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含读者看商周历史散文中“实录”的演变

“实录”是古代历史散文优劣的重要评价标准,也是我国史官崇高的精神追求。目前,学界对其多追溯至春秋时期,以晋国史官董狐等人为代表。事实上,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春秋史官的实录应是史官书写体系演变的结果。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巫祝就已有如实记录的意识。隐含读者是作者写作时的预设读者,以隐含读者的视角探究史官的“实录”有利于从写作动机的角度更准确、系统地还原“实录”书写的演变,揭示中国史官“实录”传统的发展脉络。

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的归隐情怀

《风入松·寄柯敬仲》为“一代文宗”虞集所作之词,其名句“杏花春雨江南”流传千古。整首词作韵调与画面辉映,意象组合精致灵巧,含蓄蕴藉,表达了虞集潜伏在文字之下的思归之情与隐逸情怀。

先秦诸子文学中的寓言形象阐释

战国时期,形成处士横议、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更好地阐道说教、宣扬思想、倡导主张,先秦诸子在论辩的同时缔造了寓言形象的“表现王国”,异彩纷呈的先秦诸子寓言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和多变的情感色彩不断发酵,在达到劝谏效果的同时,也丰富了传统文学的创作形式,为后代寓言文学的持续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文本。

“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宋文鉴》选奏疏考论

《宋文鉴》选入奏疏数量最多,内容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在裁选上有名臣倾向、名家倾向和类群倾向。在具体做法上,《宋文鉴》将“弹文”纳入“奏疏”一类,实际上是沿袭《唐文粹》的做法,此外,《宋文鉴》将“奏疏”中的“弹文”与“启”作了区分,在名称上已有明显区别。就内容而言,《宋文鉴》奏疏构造了务实、典雅、严谨、简洁的文章范式,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亦参考和借鉴了《宋文鉴》对奏疏一体的编选。

一幅诠释生态意识的诗学画卷——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田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呈现于字里行间。然而陶渊明于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自然美的欣赏与陶醉,其中也融注了自然的原始生态美、生态整体主义与和谐共生的思想。以生态美学为理论依托,以《桃花源记》文本重读为基础,以道家自然思想为渊源,结合文学、美学、哲学的视角,对陶渊明的早期生态意识进行全面考察。可以发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呈现的生态意识本质上是深刻的生命反思与批判,是陶渊明看待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陶渊明在这篇散文中着力表现三个主题:从自然美的欣赏到生态美的反思,从桃花源的梦幻到生态整体主义的前瞻,从传统人性的素朴到渔人形象功能的隐忧。陶渊明作为时代的清醒者,在表达对桃花源的乌托邦向往的同时已经意识到了生态的危机,并在文章末尾表达了对未来的忧患意识。这部作品蕴藏了早期的生态意识,为传统文化中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供了较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价值。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词语训释的准确性原则刍议——以徐陵书信用语补释为例

以《徐陵集校笺》中徐陵书信用语补释的成就与不足为例,总结骈体书信用语的训释原则。作者认为,欲求训释准确,应辨别收信人身份、顾及典故与文意的匹配、区分习语与典故、注意词义的时代变化。

张岱暮夜书写的城市空间及美学追求

暮夜书写是张岱小品文的重要题材,显示了张岱对城市暮夜生活的审美偏好,是研究张岱乃至晚明文人城市审美的一个较新视角,具有时代与个人的鲜明特色。张岱多样化的城市“夜游”体验营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他以“闲逛”的方式体验世俗公共空间的喧嚣之美,对冲破传统平和美的沸腾美感表达了由衷喜爱,“物性自遂”代表了他这方面的审美理念;张岱更以“沉浸”的方式品味私人诗性空间的孤寂之美,在“一往情深”的个性化审美活动中实现对人生空幻的超越。张岱的城市暮夜审美展现出丰厚的层次感,反映出晚明文人城市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夜气”是始终贯穿于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美学追求,在清静灵明的“夜气”中寻求对人的本真的回归,并提升至“冰雪之气”的美学人格建构,更是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深意。并且,张岱于喧嚣中保持心灵的静气,于雅俗间维持身心平衡等城市审美观念对现代人也多有启示。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桃花源隐喻探析--以《容美纪游》为中心

容美土司在明清易代之际曾接纳过大批前来避难的汉族文人。清代文人顾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但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往容美游历,而且作《容美纪游》记录旅途所见风土人情,发出容美即为“古桃源”的感慨。容美得以成为桃花源隐喻的原因,既与容美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壮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社会风气与“帝力难至”的宽松政治环境有关,也可从“文化沉积带”与“赞米亚”的角度挖掘其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地理学的深层意蕴。

20世纪古代散文批评范式的演变与反思

20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对这一时期古代散文批评范式演变的总结 ,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批评标准和方法模糊不清 。

“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从曾巩写给欧阳修的书信看欧曾散文的核心价值理念

曾巩在给欧阳修的私人书信中自然流露出其共有的对人生、社会、文章的价值理念,其内涵化为“欧曾”作为正统散文代表的符号。从曾巩写给欧阳修的8篇书信的梳理,其书信大处落笔的结构,以及书信的写作目的来看其价值取向,论述“欧曾”散文以儒道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再论文化生态变迁与近代中国散文的新变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挑战。各种文化形态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渗透,文化生态与散文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文化生态环境在近代社会的剧变中因多元文化相互激荡而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变迁状态。除了西方文化、城市文化和平面媒体文化对中国近代散文产生新变的影响外,科技出版文化、翻译文化、地理文化等几大因素对近代散文的影响也值得高度重视。

从天地大德到天地大美——《周易》“元亨利贞”的生态美学价值

乾阳坤阴,天地之道。不论作为原初的卦辞,还是作为融入儒家伦理之后的一种"德义观","元亨利贞"都需要对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作出阐释。"元亨利贞"是《周易》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亦是《周易》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法则。"元亨利贞"是天地本元之德,是天地交感之性,同时也是天地人"三才"共存之道。在生态美学视域下,"元亨利贞"的生态审美意蕴主要表现为化生之美、和生之美以及整生之美。

晚明山水小品文中的“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作品为例

晚明的山水小品文,比前代的山水文学更具"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的作品为例,这种"人趣",一是真情之趣:晚明文人将个性生命的认同置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追求性灵之本真之情;二是世俗之趣:山水游记中混杂着对世俗百态的描写,写山水即是写世俗。小品文的特点和文人的山水观念,共同契合了晚明思潮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从而造就了散文史上的辉煌。

桐城派古文创作对小说笔法的吸纳与运用

桐城派文体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其古文创作对小说笔法进行了充分吸纳与运用,表现在运用细节描写,因小见大;以简笔叙述情节、勾画场面、渲染环境来刻画人物;注重典型的选取。究其原因,这不仅与桐城派学习、借鉴传统,从优良古文中吸取各种写作技法有关,亦与林纾等小说家身份关联密切;同时与作家独特的美学追求,及在理论和创作上追求创新与超越相关。桐城派借鉴、吸纳小说笔法丰富了其古文的表现手法,提升了文体品味,其对古文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真情传神,营造意境。

宁远儒家祠庙美学思想探析

宁远文庙始建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明景泰元年(1450年)改建为宁远卫学,清代在此基础上改建宁远州学,是辽锦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设施。综合运用文献学、美学、艺术学等方法,概述了宁远文庙的发展演变历史,从儒学建筑整体布局以及主要建筑体现的儒家美学思想、园林景观体现出的北方儒学的建筑美学特点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建筑美学特征,对深入研究中国儒学发展史、建筑史等有积极意义。

论黎庶昌的散文创作

黎庶昌散文创作师从郑珍、曾国藩而又自树一帜,以经世致用为主题,融汇两汉大赋笔法,汲取古诗文典雅语汇,取法唐宋,兼宗史汉,融汇中西,广大学术,成为中国近代散文转型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