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词”概念及其文体演变发覆

青词初为道教奏章祝文,因太清宫斋醮停祝版而产生。“青词”取自书写纸张的颜色,“清词”则与斋醮场所太清宫有关,且由于音乐性,初定名为“词”而非“辞”。青词虽产生于玄门,但撰写者与体例都打上了世俗文书烙印,撰写者为翰林学士,格式上则仿唐代表章。自晚唐杜光庭之后,青词逐渐脱离太清宫,向普通斋醮词过渡,至宋程式化书写减少,抒情成分增加,进而分化出宫廷斋醮青词与民间斋醮青词不同类型。这也使“青词”由最初的文体概念向文类概念转变,后世更将绿章、对联、绝句等醮词视为青词,青词逐渐向纯文学靠拢,成为融合宗教学、文体学和民俗学的特殊文类。

史传散文与民间传说中鲧形象的对照性研究——以鲧堤刘的传说为例

传统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对于上古时代治水专家鲧禹的评判,一直有着贬鲧褒禹的观点。而在德州临邑鲧堤刘的传说中,鲧有着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不辞劳苦且富有智慧,为了百姓安危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圣者形象。该传说中鲧被流放的命运安排反驳了部分古文献中鲧被杀的记载,这对于尧舜德行的宣扬也是一种保护。鲧堤刘的传说体现了德州民间文学对于“德”文化的建构,体现出德州人崇德的文化品格。

濮文暹与甲戌本及半亩园

刘铨福旧藏甲戌本时期,濮文暹与濮文昶兄弟是较早的该本读者,书后还留有二人的亲笔跋语及印鉴,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孟秋,地点是京城豪宅半亩园。濮氏昆仲与甲戌本、刘铨福及完颜崇实、崇厚、嵩申、华毓之间的牵连瓜葛,理应复查稽核一番,藉此返回历史现场,以便解惑答疑。结果表明,已知史料与濮跋信息高度吻合,濮氏兄弟与半亩园主人崇实等关系确甚密切。细读《见在龛诗钞》与《味雪龛词稿》,还可获知濮文昶的生卒年。包括濮跋在内的甲戌本卷尾跋语七条时序错乱,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无问题。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发现濮文昶的《味雪龛词稿》抄本残卷,是一宗副产品。

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传说与景观具有互为生产的内在机制,景观变迁直接影响着传说的叙事与传播。峨眉山漫长的佛道相争历史与白蛇传传说的信仰变迁及核心情节演化高度契合,并为白龙洞景观走进白蛇传传说奠定了重要的信仰基础。峨眉山白龙洞是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仙情节的重要景观,其景观叙事经历了从连环洞到白龙洞的景观命名,从白龙洞到白龙寺的景观迁移。峨眉山信仰变迁致使白蛇传传说及其核心景观逐步走向淡化与遗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白蛇传传说在峨眉山及其周边的当代传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信仰主导下的白蛇传传说峨眉山当代景观生产特质。

始祖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始祖神话最为典型。具体而言,各民族始祖神话传递着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血缘认同。这种以观念意义上的血缘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是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情感纽带。以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为代表的创世始祖神话经其广泛传播,为多地域、多民族所接纳,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的地域认同。这种以地域为依托的民族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物质基础。以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神话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精神信仰认同,反映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各民族始祖神话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依托、以精神信仰为核心,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跨文本视域下《蜜蜂记宝卷》的文本来源及演变

《蜜蜂记宝卷》改编自《蜜蜂记鼓词》,不仅开卷偈改写自鼓词开篇,白文和唱词也大多因袭鼓词,同时宝卷还多将鼓词的回目化为七言唱词的结尾句,不过部分回目的插入生硬突兀,给宝卷留下了明显的刻板因袭鼓词之迹。但改编后的宝卷从形式到主题仍然表现出自身的某些文体特色。宝卷的教化之旨和劝善意义更为突出,而娱乐性则略逊色于鼓词,这和它们自身的体裁及功能区别有重要关联。后期商业化出版的惜阴书局本《蜜蜂记宝卷》,作为充当阅读文本的“拟宝卷”,更是需要考虑经济因素。这些造成了它们对同一故事的叙写差异,表现在情节取舍、语言铺排等方面的不同喜好和选择。究其根源,则是社会变迁引起了信仰、教化、娱乐方式的变迁。

“国学珍本文库”本《广笑府》伪书考

通过整理前人观点并进行文献比勘,可以发现国学本《广笑府》是以《解愠编》为底本并拼接《苦茶庵笑话选》相关内容而拼凑成书。结合民国历史背景等信息,可以推测国学本《广笑府》系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央书店书贾平襟亚因商业利益而托名伪作。

清代山西文人秦武域初探

秦武域是清乾隆年间山西籍著名文人,擅长诗文、书法。他先后在甘肃、湖北等地担任知县。他在甘肃两当县任上编纂的《两当县志》允为良史。其笔记体著作《闻见瓣香录》是研究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其中有关碑版书帖的篇目凝聚了他的书法思想。其诗集《笑竹集》宗法性灵、学无常师,表现出通达的诗学观。秦武域深具江南情结,特喜西湖。晚年所撰《西湖杂咏》表现了对西湖的眷恋之情,寄托着他在西湖山间安顿身心的理想。秦武域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深具热忱。他探访傅山的书画作品,褒扬其创新求变的精神。他整理的《三晋风雅》为山西最大规模的诗歌总集《清山右诗存》所采录。他不愧为清中叶的一位文化通人,其学术、诗文及书法成就,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论王梵志诗的诙谐幽默风格

王梵志是我国初唐时期的诗僧,他所做的诗歌多劝人为善,传播佛教思想。他的诗歌多诙谐幽默风格,主要表现在逻辑的错位反差,夸张、比喻、对比等手法的运用以及俗字俚语的使用。他的诗歌诙谐幽默风格的成因有他独特的消解苦难的心理机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文人化的苦中作乐同样是他对抗现实苦难的一种消解方式。他的诗风对唐宋诗歌和白话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和王维的诗歌就曾受到王梵志白话诗影响。王梵志的诗歌由于具有很大的写实意义,为我们记录唐代的底层社会非常真实的画面具有一定的诗史意味,这是王梵志诗歌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安徽地区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安徽地区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通过分析安徽地区民间文学现代化传播的足迹与进程,发现其存在传承类型单一、非遗文本转化不足和影像呈现过时等问题。从脱域化发展、跨媒介叙事、再现与表现三个方面探究安徽地区民间文学创造性传播新路径,并从价值再造角度提出“非遗+文旅”“非遗+文创”“非遗+文娱”激活民间文学潜能的新对策,以期为安徽地区乃至中国非遗转化提供参考。

口头传统的程式化叙事——基于西部苗语史诗《讲给孟》的文本分析

作为民间仪式上演述的口头传统,史诗依靠歌师代代口耳相传,形成特定的程式与韵律。歌师演述时根据主题的变化,运用相对固定的词、片语和传统句法,灵活把握史诗的可变项与不可变项,在短时间内顺畅地组合诗句。除了单纯的文本记忆,歌师需要长期的实地演习,把那些沉潜的故事型式运用到更大的语义群里,形成互相关联的叙事单元与故事范式。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探究出了史诗创造、改编和逐渐定型的形成过程,发现了歌师为何能从容演述宏大长篇史诗的内在因素。

江苏阜宁牛歌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研究

江苏阜宁牛歌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一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本文探讨了阜宁牛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探讨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阜宁牛歌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承载着人们对生活、自然、社会的感悟和思考。因此,阜宁牛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兴国山歌的艺术价值及传承

兴国山歌作为江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兴国山歌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生活气息浓郁,其植根于客家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涵盖了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饱含着丰厚的客家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兴国山歌是客家人繁衍生息的一幅历史画卷。保护、研究、解读兴国山歌,发掘其精华,无疑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举措。基于此,本文从兴国山歌的历史渊源入手,探讨兴国山歌的艺术价值,分析其传承现状,以期探索出兴国山歌继承与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文化旅行与大德五身妈祖之形成

在中国传统的妈祖文化研究中,妈祖是一位有着真人事迹名叫林默娘的女性,以保佑沿海地区渔民而著名,但在部分地区,妈祖却有着其他名字或者被其他有着同样文化概念的传奇女性替换,汕尾大德妈祖宫的“五身妈祖”石像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雕像。“五身妈祖”石像由五位传奇女性组成,除大妈祖林默娘外,其余四位中的三位都是在当地民间传说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与大妈祖经历极为相似。这与妈祖文化自福建莆田湄洲岛发源后,在其文化旅行和传播中,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变通性,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并作出了创造性转化有关。此外,妈祖文化旅行还在推动国内外文化交流、发展地方特色文旅、充当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使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仲肯与东郎:《格萨尔》与《亚鲁王》的诵唱者比较

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苗族史诗《亚鲁王》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优秀的口传文学作品,通过比较两部史诗诵唱者在诵唱习得、传承过程中的差异,尤其是对诵唱者在社会文化生境中发挥的文化功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等进行多维考察,探究藏、苗史诗在诵唱传统与传承上的内外关联,对促进《亚鲁王》研究大有裨益。

卫礼贤《中国民间童话》的百年传播与影响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编纂的《中国民间童话》是一部将中国童话故事系统译介到德语世界的奠基之作。其百年传播历经问世之初的盛况、第三帝国时期的式微、东西德时期的辉煌和新世纪的风靡,彰显了传播与接受的时代特点和深层历史文化动因;其版本数量之巨,改编创作之多,创造了德语图书的出版神话,堪称中国文学德译史上的现象级作品,彰显出中国故事与时俱进的民族生命力和共情共性的艺术魅力。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流传演变与文化阐释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故事重心自南宋以来经历了志异、褒文、旌孝三个阶段的流传演变,逐渐形成了欧阳修送碑、龙王借碑、鲁直檄龙、灵龟托碑、朱圈碑文等动人情节。情节呈现出不断传奇化、具体化、世俗化、伦理化的趋势和特点。碑石、碑文、作者以及孝的伦理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该传说的物质内核与精神内核。该传说主要流传于江西中部吉安市及江西北部鄱阳湖一带。其经久不绝、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是《泷冈阡表》文中“至孝”的观念警动人心,感天动地,贴合了民众的价值追求。《泷冈阡表》碑传说的传播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一“孝”的扩大过程对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

舜孝故事传播的文化层次与地方表述

舜孝故事有着悠久而广远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史记型”和“舜子变型”两大类。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则在宋元之后不见于通行文献,此前只在福建、广西等东南沿海地区发现过一些近现代民间文本。近期随着江南《舜哥宝卷》文本的渐次面世,可知“舜子变型”故事至少于晚清民国时期在江南民间多有传播,其基本面目跟东南地区大致相同。由此推断,宋元以后“舜子变型”叙事其实在民间从未断绝,也不光是流传于文化边缘地带,而是在传播的文化层次上逐渐下沉到了所谓的“底层社会”。而江南与东南地区的民间传播,其表述方式又显示出某些地方性差异。无论主流还是民间,都在舜孝故事中宣扬克己行孝的思想,它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婚嫁喜歌中的《诗经》元素略论

婚嫁喜歌是民间流行的与婚礼相伴而行的意在祝颂、祈福的歌谣。喜歌虽主要通行于民间,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对于传统经典《诗经》屡屡引用是一显著特色。本文即以婚嫁喜歌中所融合的《诗经》元素为研究对象,就婚嫁喜歌援引《诗经》的情境、所引《诗经》文句的类型与篇目、《诗经》元素融入的方式、融入《诗经》元素的原因、所融《诗经》元素的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展现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探究民间小传统的流传。

神话的“统一战线”与羌族的多元一体的族群记忆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考察羌人的神话无疑是有助于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解读这一神秘民族,进而还原古代羌族应有历史地位。同时,羌族神话还蕴含了羌族先民的情感认知和精神需求。千百年来,羌人跻身于大山深处,对自然的敬畏深深扎根于羌人先民的血液之中,这使得羌族神话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羌族神话还反映了羌先民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过程:先秦时期古代羌人与楚人、商人乃至中亚的其他民族都有着密切关联,羌人通过神话与西南诸民族形成了神话上的“统一战线”,孕育着“万物有灵”历史图景与宗教信仰,从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中华文化载体和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