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音乐”?——在“全球中国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针对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手册——中国和海外华人音乐分册》的内容,提出“中国音乐”不能混同于“汉族音乐”,而用“汉族音乐”替代“中国音乐”,则更是错误的。为了改变目前全球中国音乐研究出现的这种状况,首先应为“中国音乐”一词“正名”,还要纠正以往学者的错误,在深入民间进行调研的同时,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用英文写作一本包括56个民族音乐概况的《中国音乐手册》,以便向国外正确、全面地介绍我国音乐的基本状况。

流行音乐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路径探析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从物质的追求转向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以及思想观念都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快速发展的流行音乐出现同质化、文化内涵单薄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推动流行音乐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融入传统文化内涵。通过把以民族器乐、民族戏曲以及传统文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可以丰富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提升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

文化自信视域下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探析

目的:文章探究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具体创作等相关问题,力求尽可能揭示其传承价值和推动其创新实践,从而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可以为古诗词艺术歌曲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作提供借鉴和启示。方法:收集古诗词艺术歌曲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归类和整理,并进一步细化研究。结果:加强对文化自信的思考,以此为出发点,明晰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创作研究要点,推动文化自信视域下古诗词艺术歌曲创新发展。结论:古诗词艺术歌曲在推动文化传承及传播、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应更好地推广和传承古诗词艺术歌曲。

旋律与演奏技巧的双重构建——杜鸣心钢琴作品的创作微观

文章主要从旋律和演奏技巧两个方面对作曲家杜鸣心的钢琴作品进行分析,旨在归纳和总结其创作的个性特征,进而探讨作曲家的创作对于我国钢琴音乐发展历程的贡献及深远意义。

中国风格流行音乐现状与艺术特征述略(2013—2023)

近年来,在大众文化认同感的提升、审美意识的转变和国家文艺保护政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风格流行音乐呈现出曲风元素的融合性、传播途径的多元性以及大众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等特征。本文通过梳理近十年中国风格流行音乐发展现状、艺术特征及其主要成因,探寻当前中国风格流行音乐在大众音乐文化中的发展状态与审美向度的变化,从而为中国流行音乐多元风格发展奠定基础。

足遍疆土万千里 采撷文化续瑰宝——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读后

和云峰撰《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部重要著述,在四十余万文字的编纂体例上附以205个谱例、155幅图片、53个音频和35个视频,呈现出五位一体的立体化著书范式。该著萃取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精要,兼顾历时层面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共时层面的文化空间特征,在诸多显性音乐事象的立论基础上,阐释了背后的多重文化隐喻及逻辑生成机理。文章着重从该著体现出的“架构新颖、理路明晰”“方法融贯、内容详确”“新论有理、新辩有据”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予以审视,窥探并抽绎当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多重向度,以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为相关撰写工程构筑更多科研进阶的学术透镜和思想津梁。

一种音乐价值判定与标准建构的思维方式——评《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

音乐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艺术。从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在创造、享受并传播音乐艺术的同时,始终离不开对音乐作品的质量与价值问题的追问。音乐作品的价值与质量问题涉及很多复杂且具理论深度的问题,包括对音乐价值判断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价值判断标准的可能性等,这些矛盾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强大的理论张力,激发无数人为之思索和探究。古往今来,无数人直面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与主张,尽管立场略有差异,但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同。截至目前,在中文语境中全面系统探讨音乐的价值、质量与评价的著作却并不多见。

文化迁移·交织的历史·异质性:时空框架内的音乐人——费特豪尔的《流亡上海的音乐人(1938—1949)》评介

费特豪尔的《流亡上海的音乐人(1938—1949)》并不是那种按照年代编纂的传统编年史,而是一部多学科交织的音乐史。该著独辟蹊径地运用了文化迁移理论,从机构、表演场地、音乐活动领域及音乐人出发,探究了上海犹太难民的多元音乐生活与二战不同历史时段、不同文化群体在上海所主导的不同地理空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文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误读分析

音乐文本批评源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文本批评,是影响和误读理论在音乐领域运用后产生的一种互文性研究方法。细致梳理现代批评理论发展动向,发掘文本批评的历史定位及其在文学与音乐领域中相应的批评范式;以音乐文本批评为方法论,通过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以及凯文·科辛的音乐文本批评路径,阐释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器乐作品的独特艺术创造力。亚当斯环形链条的写作建立于对历史文本的引用,该写作策略构成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误读。历史文本中的写作要素,又在亚当斯改造简约主义音乐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借助传统手段改造后的简约主义音乐具有明确的运动方向性,并具备承载复杂表情的能力,因此构成亚当斯独特的音乐话语。

高山仰止 起于平地——乔建中做事、做文、做人印象

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在多年的学术管理与个人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谦逊低调、行知合一的学风,朴实无华、先知后觉的文风,与人为善、不拘一格的工作作风,并将此延续至此后的学术道路中,笔耕不辍,不断积累,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界留下了10卷本300余万言的一份“厚重之礼”。其中,讲事、讲人、讲乐、讲文化,以多元和发展的学术视角,把一个学者的学理认知深深地灌注其间,尽显中国传统音乐之风华。他给后学们留下的不只是知识和学问,更是一个学者弥足珍贵的学养和风范。

“巢湖民歌”地域界属及音乐文化特征

“巢湖民歌”虽为“巢湖”区域民歌,但其区域划分并不统一,是巢县民歌,巢湖地区民歌,还是巢湖流域民歌?“巢湖民歌”的地域界属,人们尚未形成趋同认识。基于自然、行政、文化三个方面梳理“巢湖民歌”区划的衍变过程,并结合人文、地理、历史、方言等方面,通过音乐形态分析,探究“巢湖民歌”“和而不同”的音乐文化特征。

“律”与“率”——何承天、朱载堉律学理论命名考

南朝宋律学家何承天的律学理论历来被称作“何承天新律”。根据《宋书·律历志》《隋书·律历志》等相关文献,结合对“律”“率”二字在古代律学理论中含义的分析,何承天的律学理论更恰当的称名应为“何承天新率”。朱载堉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新法密率”,是为了强调“密率”所代表的圆周率的含义。何承天新率之所以成为朱载堉发明新法密率的重要基础,原因在于二人对“率”在音乐中的意义有相同的理解。“何承天新率”与朱载堉“新法密率”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乐律学学术术语对于构建中国乐律学话语体系意义重大。

论《敦煌乐谱》乐曲调式实质

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的对应,郑是采用将弦调高大二度的办法,这就是后来产生的比黄钟宫高大二度的正宫。关于这一对应方式虽极为简单,但在乐调理论上却极为重要。可以说隋唐时期乐调以及后世音乐的一系列特征,都离不开这个“大二度”,直至我国传统音乐之一切。正是由于正宫的产生致使黄钟宫被弱化,那时产生了一个新词“侧商调”,成了“黄钟宫”的一种代称或另称。《敦煌乐谱》第二、三组乐曲经解译为宫调式,其实质就是那时被称为“侧商调”的“黄钟宫”调。看来,长期以来该谱解译为宫调式与文献记载为商调式的矛盾由此而解。

学科意义上的区域音乐史研究——读施咏《江苏音乐史》

施咏《江苏音乐史》可谓区域音乐史的又一力作,它依托翔实的史料,呈现了江苏历史上的乐人乐事,对于音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江苏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打破区域之边界、流派之界限、传承之局限,将江苏音乐置于更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对于区域音乐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对于深化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宋嘉熙二年制“秋涛”仲尼式琴考辨

“秋涛”仲尼式琴,腹中有“嘉熙二年戊戌三月上巳日张氏监制”真款,极为珍罕且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于2001年随王世襄、郑珉中先生鉴赏,至20年后重见,并为考据。本文追叙见琴缘由,存王郑二先生当年议论。再就腹款进行推断,还原斲琴时情境,及“张氏”的可能情况。最后就琴背项元汴刻铭予以分析,认为“秋涛”琴,与故宫博物院藏所谓孙登“天籁”铁琴、三峡博物馆藏“襄”仲尼式琴,有相当可能与项元汴有关系,或确系“天籁阁”物。

“商声”说

“商”是我国乐理中的五正声之一,《礼记·乐记·师乙》篇载“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商人已认识到“商声”在五正声中“居中”的事实,便采用本民族的族名命名了此声。本文通过三分损益法、五度相生律和纯律对“商声居中”的音乐形态进行了论证,讨论了“商声居中”的现象,探讨了“商声”以及“商调式”在旋宫犯调以及作曲实践中的应用。

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获奖歌曲述评

诗言志,歌咏怀。将言志的词与咏怀的曲结合,形成了歌曲形式及其艺术魅力,也使歌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类型之一。在第12届“屈原文艺奖”的评选活动中,有13首创作于2021至2023时段的歌曲,斩获了这项湖北省音乐类层级最高、综合性最强的文艺奖项。通过聆听获奖歌曲的音响,研析获奖歌曲的乐谱,感受获奖歌曲“扩散”出的艺术魅力,这些获奖歌曲是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

重现古蜀文明的神秘画卷——评杨晓忠管弦乐作品《金声玉笛·纵目》

近年来,对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与研究为世界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新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考古大发现的影响下,作曲家杨晓忠从三星堆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提炼出“声概念”,并创作了管弦乐作品《金声玉笛·纵目》。该作品选择玉笛、骨笛、琵琶和陶埙等具有古蜀文化隐喻意义音色的乐器为主奏,展现出对原始主义音乐风格的回溯、对古蜀宫廷之乐及青铜器之势的遥想,以及对多元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由此,作曲家将具有巴蜀文化符号和内涵的声音化用到音乐作品中,进而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来自不同时代、地域的多元文化之声。

我爱祖国的蓝天——访军旅歌唱家郑莉

第一次拜访原空政文工团歌唱家郑莉是2019年8月底。听说我从长春来,她特别高兴,因为长春无论和中国空军还是和空政文工团都有深厚的渊源,空政文工团前身是空政歌舞团,1950年3月25日在长春的大庙组建,1951年迁至北京;中国载人航天第一人杨利伟,就出自长春航空,那时叫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她还不到60岁,却已是一位有四十多年军龄的老兵。“老兵”的称谓似乎和风姿绰约的她不是一回事,可深入了解了她之后,便会感到军人气质和风姿绰约完美地融为一体,这才是真实的著名歌唱家郑莉。

“裁缝”手中衣——关于胡净波《文集》的评述

《中国当代作曲家音乐创作评论文集》中关于我国当代作曲家音乐作品的研究成果,反映出新时期作曲家们在探索新的创作意识上的新维度,不仅实现了音乐理论研究中所偏重的实验性、实践性,也在这些作品写法中找到了契合中国音乐风情、风貌、情怀等方面的接口。胡净波在著作中所主张的音乐文化间的借鉴、渗透、融合,以及如何进一步细化、引用传统与外来技术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等理论观点,将是本文评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