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之争: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史学思想探论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风格,同时重视档案材料的查找和使用。作为一位伟大的“业余者”,弗劳德在处理材料时存在不足,疏于仔细校勘,往往也倚重想象力来描述和解释历史人物和现象,导致个人的历史作品存在一些事实性错误和夸张之处,从而受到“科学的”史学家的批评。弗劳德是19世纪英国历史学科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精彩的历史叙事培养了大众对历史的热情,而他对原始材料的收集与使用,使得他与其他“科学的”历史学家一起为英国历史研究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地。

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想象”在历史书写中的实践

自史学产生起,“求真”“垂训”是其最重要的原则。19世纪末,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挑战,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见证了美国学者哈梅罗提出的“史学革命”,而21世纪的后现代史学则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书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触及历史研究的本质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历史的可靠性不断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拟从“想象”的视角分析历史书写的实践,提出想象是研究者创造性理解过去的方式,它在区别中形塑对象,又在联系中建构整体性社会,这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林家有先生与孙中山研究

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口述史:不必苛求绝对的真实

学术界多以真实性问题质疑口述史,其实人类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原貌,不必苛求口述史要绝对真实,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造成不真实原因的分析、对口述者过往经历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如何减少或抵消其非历史内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传统史学同样存在真实性问题。历史学与生俱来就要与主观性、片面性共存。史学不仅要求真,还要致用。致用离不开求真,同时史学又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真相。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历史的辩证法。口述史学将始终在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

基督宗教的历史意识内蕴着一种基于时间与永恒保持恒久张力和间距的终末论结构,现代性意识将此结构转化为内在主义的历史过程。于是,单一线性机制的历史叙事构成西方历史理解的核心,其本质是将终末论的历史完成转换为历史过程中的终极完美,于是有了历史完成即历史终结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基于历史意义不能在历史内部得以解决的历史虚无主义病理。这种历史意识的自我转换在于将历史从开端与终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面向由连续和断裂组构的无尽、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同时,基于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人学真理”和以色列“救赎真理”的“中道真理”;中道的生存真理基于仁的横向原理和中的纵向原理,构建了中国的“精神性天下”的根基。

史诗话语与史学话语--文本学解读路径下历史叙事的发生逻辑

历史叙事话语方式随着历史思维的跃迁而变更,进而推动历史叙事的话语结构与叙事逻辑的发展与革新。在文本学解读路径下,史诗文本与史学文本在生成方式与存在形态上分享相似的语言风格、文本结构与话语逻辑,史诗叙事蕴含的诗性逻辑反映了历史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历史叙事的发生过程与发生结构,以及在历史叙事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历史认知的内在矛盾。

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吕振羽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摆在现代中国史家面前的共同难题。吕振羽提出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进行比较,把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加以互证,实现两个契合,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史料价值。他的这一方法论主张发徐炳昶、孙作云神话传说研究理论之先声,得到吴泽、翦伯赞等的继承和发展,在学术史上有首创之功。吕振羽为突破实验主义方法的局限,在郭沫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处理神话传说方面寻找出突破口,是中国学者在史料学上的创新。吕振羽开启的这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中国历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开拓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面临理论和方法建设、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古史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考古学如何重建上古史

中国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证据法”,用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是用来分辨古代族群和政体的关键概念。就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式而言,这种将两类证据简单对应的做法已经难以胜任这项任务。考古学文化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古史重建需要一套与之有别的方法。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多学科探索,以重建上古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种古史重建不再是编年史学的补充或延伸,而是像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整体史。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国家探源,以及埃及统一的考古学探索两项经典案例,为我们提供可借鉴的他山之石。

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