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

“新乡土小说”以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往返于城乡两域的农民为表现对象,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于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所以这一创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含混的特征;“新乡土小说”的价值困境表明,只有充分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汇,才能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上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

美国成长小说图式结构的原型探究

美国成长小说是美国小说体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受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有的结构特色。本文重点探讨美国成长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图式结构特色,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成长小说,归纳出"诱惑——出走流浪——迷茫困惑——顿悟"这一独特的图式结构,并运用原型理论阐释这一图式结构产生的文化动因,分析出神话、成长仪式和人类成长基本模式三种原型特征对美国成长小说的影响。

故乡的缺席与在场--李云雷乡土小说研讨

张艳梅：今天我们研讨李云雷的小说。云雷来过我们学校,有的同学可能见过,小说大家都认真阅读了,希望一会儿发言的时候,可以听到很多真知灼见。李浩、宗利华和李云雷都是70后作家,三个人写作各有千秋,风格各异,

论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在城崎》

志贺直哉(1883—1971)是日本白桦派的骁将,也是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家,1917年5月号《白桦》上,发表了昭示志贺开始进入"调和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小说《在城崎》,《在城崎》通过对小动物的深层观察与神妙感悟,以神来之笔表达了自己清澄豁达的生死观,成为日本文坛最著名的"心境小说"杰作。这种心境小说以高举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大旗的白桦派文学为源头,志贺直哉深掘自我内涵,在作品中使自己的精神生活由冲突走向调和。素有心理洁癖的志贺与父亲和解的四个月前,《在城崎》问世。可以说,这时,志贺已经具备了和解的萌生条件与调和的心态。《在城崎》昭示了志贺精神苦旅的积极意义。

论《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成长之旅

《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主人公阿米尔在成长过程中犯下过错，而在救赎后获得成长的故事。少年犯错、中年顿悟、实施救赎和完成成长仪式可以归纳为阿米尔获得成长的关键路径，而《追风筝的人》有别于其它成长小说的独特之处便是小说中哈桑这个角色的融入。哈桑的奉献和牺牲成为主人公成长之路中最令人为之动容的线索，本文将结合这一线索解读阿米尔的成长之旅，从而揭示《追风筝的人》的成长小说特点。

物欲·类型·想象——直面当下农村题材剧创作的三大误区

应该说中国农村题材剧创作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以《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先后出现了《刘老根》、《烧锅屯的钟声》、《希望的田野》、《当家的女人》、《民工》、《郭秀明》和《马大帅》等一批精品剧目。近两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2005年播出的《圣水湖畔》、《美丽的田野》两部农村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的心理分析

乔治·艾略特被誉为心理小说的先驱者。她的早期作品《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篇巨作。这部小说是体现精神分析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欧洲经典成长小说的“启蒙辩证法”——以《威廉·麦斯特》为例

以《威廉·麦斯特》为代表的欧洲经典成长小说,是一则"启蒙辩证法"的文学叙事。一方面,它作为启蒙在文学上的表征形式,它以两个现代性事件即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内在机制,立足于人及国家的理性精神,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以建构一个以法和原则的精神,达到每个个体充分完整发展的乌托邦前景; 另一方面,它又提倡美学教育、自然教育来反对现代经济社会给个人带来的庸常、分裂,辨析成长之途的自由与线性时间合历史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向往情感上的幸福来补充理性的僵硬。

灵魂深处的呐喊——论鲁迅乡土创作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站在农民立场上,把他们放在小说主人公位置上的作家之一,农民问题是其创作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关注和最深的同情给予农民。从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入手来审视其乡土创作,并依据这些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性格特征,将其分为三大类:暂时做稳奴隶的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习惯奴隶别人的人。在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今天,面对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而极度躁动不安的乡村大地,重新研读鲁迅的乡土小说,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乡土小说新解

乡士小说并不独独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它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共同的精神。正如英国伟大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阐释的那样：“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

主体、精神、话语视角下的成长小说《紫色》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展,文化融洽、碰撞、相互影响与渗透不可避免。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高度语境化的研究活动,它要求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民族等语境出发,对特定的文学作品或文化现象做出解读。本期刊发的笔谈即是在跨文化视域下对当前的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论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施蛰存的心理小说以现代心理科学为基础,对性欲心理、性变态心理、怪诞心理、女性心理等复杂多元的心理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从而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展示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精神空间。施蜇存的探索,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确立,对人们认知自身的精神世界,对心理小说创作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文革’叙事＂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历史叙述，是新世纪乡土历史叙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不仅作品数量相对较多，而且一些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新世纪乡土历史小说也全部或局部地以“文革”为叙述对象，如《坚硬如水》（阎连科）、《受活》（阎连科）、《无风之树》（李锐）、《万里无云》（李锐）、《弥天》（刘醒龙）、《扎根》（韩东）、《玉米》（毕飞宇）、《马桥词典》（韩少功）、《轻柔之手》（张存学），等等。

中英两部成长小说中母女冲突的比较研究

英国当代少年文学女作家安.卡西迪的获奖小说《寻找JJ》和中国当代女作家迟子建的成长小说《岸上的美奴》都是涉及少女"弑"母的叙事。女儿的过激行为与其对母亲的女性身份的认同危机休戚相关,而其背后均有一个冷面"杀手",即他者或公众的权力压迫。这两个关于"严肃主题"的文本属于反乌托邦性质的成长叙事,但都指向"温暖和爱意",着眼于呈现女儿内心世界的叙事方法等也都表现出作者同情兼批判的写作立场。本文通过对中英两个文本主题的深层解析和叙事比较,指出《岸上的美奴》此类深度反映少年成长困境的中国成人文学中的文本,可以和获得英国"值得信赖的少年文学奖"的小说《寻找JJ》一样,放入急需"智力挑战"的少年读者的阅读范畴,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中尚不发达的少年小说类型的发展。

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繁荣背后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传统，远的不说，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等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电视剧是一种较新的文艺样式，农村题材日益成为影视剧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表现类型。当前，涉案剧、清宫剧逐渐减少，

论现代化语境下新乡土小说创作--叶炜《富矿》《后土》与沈从文《边城》的对比阅读

《富矿》与《后土》是新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品,也是现代化语境下苏北社会生活变迁的风俗画,将叶炜的苏北新乡土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比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从创作语境看,前者的创作语境是现代化,后者的创作语境是战乱;从人性书写看,前者侧重展示人性的假、恶、丑,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后者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真、善、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从叙事风格看,前者是乡土写实,后者是田园牧歌;从创作主体看,前者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后者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审美过滤。

物欲·类型·想象----直面当下农村题材 剧创作的三大误区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笔者在“丰收”的背景下感到有诸多的不满足，一串疑问不禁涌上心头：农村题材尉表现的内容究竟应当是“精神的农村”还是“物欲的农村”；应当是“个性化的农村”还是“类型化的农村”；应当是“真实的农村”还是“想象的农村”？

房子、车子与爱情的时代缩影——论阿成“简史”类系列小说

阿成在2008年写了三篇中篇小说，分别是：《住房简史》、《买车简史》、《爱情简史》。关于这三篇小说的创作过程，阿成是这样解释的：在写《买车简史》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写《爱情简史》和《住房简史》，仅仅是出于一名曾经的老司机的情感，写了《买车简史》。主要是看到了“车”在生活与工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或照应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未可知，由这种变化引发出的那些故事，至少算是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了，

往事并不如烟——话剧《老知青客栈》之话语策略与魅力

知青题材，在知青大返城30年后的今天，已确然可以称为历史题材了。艺术创作之于历史题材，常常是一种回忆和反思，因而创作思维也常常呈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体验式的，深深沉浸于往日生活的感性记忆中，以浓郁的情感特征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语汇感动读者或观众；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写作话语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语言运用是他实现其诗化文体的一个重要形式。“小说文体的实质不在于表达了何种故事情节或思想内容，而在于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体式去表达……相同的思想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技巧表达，因而，语言表达体式的差异导致了文体的差异……”。[1]语言的锤炼是沈从文始终重视的因素，他说：“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不懂文字，什么是文学。”[2]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强调，“如何写就成为小说，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力量”[3]，“文学有个古今一贯的要求或道德，就是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与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斗争’求‘完美’一种理想”[4]。所以，沈从文肯定地表示：“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5]沈从文对小说语言的运用有着“推敲”的执著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痴迷于语言文字的艳丽和形式的精巧，他认为小说写作讲究文字若步入这样的歧径则会使文章成为“四六文章”，真正的语言文字运用要义是在于“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给读者一种较深较持久的效果”[6]。多年的刻苦磨练，沈从文对语言的实践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总的特征是“格调古朴，形式简峭，主干突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呐却又传神”[7]，带给读者一种诗性的古雅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