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隋史遗文》与明末农民起义

《隋史遗文》研究的外部条件十分匮乏,尤其是与版本及成书直接相关的史料。从袁于令本人经历、所处时代环境及文本内部寻找新的线索,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讨论袁于令如何利用隋唐历史,为自己的叙事意图服务。《隋史遗文》中关于农民起义的描写彰显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与变迁,以及士大夫的处境与选择,也呈现出这一时期讲史小说的嬗变轨迹。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封神演义》出版史探略

《封神演义》自刊刻以来不断被翻印,其流传的版本形式主要有3种,其他皆为此3种的翻刻本。翻刻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神演义》传播的广度和力度。受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市场追求以及印刷技术的影响,翻刻本数量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递增的,而是呈现出起伏不定的态势。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歧路灯》的戏曲描写及叙事功能

清代李绿园所作小说《歧路灯》描写书香世家公子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误入歧途、败光家产,后浪子回头的故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戏曲描写,对联系人物、推动情节起到重要作用。以戏曲描写在书中的整体布局为出发点,挖掘其营造叙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构成情节主线的文学功能,推动对戏曲描写在小说中的作用及其学术研究意义的探讨。

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本文尝试分析泰奥多尔·帕维于1857年对《西游记》前六回所作的译介,并揭示法国汉学界在东方学整体视野下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模式之一。帕维成长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此时东方学的发展受到浪漫主义的推动,得到社会显贵的支持,为《西游记》的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帕维翻译所使用的《西游记》文本为清朝流行的证道本和真诠本,尽管这两个版本对《西游记》作出了有关金丹大道的解读,帕维却视《西游记》为佛教小说。该见解看似荒谬,但联系当时东方学内部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实则情有可原。此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道教和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过分强调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另外,法国学界的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印度传统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喻世明言》中“陆海”一词的符号学重释

“陆海”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典籍,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入话部分的结词《小重山》中也曾出现“陆海”一词,但是在《喻世明言》所引诗词中,“陆海”一词所取含义异于在其他文本中的用法。相关注解家简单地将其释为“陆地”,并未说明理由且抹杀了“金莲开陆海”一句的文学性。试结合“陆海”一词在历代文本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出现的修辞语境,运用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并从该语境剖析“陆“、”海”二字之间的本体——喻体关系。与其他文本中的应用情形相比,后世诗词中的“陆海”,其语义判断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义素,语境义素的干预赋予其在汉代典籍中所不具有的新的修辞特点和文学内涵。

论路遥小说的书信镶嵌及其叙事功能

书信镶嵌,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的书信文本,具有阅读关系的虚拟性、叙事选择的多样性与抒情议论的结合性等文体特征。从全书叙事逻辑来看,这些书信发挥着留白召唤的互文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性与谋篇布局的整体性等叙事功能。此外,由于书信叙事特征和作者审美理想的相互契合,加之中国现当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以及从苏俄文学借鉴写作资源等原因,使得路遥在选择书信写作的同时,又通过内外嵌套、跨文体等方式,实现了对书信体的创新与超越。书信镶嵌是研究路遥小说新的向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也增扩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构建作用。

《西游记》中武器与法宝的研究

在统治者对宗教的狂热推崇下,明代产生了大量的神魔小说,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西游记》。《西游记》中对武器法宝形状、功能的创设受到了明代宗教思想与物质生活的双重影响,其中对武器法宝的描写创造,在刻画人物、推动故事情节展开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游记》中武器法宝等器物的创设对后世文学作品中相关器物的创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曹操求贤若渴人物形象研究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同时也是颇具争议的一位人物。在人们刻板印象中,曹操是阴险狡诈的,但他能在乱世中立足,离不开他的战略布局以及对人才的笼络,乱世之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便是人才,因此为了打破人们对曹操的固有印象,本文结合曹操的诗歌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对其求贤若渴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析其成因,力求能够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曹操的人物形象。

《红楼梦》人物的“双性同体”分析

“双性同体”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争取女性权利和地位的重要理论之一,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该理论对理解《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有着全新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都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于一体,具有“双性同体”的特征,像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双性气质,体现了《红楼梦》“双性同体”人格建构的美学意义。

异化的母爱:《红楼梦》荣国府中的母亲们

“母爱”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永恒母题。《红楼梦》中的母亲们处境各有不同,她们的母爱却都呈现出被异化的悲剧性。以荣国府贾政一家为例,贾母、王夫人、赵姨娘和李纨四位母亲,有位高权重的老祖母,也有出身卑微的小妾,她们表现出来的母爱各不相同,但同为历史中的弱势群体,其自我意识和人生价值往往都消融在男权家族的义务和利益之中。

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回目的来源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根据叶县旧抄本和安定筱斋抄本确定总回数为一〇八回,回目主体来自叶县旧抄本,参考乾隆抄本、陈云路家藏本等增加了第九回“柏永龄明君臣大义谭孝移动父子至情”;把叶县旧抄本中的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合并成一回,成为校注本第五十一回“入匪场幼商殒命央乡宦赌棍画谋”;叶县旧抄本第八十回、第一〇七回和第一〇八回回目分别被替换为乾隆抄本、朴社排印本等的“讼师婉言劝绍闻奴仆背主投济宁”“一品官九重受命两姓好千里来会”和“薛全淑洞房花烛谭篑初金榜题名”。校注本从回目到正文都显得比较杂糅,给研究带来了不便,因此有必要选择优良底本,整理出一部高质量的新校本,以更好地开展《歧路灯》的研究,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歧路灯》科举文化背景下的塾师群体

清代小说《歧路灯》以明嘉靖为故事背景,里面刻画了四名塾师形象。受明清科举文化的影响,他们展现出不同的教学方式:有打好经史基础再学习写文章;有直接背诵并仿写八股范文;有借鉴小说的“代言”手法。同时,他们又是明清塾师群体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塾师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的不同状态和取舍:科举未通达前的谋生首选;科举崇拜推动对功名的追求;疏离科举后的生存状貌。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红”英译问题辨析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因"改红为绿"现象广为学者诟病,本文利用"《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细致比对原作前80回近500个"红"字以及霍克思译本的相应英译,发现霍克思译文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从不存在歧义的"红"字到已不具本义的"红"字,再到目的语中无法理解的"红"字,霍氏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处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万不得已才改译。"改红为绿"实际只出现在"怡红院""怡红公子"二词的翻译上,其背后的原因应是译者误读了"怡红"中"红"之所指及"怡红快绿"短语的结构。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水浒传》人物关系网络的文本挖掘

本研究以《水浒传》中108个主要人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挖掘建立人物关系矩阵,利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人物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宋江、吴用、李逵、卢俊义、戴宗、花荣构成的小团体是108将的领导层;108个人物构成的网络可以分成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后勤集团、水军集团、介于第一和第二集团的中间派;《水浒传》人物关系网络结构符合幂律分布的特点。本研究有助于推动文本挖掘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应用。

《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

文学作品的流通和传播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间所显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更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部二三流小说,但在明末清初却受到众多出版商的青睐。在清中后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沉寂后,清末民初再次出现刊刻的高潮。这部小说的两次刊刻高潮,都与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有密切关系,都伴随着"郑和记忆"的重构问题。罗懋登生活在明朝日益走向衰弱、海事危机不断的时代,他有感于国势的衰微,欲借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激励君臣,把重振国威的期望写入自己的小说。明末清初的书坊书商重视、读书界热衷于《西洋记》,也是在于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特别关注,表达"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以重建被丢失的"郑和记忆"。晚清的海事危机更为严峻,再度催发了整个社会对异域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社会统治者的失望,国人再度在旧书中寻求辉煌的历史,寻找心灵的安慰,《西洋记》便再度出现刊刻高潮。《西洋记》在晚清的多次重刻和流传,也反映出国人海权意识的觉醒,还为20世纪初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人重构"郑和记忆"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试论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双性气质”

西方现代心理学和宗教女性主义所标举的“双性气质”理论 ,对理解《红楼梦》主旨及其人物形象有着崭新的意义。以王熙凤和贾宝玉为个案 ,着重分析了“女性的男性气质”和“男性的女性气质” ,认为《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性别的“双性”人格特征 ,他们集中展现了小说家卓越的艺术追求和人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