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阿瑟·克拉克作品中“沉默巨物”意象的美学思考

作为一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类型文艺,科幻小说中长期充斥着以“西方中心论”为特质的话语。而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则在其科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对“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他围绕“沉默巨物”意象展开的三种美学演绎:通过重新塑造飞船悬停于城市上空的场景,克拉克将欧洲文学中的神学哲思传统与科幻题材相融合;他对外星文明遗迹的描绘,在宏大尺度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例外论;他对“太空电梯”的格外推崇,则进一步反映了他在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以阿瑟·克拉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科幻创作,需要在解构“科幻西方”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再造英格兰神话:托尔金《魔戒》的家园、英雄与文学传统

论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解读了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的中洲世界建构(包括夏尔的地理设定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弗罗多作为持戒人的价值重构,以及托尔金对莎士比亚《麦克白》和英雄传奇的仿拟。《魔戒》不仅源自托尔金对古代传说和语言的个人兴趣,也源自他对英格兰民族性的理解,是托尔金有意识地打造英格兰神话的写作实践,重建了缺失的英格兰民族文化记忆。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骑士叙事的文学地理考论

早在中世纪,希格登和博韦等史学家就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二者集合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现代中外学者建立的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和范式似乎即承袭于前人的这一社会认识论,具体包括文本在历史、现实层面展现的空间语境和其所再生出的地理图像及意指。研究聚焦《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形象,一方面以中世纪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托,考察了“总引”骑士叙事所折射出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创作性;另一方面又以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图册”为背景,复原骑士挺近圣地的“向心”继而远赴东北欧的“离心”两段征战轨迹。研究表明,骑士作战轨迹可以复原为一个四方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十字架光环”,似乎意指骑士追随基督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世界,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乔叟文学创作之严谨匠心。

历经磨难 奋发向上——大卫·科波菲尔的形象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狄更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小说描写了大卫苦难的童年生活,刻画了他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突显了他刻苦努力、拼搏进取、奋斗成才的可贵品质,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现状,批判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大卫的形象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蕴含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揭示了有奋斗才会获得成功的人生哲理。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中的悬疑构造与开放文本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作品在故事层面通过精心设计的悬念构造吸引读者沉浸其中,在更为形而上的文本层面上则借助多重符号构筑了故事之外的文本游戏,保持其文本对观众的开放性和“可写性”,在神秘氛围中引导观众参与侦探游戏,成为其电影改编作品仍能保持魅力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思路,可从侦探小说改编电影的悬念构造问题、文本层面的符号游戏、“可写性”的电影构造分别阐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的特征。

麦克尤恩小说《无辜者》中的暴力叙事

伊恩•麦克尤恩的历史小说《无辜者》是当代英国暴力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极具画面感和视觉化的强奸和肢解描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麦克尤恩将主人公伦纳德的强奸和肢解行为置于其个人成长和欧洲冷战的双重坐标,将个体的身体戕害和国家之间的政治暴力并置,使二者之间既相互投射又构成因果联系。身体暴力和政治暴力的缠绕,暗示了政治对个人空间的侵蚀——小说以强奸和肢解这两个意象,隐喻了政治的暴力性对个体身份、社会文化的撕裂和重塑。

重审身体仪式:恩瓦帕《伊芙茹》中的女性割礼书写

《伊芙茹》是“非洲女性小说之母”恩瓦帕的长篇处女作,也是首部再现女性割礼的尼日利亚英语小说。从互文性的角度阅读该作品,可以看出恩瓦帕的女性割礼书写与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人类学家肯雅塔、作家恩古吉等男性知识分子的女性割礼书写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该小说不仅驳斥了非洲传统社会中的“有牙阴道迷思”,拆解了女性割礼是女性婚姻生活幸福之保障的前殖民神话,而且也颠覆了非洲男性知识分子女性割礼书写的文化民族主义意旨,表达了作家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另外,恩瓦帕较为含蓄的女性割礼书写也有别于美国非裔女作家沃克自然主义式的、暗含西方文化“凝视”非洲文化的女性割礼书写,是一种在非洲男权社会的“黑暗”中寻求光明的非洲女性主义文本试验。

安东尼·伯吉斯小说《发条橙》的时代隐喻分析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小说《发条橙》中虚构了乌托邦式的妄想利用科学技术消除主人公阿历克斯人性之恶的权力社会,探讨善与恶、自由与平等、公共权力与个人、人文社会与科学技术、理性与感性、秩序与混乱等议题,以此影射现实社会。《发条橙》中互相对立的元素构成时代隐喻,在现代社会中以对立且统一的矛盾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未解之题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哲思的魅力。

“人心”存在之疑:《克拉拉与太阳》的现实主义解读

文章从技法与主题两方面,解读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在技法层面,主要体现为用丰满的人物塑造体现人性的复杂、非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引发思考两个方面;在主题层面,主要体现为将小说的内涵从批判社会现实深入到揭露人心、从关注当下社会现实拓展到警示未来生存危机两个方面。在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中,作者发出了尖锐而又现实的“人心”存在之疑,警示读者在人机共存的必然历史发展趋势下,如何重拾“人心”的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尔纳《来世》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共同体追寻

古尔纳的小说《来世》借助普通人的人生际遇来审视坦桑尼亚曾沦为德国殖民地的一段悲惨历史,展现了创伤记忆、身份建构与宏大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以人物的身心创伤为身份认同的载体,以多种形式呈现创伤记忆,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痛,鼓励人们勇敢面对过往经历,不再规避自我身份,重拾伦理责任,并同非洲土著社群重建联系。古尔纳还原了历史记忆的真实面目,颠覆了官方书面历史的宏大话语,从而在历史的碎片中实现了伦理身份的建构和情感共同体的追寻。

奥威尔作品中的灾难叙事与团结启示

奥威尔的灾难叙事,将人类和其他生灵置放在灾难事件中,在凸显灾难中的人类和动物个体脆弱性的同时,也揭示团结是抵御灾难的必要力量,激发其对共同体重构秩序的渴望。首先,奥威尔通过战争类灾难叙事,在揭示人类的身心创伤和信仰危机的同时,预示团结是治愈创伤和缓解信仰危机的辅助性疗药;其次,奥威尔通过奴役压榨类灾难书写,呈现暴力专制诱发群体内部矛盾和团结失序的同时,预示团结是化解争端和恢复民主的必要力量;再次,奥威尔通过极权统治类灾难书写,揭示畸形规训必将导致个体异化和世界荒诞的社会图景的同时,预示团结是保证个体自由和维系社会多元模态的有效途径。由此,奥威尔通过灾难叙事将战争的反人类性、专制欺压的残酷性、极端规训的非人道性置放在团结被撕裂的语境之下,揭示团结在避免战争、抵御奴役、应对冲突等方面的作用,进而阐明团结是共同体构建的必要前提。

“写实主义”抑或“卡通风格”——《鬼妈妈》跨媒介艺术表现的比较研究

尼尔·盖曼小说《鬼妈妈》,亦被改编为图画小说和动画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拉塞尔图画小说的写实主义风格,与原著的主题思想——成长与探索——更加贴合;而插图与电影卡通化的图像造型却与盖曼小说的精神要求——认识自我、直面真实——有所参差。进一步来说,写实主义与卡通风格的艺术造型方式外在虽有区别,内在亦有相通性,二者均可为主人公与读者的成长服务。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海盗船长》中的审美趣味与中国元素

本文结合18世纪英国社会兴起的“中国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英国著名小说家笛福的《海盗船长》中的物物交换与中国元素,并揭示当时中国商品对英国审美趣味的影响。通过分析小说中英国海盗的海上抢劫和与土著人进行欺诈性交易等行为,文章指出,《海盗船长》在宣扬西方商品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的同时,还涵盖了隐性的中国叙事进程,尤其是具有中国审美趣味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价值转换叙事,无意识地反映出中国元素在英国社会重商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沃尔特·贝桑特小说批评中的艺术论

19世纪末,英美文学界的一个大事件是沃尔特·贝桑特、亨利·詹姆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人对小说艺术的争论。尽管贝桑特的小说观一直被忽视,但作为该事件的导火索必然有其不寻常之处。贝桑特的艺术论背离了道德中心论,转向小说内部的规律,开创了小说批评的新方向,但也因其对艺术和规律等词的认识不够深入而产生一些漏洞。文章聚焦贝桑特小说批评中的艺术论,分析其根源和目的,反思其历史价值和局限性。

用勇气毅力智慧创造奇迹——重读《鲁滨逊漂流记》

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丹尼尔·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围绕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流落荒岛艰苦求生并最终成功返回英国的传奇经历展开,展现了其具有坚持不懈、善于经营、敢于冒险和开拓精神的优秀品质,《鲁滨逊漂流记》成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文章从顽强勇敢解决困难、信念坚定坚持不懈、运用智慧善于思考三个方面,阐述《鲁滨逊漂流记》深刻的哲理意蕴以及带给现代人的启迪。

娴熟的技巧 深刻的寓意——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艺术成就

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诗人、跨世纪文学巨匠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塑造了美丽善良的淳朴农家女孩苔丝的生动艺术形象,控诉了扼杀人性的旧礼教,揭露了宗教的虚伪,讽刺了荒唐的法律,鞭挞了破坏幸福爱情的黑暗社会,展现了一幅19世纪英国乡村的现实主义生活画卷。文章从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情与景的巧妙融合、地理空间的寓意变化及典故的艺术意蕴四个方面,分析了《德伯家的苔丝》高超的艺术成就,以期为研究哈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印度之行》中的生态思想

爱德华·福斯特的代表作《印度之行》闪耀着生态思想的光芒。小说关注美丽的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心可爱的动物,追求人与动物和平共存;聚焦人类的精神世界,渴求人与自我的和谐。从自然生态、动物生态和精神生态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可以阐释作者构建生态共同体的思想。

女性赋权背后的父权——论《甜牙》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结合小说《甜牙》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伊恩·麦克尤恩的经历细读文本发现,《甜牙》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在显性叙事进程中,女性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凸显了不畏男权压制的主题意义,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解放事业持乐观态度。在隐性叙事进程中,女性受男权左右,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揭示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侵蚀,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独立的质疑和担忧。双重叙事进程并列前行,展现了女性复杂的社会处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主题意义。

斜目而视下的英国20世纪60-70年代社会景观--《历史人物》中作为“歪像”的大学校园、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空间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学院派小说《历史人物》所描述的文化空间——大学校园、现代城镇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提供了一系列“歪像”,让读者得以从不同侧面审视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的社会景观,探察其背后的现实。虚构的大学校园反映了现实中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及遍布国内外的激进主义潮流;沿海的南方城镇影射了英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日常生活空间里上演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戏剧性故事,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抗争所受到的局限。小说以小见大,以戏仿反映现实,虚实之间既关照了历史,也彰显了空间与文化的关联与互动。

战争记忆与历史书写--论石黑一雄日本二战题材小说

以记忆书写历史是石黑一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之一。在他的小说中,个体经历往往以回忆的形式展开,这些个体记忆一方面极具个人化和私密化色彩,另一方面又融进了很多公共历史化因素。因此,个体经历被作家从私人化领域提升至公共意识层面,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成为揭示历史本质的途径之一。《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上海孤儿》构成了石黑一雄日本战争历史记忆化书写的三个阶段,隐藏在《远山淡影》中的战争记忆,经过了《浮世画家》的自我修正,最终在《上海孤儿》中呈现出历史的真相。而小说家石黑一雄,正是借助这种以记忆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创伤,对于日本二战的历史真相不断进行增补,通过文本的留白、压抑和矛盾,在记忆的缝隙中,呈现出过去若隐若现、无由确定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