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路径”的方法论意义——对《锦江》三则小说的细读与发现

“地方路径”不是简单的翻案史学,而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沉潜,对文本史料的细读、对作者心态史观的揣摩、对同时期文学作品的比较。对《锦江》三则小说细读证明了“地方路径”的方法论意义,“地方路径”只有在比较鉴别中才能够通达中国。因此,从《锦江》出发的研究不仅是“从四川发现中国”,更是“在中国确认四川”。

论《人世间》中知识女性周蓉的三重困境

在《人世间》中,周蓉作为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面临时代、社会和家庭的挑战,展现出可贵的品质和真实的人性,丰富了当代女性形象书写。早期,周蓉为了自由和独立与传统环境截然对立;晚期,随人事变迁,她最终达成了自我实现与责任承担的和谐。具体分析周蓉的自我困境、性别困境和伦理困境可知,周蓉的困境象征着当代知识女性在追求独立、自由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考验,是梁晓声对当代知识女性出路的探索。通过对周蓉所经历的挑战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代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个体经验,实现对女性认知、成长的多层次解读。

刍议康濯在张家口的文学创作及《我的两家房东》的新变化

康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在晋察冀边区的10年是其创作的成长成熟期。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康濯随机关来到张家口工作,在张垣的1年时间里,其文学活动是很活跃的。除创办报纸和主编文学刊物外,还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杂文和儿童文学等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我的两家房东》,该小说无论是人物的塑造、场景的设置还是语言的运用,都较其之前作品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展现了其在张家口创作的新变化。

试论张爱玲、苏青的精神特征

张爱玲、苏青同是海派作家 ,两人的精神内质极为相似 ,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紧贴人生本相的凡人意识、俗人意识也相当一致。但换一个角度看 ,其人其文却相去甚远。张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轰动文坛而令人惊异 ,苏则是以平实俗白的风格而广受读者喜爱。她们二人的人生经历、个性特色、创作技巧乃至读者接受方面又有太多的不同 。

性或性的叙述:从农民到女农民工

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倾向于将对乡村女性的叙述与"性"或"身体"联系起来,她们被塑造成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姐",当然他们从事的职业可以是保姆、服务员、打工妹等。基于此发现,文章借助罗岗曾有过的关于"从香雪到英芝"的讨论带来的启发,对《哦,香雪》、《奔跑的火光》进行重新讨论,并将讨论与对另一个文本《女佣》的解读进行对接,试图在"从香雪—英芝—杜秀兰"这样一个乡村女性由单纯到放荡,由农民变为女农民工,由女农民工变为"小姐"的过程中,探究写作者叙述的动力以及试图回应的问题之所在。

浅析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风格

当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精英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梁晓声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与其他作家寻找平民身上的劣根性不同,梁晓声更多的是从平民立场出发,去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正直和善良的本性,将人们心灵光辉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充分表现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平民化的创作风格。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书写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以沙漠中筑造的"童话之城"为起点,再现匈奴这一"消失"民族的时空场景,再现了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爆发出的最后一声雄浑呐喊。小说立体书写男性和女性,复活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从文学地理角度来看该小说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历史不仅是农耕民族书写的"我者"历史,也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长城内外皆是故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同化与顺应

新时期小说文体向西方学习肇始于意识流小说 ,在借鉴、改造、吸收过程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尽管意识流小说的热潮不再 ,但在本土化过程中仍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本文在为意识流小说正名、辨谬的基础上 ,借助“同化”和“顺应”这组概念 ,分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是如何改造、吸收西方意识流小说 ,从而形成这种既背离传统 。

论中国20世纪末小说创作的反讽情绪化

中国20世纪末的小说总体上流露出一种反讽的情绪,主要体现在反讽的时代境遇、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当中。情绪化反讽在语言的狂欢中增添了文学的不确定性,却将小说停留在情绪化的平面,丧失了文学反思的深度。

少女·人性·天浴——严歌苓《天浴》解读

《天浴》是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直接以知青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短篇小说。作品紧紧围绕"天浴"这个核心意象,在两次"天浴"的叙事中贯穿了少女文秀的文革经历,将基于少女视角的"祛欲望"化的"天浴"以及政治与"性"交织下人性恶的裸露相互辉映,籍由个人的文革经历与命运浮沉呈现了极富象征与寓言性的人性与历史内涵。

论王蒙小说《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

王蒙的小说《春之声》发表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因其意识流小说的笔法被认为是标新立异之作。阅读《春之声》可以深深感受到融贯其中的音乐性和诗性,然而其音乐内涵、诗性特质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不同。解读《春之声》的音乐性与诗性,对我们探讨文学作品的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作品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通过作者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塑造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形象,文章主要通过《长恨歌》中叙事方式和王琦瑶的形象来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穆时英研究述评

无论作为"普罗之白眉"还是"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都是一位风格独特却又备受争议的作家。建国前,左翼、京派以及现代派作家曾对穆时英做出大相径庭的文学评判。建国后,受时代语境限制,穆时英研究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恢复。时至今日,无论对外围史料的搜集,还是对文学本体的分析,穆时英研究均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穆时英的文学风貌,比较深刻地揭示穆时英的文学史意义。但仍有不少论题有待进一步开掘。

幼苗在缝隙中生长——20世纪50年代爱情题材短篇小说价值再探

爱情是永恒的艺术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话语下,“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中的表现是那么艰难而又耐人寻味。爱情题材短篇小说既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题材禁区,又以独特的视角对现实生活和文学自身的审美进行了干预,还通过对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张扬与人道主义的呼唤,以期对主体的寻觅与回归。

从女同性恋书写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陈染的影响

陈染笔下的女同性恋者大多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而这种"超性别之爱"不仅否定了异性爱的霸权地位,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方式以及女性的自我确认方式,这一切均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如出一辙。本文通过分析相关文本,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陈染的影响。

信马由缰 为文无法——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特色

汪曾祺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民情风俗、日常生活。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的新格局。

陇东大地上深情的歌者——论邵振国的小说创作

甘肃陇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曾经生活于此的作家或多或少地给予滋养,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资源。陇东文化对于邵振国的文学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从"理性审视乡村文化的弊端""精神家园的想象与表达"两个方面探讨陇东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论苏童小说中底层人物命运的类型化

苏童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文章通过对其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命运的分析,揭示苏童小说中底层人物在生存困境中孤独与抗争的姿态,进而探究苏童小说中人物形象类型化的原因。苏童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化形成了苏童小说的独特氛围,孤独、虚无是苏童小说的底色。

用色彩构筑的情感世界——对白先勇创作中服饰色彩意象的解读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以他独具的创作特色引人注目。白先勇作品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各种色彩鲜明的象征意象呈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其中,他最偏爱的是调动红色、白色、黑色这三种颜色的视觉效应及其象征内涵来表达深刻意蕴。白先勇作品的这一特点,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