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师娘宝卷叙事的身份建构

江苏常熟民间地区流传至少二十八种与当地巫性人士“师娘”紧密相关的“师娘宝卷”。师娘为了改善其巫性身份在大众眼中的负面观感,通过“显性身份建构”或“隐性身份建构”的方式将正面形象寄于宝卷内容中。其中,“助人”又是师娘宝卷最常见的故事母题。这充分显示师娘撰造此类宝卷的核心目的是消泯世人对其巫性身份的负面印象,强调其济世救人特质。同时,这些现象也间接说明民间宝卷除了发挥教化作用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实际的社会功能。

避世与救世:韩宝忠与悟善社同人的诗词创作

结社是韩宝忠晚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研究韩宝忠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他参加的众多社团中,兼具宗教、慈善与文学三重内核的悟善社最为特别,深刻影响了民国的社会与文化。韩宝忠与悟善社同人积极地进行诗词唱和,这些诗作反映出他们在避世与救世两种选择之间的挣扎:一方面,官场的失意让他们萌生避世的想法,将宗教信仰当作人生依靠,过起“出家”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与世隔绝”,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以及自身影响力,在动乱的时局中传道布教、普济广施,积极进行救世。从悟善社诗词出发,既可以考察乱世文人的复杂心态,也可以探究宗教与文学、社会等错综复杂的联系,是回溯民国文学与历史的绝佳窗口。

汉晋佛教译经与晋宋民歌的语言

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文从语言比较入手 ,通过分析刘宋民歌《华山畿二十五首》之十八的特殊语言形态 ,指出它的语言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 :先秦两汉汉地本土词汇———佛教译经借用———民歌语汇。站在佛教译经与本土语汇展转借用、相互影响的角度上 。

中国古代的“仙境”观念、“游历仙境”小说和道教伦理

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的“仙境”的主要特征和道教的“仙境”说所带来的新观念。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道教“仙境”说和神仙观念对中国古代“游历仙境”小说的重大影响,以及道教伦理在这类小说中的具体表现。

《中国宗教文学史》导论

编撰《中国宗教文学史》必须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界定其论述对象、文学经典,必须从文体学的立场探索其功能并建构宗教诗学。这样的文学史,其影响力不仅仅在文学领域,更可能在宗教和文化领域。

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对象·内在理路·评价标准

"佛教文学"是客观存在的,它与"山水文学"、"边塞文学"、"贬谪文学"一样,都是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学"是反映佛教实践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文学创作。目前,很难为佛教文学作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也只能是一家之言。如何揭示佛教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就当前研究状况,不妨从两方面进行尝试:尽量多设置一些专题,加强对作家教派的体认;树立比较明确的文学史观和评价标准,对于文学史质量的保障,是至关重要的。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遵循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依然是一种比较持平、稳妥的批评标准。也就是说,既能真实地反映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活动和精神世界,又具有较高艺术特色的作品,应是择取史料和评判的主要标准。中国佛教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性。第一,应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角度,考量佛教文学的价值。第二,从文化交通史的角度,考量佛教徒文学创作的价值。

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近五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编撰12卷25册《中国宗教文学史》。

藏传佛教文学论略

藏传佛教文学史是西藏僧人在佛教实践活动中创造文学的历史。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几乎都涂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文学历史上,许多著作兼具历史、哲学和文学特征于一身,而且作者本人亦是僧人兼文学家、诗人、思想家,这种共生现象比比皆是。这是藏传佛教文学的显著特点。

《无声息的歌唱》与星云的宗教革新意识

星云的早期文学创作《无声息的歌唱》是一部渗透了对佛教状况反省与改良期盼的作品。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运用独白体和对话体建构了全书的叙事框架,运用物语体作为文学方式,来表达创作意图。星云用文学之笔法从事宗教宣传,源于其自身的文学兴趣和对文学功能的充分认识。《无声息的歌唱》是星云爱教、弘教的产物,是星云面对佛教现状而进行的独立思考,它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是星云人间佛教运动的先声,是星云文学才华的初次展现,反映了星云应时代需要利用新文体、新方式弘传佛教的革新思维。星云的早期文学创作,对于了解星云人间佛教的酝酿、发展以及佛光山模式的建构、运作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

南宋一朝是佛教、道教日趋世俗化、平民化并在民间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也是以民间风物、习俗为主要母题的风俗画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由于佛教、道教共同扎根于民间,这时期的部分风俗画作品都反映了释道二教实现普遍社会化的事实。传为南宋画家李嵩所作《骷髅幻戏图》因其表现内容之奇诡而为研究者所关注,至今已产生了不少诠释该画作内涵的学术成果。试图从宗教学的层面切入,结合相关的传世文献来发掘、讨论该图像与道教生死观、佛教"白骨观"、"髑髅法"的关系,并借此说明南宋释道社会化的宗教生态在宋画中的呈现。

伦理话语: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以伦理话语的方式参与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基督宗教伦理在这里部分地转化为世俗化的文学伦理、诗学伦理,从而使现代汉语文学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殊质态,其文化后果异常复杂,直接关系到汉语文学现代性的诸多核心问题。

敦煌文献中的白话禅诗

本文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敦煌文献中的白话禅诗。文章认为 ,本用于演唱目的而创撰的通俗化佛教歌辞 ,实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搜求补充 ;敦煌佛教歌辞的语言文、白掺杂 ,内容丰富 ,其中中国化特征最为明显的是歌咏父母恩德的诗偈和山歌性质的《山僧歌》等。敦煌佛教歌辞和其他形式的诗体中 ,有相当部分的白话诗体现出了禅宗南北两派意涵 ,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禅的观念。而这些 ,都应该视为研究唐五代白话禅诗的庞大而宝贵的资料 ,纳入中国俗文学。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源氏物语》文本的道教文化研究

《源氏物语》的创作彰显了中国道教文化的意蕴,《源氏物语》效仿占验术数之道来细致描述故事情节,深化了作品的道教文化底蕴;《源氏物语》中有多处关于梦境的描述,彰显了鲜明的道教文化特色;,紫式部精心塑造出明石道人这一艺术形象,即表达了自己的神仙崇拜意识,又清楚地表明了《源氏物语》创作的道家文化旨向。

有情无情:佛道渗透中的沉沦与超越

明清主情思潮中屡屡言及的“情至”与“情了”并举乃至贯通的现象,是受到佛道观念中所蕴含的无情和纵情的两种对立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袁宏道的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而“导欲增悲”、“空结情色”等观念的出现,则表明佛禅藉顺应欲望以求解脱的思路成为明清之际解决情理矛盾的最后方式。

论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的原则

编撰中国佛教文学史首先应遵循源流原则,就对于中国佛教文学发展起滋乳作用的经典而言,各种翻译佛典是"源",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浩如烟海的阐释之作、护法之作以及教外人士的参悟之作等是"流"。中国佛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撰写佛教文学史时其次要把握好本末原则,即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哪些问题是枝节性的,撰写者应做到"心中有数"。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应聚集于宗教徒的文学创作,即把握好体用原则。就文学史的构成而言,作家、作品、文体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鲜活的生命体,即把握好三位一体原则。

禅美学研究的文化价值

禅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它在今日仍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传承民族文化必须重视禅美学,而禅美学的利他、包容品格以及审美地对待生活的方式也使其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为世界文化发展贡献力量。在当前人类精神问题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中,禅美学可为健康大众身心、促进社会和谐的提供有益的帮助。

长生、苦空与忠孝——宝卷命名路径及民族文化视野

中国宝卷的命名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其用语多源于儒释道三教典籍,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与组合,是民间宗教思想的反映,体现了劝惩与娱乐的双重功能。

仓央嘉措被认可的原因及其情歌分析

仓央嘉措是一位被迫放荡的达赖活佛,虽尊为西藏最大的僧王,却徒拥虚位,处于第巴和拉藏汉的双重控制之下;由于政治抱负无法施展,才走上沉湎酒色的放荡之路;外现酒色放荡,内怀慈悲才情,以此反抗却授人口柄,遭至被废,在解送北京的路上英年早逝,充当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特殊的经历以及他的情歌共同激动了人们对他的同情与理解。仓央嘉措的情歌敢于打破传统、反抗现实、追求自由,在西藏人民感情中,历来有深深的共鸣。在情歌的传唱不绝中,仓央嘉措完美复活了。籍由此,在正统人士看来离经叛道的仓央嘉措,在藏民心中却被敬仰爱戴。

万物有情观对印度古典美学的影响

万物有情观是在“轮回观”、“万物有生观”、“万物有灵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它决定了印度古典美学中“物感”的自然审美观及表现方法;它对情味论的产生和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