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精巧的时间织体: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多元时间形态

万比洛夫在其戏剧文本中对时间进行的精巧建构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线性时间框架,表现为线性时间的暂断、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时间的重叠与交替三种基本形态。由偶然性事件和角色的叙述所造成的线性时间暂断展现了戏剧的复调型情节冲突,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则表征了角色的命运变奏,而时间的重叠与交替则揭示了角色主体的存在阈限,直指其精神世界。在万比洛夫戏剧中,这些多元时间形态不再是规定或限制戏剧进程的框架和背景,而是动态参与甚至决定了戏剧的情节再现和叙事进程。剧作家通过这些打破常规的时间形态,揭示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困境,表达了对一元化时间秩序的反叛与解构,并力图建构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的、开放的时间体系。

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观

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为附庸,把“美”当成人类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则坚持认为,美不仅是人类的体验,更是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平等是生态美学的审美理想。俄罗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书写大自然及传统乡村生活,渲染大自然及其中生命的自身之美,讴歌人类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他独特的生态美学观。

《告别马焦拉》中的代际伦理书写

拉斯普京是俄罗斯“农村散文”作家的代表,作品中充斥着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识。《告别马焦拉》是拉斯普京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面对马焦拉岛即将被水淹的难题,不同人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用代际伦理从空间、时间及人性三个角度阐述三代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如何做出抉择,以及抉择背后折射出的不同伦理特征,由此透视拉斯普京借代际伦理差异对现代化发展与农村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反思。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作为一种奇迹的“人”——读高尔基《在人间》有感

《在人间》是高尔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阿廖沙的视角描写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塑造和刻画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尽管时代变迁,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当年俄罗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面貌。

俄国外省文化述评——以高尔基戏剧为例

俄语中的“外省”是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通常表示除首都之外的俄国地域。在俄国,与“首都—外省”空间结构对应的是“中心—边缘”的神话诗学模式,因此外省还具有落后和不文明的指称意义。在俄国的文学传统中,外省叙事一直被表述为他者叙事,并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和崇高田园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这两种话语并行存在,且批判长期占据文学的主流。高尔基有关外省的作品延续了批判的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教化思维。外省县城是高尔基观测国民性的历史场域。高尔基戏剧着重表现了外省文化的断层与下沉,揭露了外省县城荒漠化和隔绝化的文化生态,进而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国民的道德乱象,引导人们同残酷和丑恶作斗争,激发民众对革命和文化的强烈诉求,从而开始健康诚实的生活。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创作中的生态思想解读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渔猎散文和家庭纪事创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受卢梭自然观的影响,阿克萨科夫具有强烈的动物保护意识和原始生态美情结,通过对生态失衡现状、征服自然观以及人类欲望的批判,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他对于“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态关系”的思索折射出卢梭“回归自然”的生态观。整体上,阿克萨科夫的生态思想虽未能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它对于研究俄罗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主题和当下严峻的生态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浅谈《小径分岔的花园》与《罪与罚》的犯罪母题

“母题”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之一,母题研究对分析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代表作《罪与罚》在表现犯罪母题时出现了很多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犯罪动机、情节偶合性和犯罪者特殊的罪罚观等方面。这些特点将它们与其它表现犯罪母题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丰富了文学的犯罪母题。

被阻断的“朝圣”:《萨哈林旅行记》中的基里亚克人形象探究

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中用冷峻的社会学眼光书写萨哈林岛各群体的社会生活秩序,几乎剔除了自我心灵体验,而作品中寥寥几处提及心灵和感觉的文字多与萨哈林北部土著居民基里亚克人有关。一直以来,俄罗斯对基里亚克族群形象存在误读,至19世纪末,其真实形象才经由契诃夫的描述进入俄国公众的视野。契诃夫记录基里亚克人生活面貌的经过也是他发现虚假、揭示真实的过程,作家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以及帝国拓殖的恶果投射到这一“非俄罗斯”的他者形象中,借此探寻俄国社会生活的无路之路。

米·巴·希什金作品中的复活主题与神话元素

复活主题在希什金的作品中占据首要地位。以其为中心,可将作家的所有作品视为一个由主题网联系起来的超文本。通过对复活主题的起源、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复活主题以及希什金作品中表现复活主题的主要手段“神话元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在各种表现复活主题的神话元素的意义交叉点上构建起了作者的整体诗学,其独特性体现在“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复活”这一思想上。

讥讽丑恶的事物 挖掘心灵的秘密——托尔斯泰《复活》的艺术成就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世界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不朽文学名著,小说卓越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高峰。小说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手法、心理描写手法的成功运用,揭示事物的辩证关系,讥讽丑恶事物,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既能做到不动声色的揭露又能收到入木三分的嘲讽效果。《复活》的艺术成就拓展了全新的文学表现领域和前进道路,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沙尔古诺夫小说《乌拉!》中的作者形象研究

新现实主义在当代俄罗斯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旨在恢复传统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中的批判精神和意义追求。这一文学运动既借鉴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也融合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先锋技巧,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态势。谢尔盖·沙尔古诺夫是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篇小说《乌拉!》展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美学特色。小说采用自传式叙事,讲述人和主人公的“我”与作者本人的形象高度重合,使得对小说中作者形象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本文利用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分析《乌拉!》中不同语层的修辞特点,旨在揭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深化读者对俄罗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与鉴赏。

托尔斯泰《三死》的电影符号学解读

死亡主题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究极一生的思考话题,在其18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三死》中就已有所体现。小说以电影式的艺术手法,描述并对比了贵夫人、老马车夫和大树三个形象的死亡故事。借助电影符号学理论,从蒙太奇手法和视听感官两个角度分析《三死》,有助于读者从第三人称外视角观察同一场景下多个人物以及不同人物对待同一事物的迥异态度,并在色彩渲染和听觉感官中感知小说人物处境和作家的情感表达,同时也为研究托尔斯泰生命观有进一步的认识。

评析《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魅力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很多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影响极大。其小说的艺术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思想内容深刻,更因为在艺术形式方面造诣颇深。文章通过对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深刻的思想内容、跌宕的故事情节以及丰富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以此来探究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蕴含的艺术魅力。

以译代评与再创阐说——鲁迅《〈穷人〉小引》中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影子

鲁迅《〈穷人〉小引》问世近百年来,其论点多被研究界以为是鲁迅的独立识见而广为援引、评说,然内中有大半系移用了俄国文学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见解。通过《〈穷人〉小引》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作的对读,可以辨明梅氏的贡献,以及鲁迅立足以译代评基础上的再创性阐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女皇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苏联早期著名女诗人。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发表作品,登上诗坛,一生手不停挥地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茨维塔耶娃的诗热情奔放、风格独特,在音韵、节奏、意向上自成一体、精妙绝伦,体现了她创新的天才禀赋,为俄罗斯诗歌史添写了极富表现力和充满激情的一页。1922年,茨维塔耶娃离开祖国,定居巴黎,1939年返回莫斯科,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被疏散到叶拉布加市,在孤独和精神抑郁中自缢身亡。茨维塔耶娃在俄罗斯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她和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并称为“20世纪俄罗斯诗坛四巨人”。

俄侨涅斯梅洛夫诗歌的哈尔滨印象

从1924年到1945年,诗人涅斯梅洛夫侨居在哈尔滨,但20余年城与人的血脉相连却并没有令诗人对哈尔滨产生爱意;相反,涅斯梅洛夫常常以异乡人的身份、殖民者、旁观者的眼光评价哈尔滨;而且在弃国怀乡的晦暗心境中,常将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进行一定程度的异化。心怀故国,故国远在天涯;身处哈尔滨,时时有漂泊零落之感;在身心撕裂的痛楚中,涅斯梅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哈尔滨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