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观

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为附庸,把“美”当成人类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则坚持认为,美不仅是人类的体验,更是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平等是生态美学的审美理想。俄罗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书写大自然及传统乡村生活,渲染大自然及其中生命的自身之美,讴歌人类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他独特的生态美学观。

《告别马焦拉》中的代际伦理书写

拉斯普京是俄罗斯“农村散文”作家的代表,作品中充斥着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识。《告别马焦拉》是拉斯普京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面对马焦拉岛即将被水淹的难题,不同人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用代际伦理从空间、时间及人性三个角度阐述三代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如何做出抉择,以及抉择背后折射出的不同伦理特征,由此透视拉斯普京借代际伦理差异对现代化发展与农村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反思。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作为一种奇迹的“人”——读高尔基《在人间》有感

《在人间》是高尔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阿廖沙的视角描写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塑造和刻画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尽管时代变迁,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当年俄罗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面貌。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创作中的生态思想解读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渔猎散文和家庭纪事创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受卢梭自然观的影响,阿克萨科夫具有强烈的动物保护意识和原始生态美情结,通过对生态失衡现状、征服自然观以及人类欲望的批判,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他对于“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态关系”的思索折射出卢梭“回归自然”的生态观。整体上,阿克萨科夫的生态思想虽未能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它对于研究俄罗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主题和当下严峻的生态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浅谈《小径分岔的花园》与《罪与罚》的犯罪母题

“母题”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之一,母题研究对分析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代表作《罪与罚》在表现犯罪母题时出现了很多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犯罪动机、情节偶合性和犯罪者特殊的罪罚观等方面。这些特点将它们与其它表现犯罪母题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丰富了文学的犯罪母题。

米·巴·希什金作品中的复活主题与神话元素

复活主题在希什金的作品中占据首要地位。以其为中心,可将作家的所有作品视为一个由主题网联系起来的超文本。通过对复活主题的起源、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复活主题以及希什金作品中表现复活主题的主要手段“神话元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在各种表现复活主题的神话元素的意义交叉点上构建起了作者的整体诗学,其独特性体现在“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复活”这一思想上。

讥讽丑恶的事物 挖掘心灵的秘密——托尔斯泰《复活》的艺术成就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世界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不朽文学名著,小说卓越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高峰。小说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手法、心理描写手法的成功运用,揭示事物的辩证关系,讥讽丑恶事物,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既能做到不动声色的揭露又能收到入木三分的嘲讽效果。《复活》的艺术成就拓展了全新的文学表现领域和前进道路,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沙尔古诺夫小说《乌拉!》中的作者形象研究

新现实主义在当代俄罗斯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旨在恢复传统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中的批判精神和意义追求。这一文学运动既借鉴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也融合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先锋技巧,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态势。谢尔盖·沙尔古诺夫是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篇小说《乌拉!》展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美学特色。小说采用自传式叙事,讲述人和主人公的“我”与作者本人的形象高度重合,使得对小说中作者形象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本文利用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分析《乌拉!》中不同语层的修辞特点,旨在揭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深化读者对俄罗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与鉴赏。

托尔斯泰《三死》的电影符号学解读

死亡主题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究极一生的思考话题,在其18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三死》中就已有所体现。小说以电影式的艺术手法,描述并对比了贵夫人、老马车夫和大树三个形象的死亡故事。借助电影符号学理论,从蒙太奇手法和视听感官两个角度分析《三死》,有助于读者从第三人称外视角观察同一场景下多个人物以及不同人物对待同一事物的迥异态度,并在色彩渲染和听觉感官中感知小说人物处境和作家的情感表达,同时也为研究托尔斯泰生命观有进一步的认识。

帕斯和弗洛伊德视野下的恋爱心理解析--以《米佳的爱情》主人公为例

《米佳的爱情》是俄罗斯作家蒲宁的一部经典作品,其虽然表现出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主人公米佳的灵魂自始至终都只属于一个人,这与帕斯的爱情理论相印证,即爱欲才是爱情最终的归属。而米佳在恋爱过程中展现的猜疑与嫉妒,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诠释的情感需求,是其所说的第三者的积极力量。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守日人》对话中合作准则的违反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被誉为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真正让他成为家喻户晓人物的作品是他的《守夜人》系列。《守夜人》系列作为卢基扬年科的经典之作,其各种语言现象,尤其是人物对话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守夜人》系列的第二部《守日人》为语料,从合作准则的违反分析《守日人》中的典型会话,从而阐明作者是如何借助人物对话来塑造人物形象,体现角色性格的独特性,揭示作品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为今后《守夜人》系列的语言现象研究、文学作品鉴赏提供新的视角。

以译代评与再创阐说——鲁迅《〈穷人〉小引》中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影子

鲁迅《〈穷人〉小引》问世近百年来,其论点多被研究界以为是鲁迅的独立识见而广为援引、评说,然内中有大半系移用了俄国文学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见解。通过《〈穷人〉小引》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作的对读,可以辨明梅氏的贡献,以及鲁迅立足以译代评基础上的再创性阐说。

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决斗主题的人文精神研究——评《战争与和平》

决斗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尤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这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不无关系。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决斗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很好的设定,往往也是故事发展的高潮部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均可见决斗主题的故事书写。决斗不仅是文学书写的主题,而且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在其中,值得作进一步地探究。

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是最早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学术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已逾百年:从20世纪初的初步探索和二三十年代的进一步研究,到世纪中期的停滞,再到八十年代的全面繁荣,最后到新世纪的趋于稳定。受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每个阶段的研究都带有较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又体现了对外国文艺理论,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批评主张的接受。通过梳理《父与子》在中国的接受史,可明确各时期影响小说接受的因素,对小说主人公形象的矛盾性进行再审视,并指出未来有待继续研究的方向。

一个人的命运,千家万户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与《回归》之比较

作为苏联战争文学题材小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和普拉东诺夫的《回归》这两部作品在文本内外有许多相似性,作家战时的经历、作品发表后的命运以及故事结构均有不谋而合之处。肖洛霍夫和普拉东诺夫勇敢地揭露了战时的真相,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千家万户的故事。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思,用一幕幕动人的画面展示了战争与个人和家庭悲剧的关系,在当下和平年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冷眼观世事,含笑品心酸——苔菲小说《胸针》的创作特色

女作家苔菲(1872-1952)是俄罗斯璀璨辉煌的白银时代中独具一格的存在,其幽默辛辣的风格、简洁明快的笔触为众多文学名家所称道。著名作家亚·库普林当年就很欣赏苔菲的文笔,称其具备“用纯正的俄罗斯语言营造无拘无束的轻松氛围,以及构建丰富多彩的人物话语”的才能。左琴科则认为她是最能引人入胜引人发笑的女作家,“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人们一定得随身带上一本她的小说集”。而苏联评论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夫更是盛赞其为“俄罗斯幽默文化中一颗十分精美的珍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