两种新的人物形象类型,在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也比较成熟。《桥》的未完成,是曹禺本人“很大很大的遗憾”,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遗憾。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论于伶戏剧的诗性特征

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和戏曲诗化传统培养了于伶的诗人气质,奠定了于伶戏剧创作的诗性底色;田汉、郭沫若等中国现代戏剧诗化传统的开拓者对于伶戏剧创作的影响,成就了于伶对戏剧诗性传统的追求。在戏剧创作中,于伶以诗入剧,将古典诗词中的诗意与戏剧情境完美融合,尝试运用环境制造气氛的手法,呈现诗画交融的诗意景致,营造“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氛围;独具诗意的语言和意象呈现也是于伶戏剧诗性的表达方式。于伶戏剧的诗性追求是中国现代戏剧诗化传统的扩展。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海派话剧图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众文化环境逐渐形成。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海派话剧出现明星制、潮流化等大众文化的特征,其中蕴含着大众文化对于话剧审美经验和美学意义的特殊开发。海派话剧以民间性的坚守推进了民间文化与话剧艺术的有机融合,历史剧的热潮使得剧场成为传诉民间抗敌爱国情怀的独特空间。同时,海派话剧以改良之姿形成兼容不同文化艺术的多维面貌,参与建构了城市生活的公众休闲与流行风尚。大众文化促进了市民性现代品性的提升,有利于深化对海派文学、都市文学意义价值的探寻和思索。

再读《鸟人》:探索“荒诞”的民族形式和内核

中国当代荒诞喜剧创作经历了从借鉴西方到寻找自身表达方式和内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过士行创作的《鸟人》是一个独特的文本。《鸟人》虽继承了京味儿话剧的民族形式,更以怪诞人物的塑造和象征空间的建构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框架成为一部现代寓言。剧作中互相解构的对话和翻转的戏剧结构,诗意而怪诞地呈现了交流的徒劳这一根本处境。《鸟人》戏剧性地演绎了“成心”和破除“成心”的过程,以庄子的道家思想揭示了这荒诞背后的深层缘由。该剧一方面直面了九十年代初跨入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文化碰撞、文化误读的当代命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使“荒诞”真正有了具有民族性的精神内核。因此《鸟人》可以看作过士行探索“荒诞”的民族形式和内核的一个成功突破。

话剧《过海》

时间:1949年夏-1987年秋地点:福建、中国台湾人物:吴天桂男,28岁(出场时年龄,下同),闽中沿海有名的船老大,为人豪爽仗义,迷恋船、大海和妈祖信仰,为自己船老大的身份骄傲且视船如命。他不肯也无法委屈自己,不肯改变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方式,且坚信只有这样才能给老婆和家庭带来好运。为此他铤而走险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受尽磨难,最终也接受命运对自己的惩罚,但绝不屈服,是一个行为有些荒唐又让人敬重的汉子。

老舍话剧之魅及其当代影响

老舍作品对当代戏剧影视的影响,既源于其自身的独特感染力,更源于其蕴含的"京味"之魅以及老舍创作的整体美学追求。老舍话剧对当代"京味"艺术的持续影响,不仅显示了老舍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更表明了"京味"艺术在当今与未来的新的发展空间与广阔前景。

用话剧语言阐释“‘活生生的阿Q’形象”——论许幸之的《阿Q正传》六幕剧

许幸之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1937年初在延安首演,在上海第二次演出历时半月,上座率极高。许幸之对剧本曾六易其稿,增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剧本的戏剧性;增加了各种人物与故事,呈现出现实的丰富性;重塑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强化了角色的阶级性。许幸之的改编本基本按照小说情节的发展设置整体结构,阐释了阿Q人生的悲剧;演绎了阿Q精神胜利的特质;突显了当时阿Q般国民的麻木愚昧。但是由于过多地穿插其他小说的情节,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

延安秧歌剧的剧本特点及音乐手段

延安秧歌剧蕴藏着丰富的戏剧文化内涵。因宗教仪式转化为戏剧交流功能形成的广场歌舞剧样式,狂欢本性中所体现出的喜剧风格及教化要求,在其文学创作中都有具体的显现,最终形成了自身的剧本特点。"选曲填词"与"一曲多用"的音乐创作手法虽然简单,但在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情绪的表达以及剧情结构的设置等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对延安秧歌剧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对当今中国歌剧的文学和音乐创作。

一群替罪羊——《雷雨》表层故事结构与深层原型分析

《雷雨》表层故事结构指向一个人类文化的深层原型结构,这个表层故事结构由"罪恶的世界——谁之罪——挑选替罪羊——逃离祭坛——献祭与牺牲"五个环节构成,其深层对应的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生活中古老的替罪羊仪式结构。这种原型结构和集体无意识正是《雷雨》震撼人心的深层原因。

命运魔力与剧场感应——曹禺戏剧人物描写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曹禺戏剧产生了剧场性魔力。曹禺戏剧不仅集中表现人生苦难,展示人物命运的严重危机,在显示人物无助与无奈的命运状况中博取受众的同情心,而且大力渲染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展示人生的惊奇性,挖掘人物潜存的影响力,以充满主观理想与情致的书写来强化戏剧的吸引力;既着力写出人物苦难的过程,展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史,在动态性和整体感中强化受众的审美注意,又注重对人物命运结局的直观性铺叙,以感性的艺术表现来加大戏剧的悲剧感,形成一种撞击受众心魂的艺术拉力。于是,曹禺的戏剧人物描写拥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

为什么曹禺晚年没有创作出很好的作品?为什么曹禺晚年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在他创作出《家》之后,就已经产生"库存枯竭"的创作危机;建国后,他又陷入更深刻的创作思想的危机;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他居高位,但如他说在精神上已经残废;晚年,更陷入很想写作但又写不出来的更深刻的创作生命即将衰竭之中。当他觉醒起来,但是已经无力自拔。在这创作生命的历程中,蕴蓄着极为深刻的教训。

“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现状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问题剧"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戏剧,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从"社会问题剧"的角度评价"非社会问题剧",因此"去正统化"是有关研究的首要问题。20世纪"社会问题剧"的根基是"政治",研究曹禺、田汉戏剧和春柳社的"社会问题剧",要从以往的"社会问题剧"的根基上移位到另一个新的根基上,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们。中国戏剧研究是依然续写"过去的"历史,还是面向"现在"与"未来",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翻译的颠覆力——反思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

"五四"戏剧革命向传统戏曲宣战,并通过翻译将话剧这一种崭新的西方文学艺术引入中国。"五四"先贤们在译介西方话剧过程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戏曲价值观、传统戏曲语言与文体、传统戏曲人物塑造、传统舞台结构原则的巨大颠覆,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

论赖声川戏剧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

赖声川戏剧凭借其多年累积的丰富创作经验与良好的市场口碑,在大陆话剧逐步市场化、两岸文化交流融合以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多种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了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同时,大陆对其戏剧的接受仍存在分歧和争议,表现为:大众媒体过高的赞誉与误导,学界的质疑和保留,赖声川戏剧对大陆观众"期待视野"的适应与调整等。它们共同揭示了赖声川戏剧作为两岸戏剧文化碰撞融合之典型个案的另类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