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历史”“、想象神话”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像转化”——从《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论开去

当下时代,传统文化资源、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兼具战略性和实践性的重要文化命题。近年来,一系列影视作品均对此作出尝试,《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电影工业与美学的“封神经验”。影片采取工业美学式的制作方式,在筹备、制作、跨媒介运营与整体视觉风格营造等环节实践全流程的工业化运作,打造中国式神话史诗世界。影片注重对中国古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在传统神魔小说与历史典籍的基础上以现代观念加以整合和改造,适应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影片受到中国本土近年来高扬文化主体性思潮的影响,以更加平和、包容、创造性的态度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性”令其超越了此前的古装大片,但在全球文化保守化的新语境下,也带来了跨文化交流的新困境。

交集与汇通: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兼与其他学派关系的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从业者秉持踏实勤恳、理性自制的职业精神,在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高效配合,使电影实现品质和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工作伦理”精神体现在电影的内部/外部层面。在内部层面主张制作表达大同性、常人化伦理观的电影作品,并与电影伦理学共同关注中国电影对伦理底线的恪守;但电影工业美学倡导对伦理表达方式的宽容。在外部层面,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即对新老受众群体——“常人”所赏之美给予尊重。其“工作伦理”精神则与电影共同体美学在电影系统的和谐高效方面追求一致,但主张避免过度注重整体共情,造成电影审美上的单一。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旨在通过维护电影制作过程的伦理和谐,提升电影的品质,促进电影传递正向伦理,丰富其伦理品格。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伦理学和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汇通、“互文”互见,既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伦理品格和人学高度,也是对“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构务实的有效实践。

中国电影文化的伦理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转向、价值观多元化等趋势将中国电影文化不断推向未知与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与规训。在“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声中,中国电影文化应以传统伦理为基底,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沿着电影文化的生成肌理,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价值理念传续、叙事文化层面“手段善”与“目的善”的统一、镜头文化层面的诗性镜头建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助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繁花》:商业伦理理想、世俗感性张扬与对上海的想象力消费

直观而言,《繁花》是王家卫以高度作者性、风格化、电影化的语言以及诗意化表现性场景、非情节剧化的叙事结构,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中的上海和上海人。但显然又不止于此。《繁花》之引发类乎90年代初《渴望》的全民观剧热潮,绝不仅仅因为上海,也不仅仅因为王家卫。

《我们一起摇太阳》:病患题材折射残酷现实的温暖书写

《我们一起摇太阳》作为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最终章,延续了其一贯对于绝症题材的表达,但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却克服了以往作品过于苦情和过度煽情的窠臼。喜剧、爱情等类型元素的融入实现了沉重题材的轻表达,镜头丝毫不带有任何怜悯色彩,力求将病患还原为普通人,去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起伏,从而实现以温情的方式实现社会思考和人文关怀的终极旨归。

略论电视剧《繁花》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一曾在国家广电总局从事过电视剧创作领导管理工作十余年的老友李京盛观罢秦雯编剧、王家卫导演的30集电视剧《繁花》,认为该剧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给今日荧坛投下了一颗“炸弹”!此言不假,有深意藏焉!我亦有此同感。《繁花》未播出,预热有方,观众期待强烈。一经播出,虽开篇二集,尚闻争议,但愈往后播,反响则与日俱增,由荧坛跨界到全社会,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色差理论、色差计算及其在电影拍摄制作领域的应用

本文首先介绍了色差的概念定义及其计算方法,然后列举了包括摄影系统色彩还原性评测、显示终端校色、灯光显色性测试等电影领域色差计算应用的典型案例,并对色差理论、色差计算在电影行业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新时代中国新西部电影的新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西部电影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迸发了巨大的创作激情。在承接经典西部片美学旨趣的基础上,新西部电影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形式风格以及现实表达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其一,影片借助新时代的契机,深化和拓展了西部叙事中的“人民性”“现代性”等重大命题;其二,在生态电影、新乡土电影以及西部儿童题材电影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其三,在电影的视听本体层面彰显了西部电影先锋性的语言特征,成为中国地缘电影创作和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也极大地强化了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标识。

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中的美学重塑及历史审视

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通过写实与夸张的动作设计,场景空间的极致利用,光影色彩的巧妙搭配,以及音乐节奏与动作的和谐统一,对传统港式动作片进行了美学重塑。影片还进一步通过城寨这一特殊社会结构,展现边缘社群的生存状态与权益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失与身份认同的挑战。电影通过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和本土文化的探索,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导演:生存环境、艺术观念与创作原则——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的“作者”之维

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导演面临生存挑战,需要导演在被动接受中主动适应。电影工业美学导演维度的研究也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接着讲”。秉承“人机一体”的创作观,并以此观念构思作品,应该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导演观。探索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内生存”的创作路径,应该是人工智能时代导演的创作方向:一方面,导演在遵循作者情感的同时,必须尊重人工智能的数据理性,进而在感性、情感与理性、数据之间折衷、平衡;另一方面,导演在积极发挥创造性想象的基础上,必须合理利用人工智能高效完成人类指示的底层机制,进而在借助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实现想象的同时,不断扩展想象。

中国影视的文化定位与伦理选择

影视文化不是商业、消费和娱乐的代名词。用艺术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影视,它虽然免不了带有商业性、娱乐性和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回归影视作为文化的价值立场和审美传统,回归日常生活中人文精神和人文文本的探寻,是中国影视走出当下困境的希望所在。展望中国影视的未来发展,从本土到全球,从民族到世界,已是大势所趋。如何由“中国影视”走向“世界影视”成为中国影视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坚持包容和多元,回归爱和人性,不仅是中国影视全球化的伦理目标,也是“世界影视”的应有之义。当中国影视开始关注人,关注真实的生命情感,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困境时,其世界性自然也就蕴含其中。这不再是具体技法的变化,而是对于世界主义的人文追求。

工业美学视域下AI电影剧本叙事生成路径与审美反思

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对电影剧本的叙事生成影响深远。人机协同正从伪原创阶段、辅助创作阶段进入到命题阶段和全自动阶段。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人工智能着重于根据剧本内容对电影项目的成功率进行预测,或对电影剧本内容进行辅助性创作;那么后两个阶段则电影剧本创作将可能面临“人的逻辑”被弱化,“算法逻辑”被加强的新态势。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的意义,则表现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反思与重构感性与理性、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关系,坚守人的主体性,建构属于人的审美世界。

姚克电影历程考论

1937年4月,姚莘农(Yao Hsin-Nung)在英文杂志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上撰写《中国电影》(Chinese Movies)一文,探讨中国电影的成果与不足。他将题材的拓宽视作中国电影发展中的可喜现象,同时指出这源自越来越多的一流剧作家参与了电影剧本写作,“当电影业创始的时候,一般文人视电影片子为不屑问闻的事体,直到1931年以后少数著名的剧作家及小说家开始活跃起来,从事于影片的摄制了。现在国产片中的情节和剧本,都是一般著名的戏剧家所供给的,包括田汉、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洪深、沈端先及其他诸人,这自然帮助了提高中国的电影艺术,同时也可以作为‘何以技术落后的国产片常常会有优美的剧情和题旨,的一种解释”。

空间生产与不可靠叙述——论《河边的错误》的跨媒介改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到电影的跨媒介转换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譬如《红高粱》 《活着》 《霸王别姬》等改编电影,不仅在影史中取得斐然成绩,更让文学经典借由电影艺术获得二次创作、二次传播与二次接受,在扩大文学影响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的跨媒介转换”现象。

探求银幕世界的韵外之致——中华意象说在电影创作与研究中的辩证延展

意象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电影创作与研究中显现了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视角和创作范式,还促进了电影意象美学的丰富与发展。通过对电影“喻意象形”的银幕修辞、“虚实相生”的创作理念以及“意象合一”艺术思维的探索,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视域下电影艺术的创造法则与内在意蕴。这不仅有助于丰实当代的意象美学,更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光华中发挥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电影事业和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华意象说将继续在电影艺术的广阔田野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伴随中国电影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死—生”仪式:谢晋电影语言与“现代化”

在新中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仪式化表达,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也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死亡仪式的表达或不再使用,或被改造成了“死—生”仪式,即把情感的表达更多投向未来。谢晋电影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彼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不无关系,而这一思潮背后更有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立足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仪式化表达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大,谢晋在大变革的时代既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也坚持了传统的审美。

《三大队》:戏剧性手法与现实主义风格的融合

电影《三大队》在现实主义风格下融合了大量戏剧性手法。在结构上通过对首、尾段落的特殊处理方式突破了好莱坞结构模式的局限,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逻辑的真实性,打破了观众对矛盾集中性原则下刑侦故事的期待,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对观众的共情效果。影片在情节设计上着力表现人物同环境、家庭及人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实现了对人物细腻情感的呈现。在戏剧性技巧使用上,《三大队》除运用发现、反转、误会、巧合等戏剧性手法之外,通过现实主义风格对零散事件写实性罗列的模式隐藏重要的情节转折铺垫,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对戏剧性手法的兼容。

集体记忆的延续:作为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的早期电影连环画

电影连环画是中国电影特有的“伴生物”,它和中国电影一起建构集体记忆,是凝聚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相关理论,为解读早期电影连环画作为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建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考范式。在传播框架下,早期电影连环画彰显了集体记忆的媒介功能,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在文化框架下,早期电影连环画有效延伸了集体记忆的能动性内涵,实现了过去记忆与现在记忆的连接,形成了“共同体话语”,最终形塑了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电影叙事体系研究综述

2014年发表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方向,并为解决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基本遵循。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电影叙事体系,既需要在理论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入探寻中国电影意象叙事与物叙事的文化内涵,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叙事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也需要在实践应用层面,充分结合中国电影丰富的创作实践,厚述中国电影英雄叙事、深描中国电影民俗叙事、精述中国电影地缘文化叙事,从而在整体层面推进新时代文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设。

瞩望一种新西部电影:历史、现实与“空间生产”

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中心的西部电影的辉煌虽已成为历史,但在当下互联网语境以及日益增长的“想象力消费”需求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新西部电影的发展方略,进而重构新西部电影,推动西部电影产业、理论批评的发展。文章用“空间生产”范畴来重新阐释、认知西部电影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与价值,提出走向新西部、大西部电影的战略。西部电影的创作应该既与历史对话,也与当代对话;既应该接现实的“地气”,也应该超越现实,有容乃大。只有实施多元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才能走向文化发展的多元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