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在历史书写中的实践

自史学产生起,“求真”“垂训”是其最重要的原则。19世纪末,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挑战,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见证了美国学者哈梅罗提出的“史学革命”,而21世纪的后现代史学则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书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触及历史研究的本质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历史的可靠性不断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拟从“想象”的视角分析历史书写的实践,提出想象是研究者创造性理解过去的方式,它在区别中形塑对象,又在联系中建构整体性社会,这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考古学如何重建上古史

中国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证据法”,用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是用来分辨古代族群和政体的关键概念。就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式而言,这种将两类证据简单对应的做法已经难以胜任这项任务。考古学文化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古史重建需要一套与之有别的方法。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多学科探索,以重建上古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种古史重建不再是编年史学的补充或延伸,而是像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整体史。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国家探源,以及埃及统一的考古学探索两项经典案例,为我们提供可借鉴的他山之石。

张煦侯《泗口考》述评

张煦侯《泗口考》一文发表于1935年《江苏研究》杂志创刊号。该文确定了古泗口的地理位置,阐述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并重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该论文今天却罕见被提及,而一篇抄自遗留手稿且抄错、抄漏严重的《泗口考》近来却被收入公开出版物中。基于此,强调正式发表《泗口考》的重要性,同时完善和纠正论文中的部分观点,显得尤为必要。

祀与戎:谁持彩练当空舞?——读王子今《中国女军史》

父权制社会中“战争让女人走开”即成定论,女人因此“未载史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王子今《中国女军史》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证明中国战争史上女性始终是在场的,为“女军”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及其历史性的缺席讨公道。王子今依托训练有素的史学涵养,在不可见的“女军”名下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沿袭有序的“史”的线索。在《中国女军史》的基础上对“女人与战争”的关系作宏观梳理,可在中华文明的地缘文化属性中对妇女参战及其相关的军事活动作性别分析。

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南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海南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几个阶段,即1950年前、1950到1966年、海南建省前、海南建省后到2000年、进入新世纪后的海南地方史研究等五个部分,主要是论说、总结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文章对上述各个时期有关海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进而概括性地分析70年来不同时期海南地方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对目前海南地方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历史人物评价理论新探——以史可法的历史地位争鸣为中心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间,晚明历史人物受到学界较多关注。鉴于研究者对史论关系的把握、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存在着差异,于史可法是否为民族英雄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纵观这场争鸣,展现了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水平渐次提高,亦折射着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数字人文视角下语料库在清代黄河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清代黄河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为清代黄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数字化史料,也为相关史料的整理、分析和知识挖掘等带了新的挑战。语料库作为能够满足多语种、历时性、大规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重要工具,将其引入到清代黄河研究中能够助力研究的深入发展。从分词、词性标注等方面入手,阐述了语料库在清代黄河研究中的必要性,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清代黄河标注语料库建设的技术规范,并以部分清代“河道钱粮册”语料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河道钱粮册”标注语料中基于标注的时间、地点、机构、数词、量词等词性抽取出历年朝廷黄河河银的来源、去向、数量、时间的关联信息,来源包括地点和白银项目。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支持实现快速的知识整理和深层次的知识发现,能够反映清代河工银制度在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变化及其对黄河河工的影响。

网络:一个有用的殖民医学史分析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全球转向”趋势的影响下,网络概念不仅拓宽了帝国史的研究视野,还被应用于帝国全球史视域下的殖民科学史研究,从而对中心—边缘或宗主国—殖民地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挑战。作为与帝国史和殖民科学史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殖民医学史同样受益于网络路径。该路径具有以下研究特点:强调帝国网络的多中心特质;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共生关系与双向互动;探讨医疗人员、理念、技术、政策等在同一帝国各殖民地间的流转;着眼不同帝国、国家或地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协调与竞合;将人与事物的流动及流通作为帝国网络的关键要素;突显殖民医学的地方性维度。网络路径的殖民医学史有助于将同质而单一的帝国医学图景复杂化,但也存在对网络定义模糊、泛化网络的流动性与关联性、遮蔽网络内部不平等权力关系、淡化殖民医学霸权色彩以及忽视本土特性和土著声音等局限。近年来勃兴的全球微观史融通历史分析的宏观与微观尺度,从具体行动者之间互动交流的角度发现跨文化背景下地方情境的独特性,能够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知识图谱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特征新探

本文以英藏黑水城K.K.II出土文献的出土特征、功能特征、版本特征和时间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发挥知识图谱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的功能,将原本零散的文献信息结构化组织起来,进行特征分析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充分发掘、解析英藏黑水城文献数据,探究K.K.II出土文献的整体特点及出土地“河边大塔”的功能与性质。通过特征分析及可视化呈现,K.K.II出土佛教文书兼具汉传、藏传教派特点;社会文书有一定的官府公文特点;同时有大量习字文书作为当时多民族语言交流的案例。结合出土文献的版本与时间特征可推断,河边大塔可能经历过多次填装,最初起经像瘗埋作用,之后填装有城内机关、寺庙等移藏的文书,至元代时期最终封闭。英藏黑水城知识图谱是西夏文献学共享共有的研究工具,更为西夏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进一步扩展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应用前景。

本期寄语

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感很强的学问,它只有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中才能保有活力。重大课题应能为国家制定系统的、根本性的、科学的治理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还需对广大民众正确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助益,缺乏现实关怀的历史研究则迟早会遭到唾弃。有意义的课题,当然应该具有创新性。不管问题多么关键,前人已经解决了,你再来做,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创新首先就是要求作者自己去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起码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重要推进。

价值追寻: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知识生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历史知识生产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推动创意内容生产的大爆发,带来智慧产品的供给侧自由;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很有可能恶化历史书写的整体生态环境。历史学的专业化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当前,作为职业的历史书写已然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些历史学家担心自己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忽略了历史知识生产活动的特殊性。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书写更需史学工作者回到初心,充分强调史学工作本质上的思维锻炼与真相探寻,而非将其视作谋生手段,而这将更加有利于创造出本真的历史研究成果。

本期寄语

早在共和晚期,政治信念日益由忠于共和转变为效忠个人,曾被奉为圭臬的共和价值也与世俗的家族荣耀、个人权威乃至血缘纽带联系起来。贵族派系间的竞争,不再以维护共和的共识而告一段落,却因争夺对共和国掌控权而此起彼伏。这一过程在当时的钱币史料中即有反映,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公众对共和国的记忆便与罗马硬币上的家族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

数字史学与“远程阅读”

数字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字阅读,“远程阅读”是数字阅读的重要形式,是顺应数字史学发展的一种新兴的、主要的阅读范式,是阅读形式的一种建构。“远程阅读”短时间内得到了历史学工作者的认可,除数字技术进步的推动外,方便快捷、“非在场”的跨时空性、阅读成本低等均为不可小觑的原因。数字史学“远程阅读”及其实现,需要五个条件:一是时间和空间“非在场”。二是线上阅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满足阅读需要。三是数字媒介及其媒介化提供的支持。四是阅读设备。五是阅读方式改变与新的阅读习惯形成。数字史学“远程阅读”和传统的历史学阅读相比,颠覆性变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超越了阅读传统纸质文本的读书概念,阅读范围扩大。二是跨时空进行。数字文明社会,越来越多的数字史学阅读通过“远程阅读”实现。数字史学发展进程中,“远程阅读”贡献了积极力量。

永乐至宣德时期明朝郡县安南新论

明成祖时,因胡季犛的篡位以及明安边境的纠纷而导致两国矛盾冲突激化,从而有明朝征伐安南并将其重新设为郡县之举,并对安南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明朝治理政策的失误,导致安南不断反抗明朝的统治。自明宣宗以后,鉴于安南自身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朝对统治安南利弊的权衡,明朝便决定放弃对安南的直接统治。笔者认为,明成祖在征安南前后便已经做出了郡县安南的决定;明朝郡县安南的原因除了明成祖的个人因素外,还包括对传统“天下观”和“春秋大义”的维护,以及中原王朝“安南情结”的影响。但这一行为已经背离了“兴灭继绝”的初衷,违背了藩属体系的原则,并在本质上体现了双方对“华夷”身份的不同定位。

历史学研究的逻辑闭环——基于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的演绎

《历史学十二讲》系法国史学家普罗斯特关于其史学理论的集合,其行文在问题、材料、事实三者间形成紧密的逻辑闭环。历史学问题与历史学家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志趣紧密联系,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历史学研究以问题为起点并贯穿过程的始终,研究者以问题为导向寻找材料,采用系统性的考证方法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通过想象与归因及社会学模式等途径得出事实,最终完成问题的解答。

历史事件之可能性研究

历史研究中有“历史不允许假设”的主张,该主张有其合理性,但是历史研究中也允许假设,允许对本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件进行合理的假设和推演。对历史事件的假设及可能性研究,不仅不妨碍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影响力,反而增加史学研究的内涵和价值,有助于人们真正看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提高把握历史和运用历史的高度。

在1911年“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在清代的种种“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对其后历史漫长深远的影响。从此出发,在1911年之前十年和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既有其可能,又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做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历史具有“本义”——驳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

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认为,历史的意义完全靠史家“赋予”。此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历史具有“本义”,它由历史的缔造者赋予,而与史家无关。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的真正和典型的代表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该书不仅把有关历史意义的“生成系统”即史家赋予历史以“意义”的论述,完全置于“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框架中展开,还提出了一种专门的“历史诗学”作为其理论支撑。“历史诗学”的核心虽然叫“转义理论”,但“转义行为”最终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这就暴露了其历史诠释学乃至整个“历史诗学”的先验唯心论倾向。因为根据F.R.安克施密特的专门研究,“先验论哲学内在地是隐喻的,而隐喻内在地是先验的”,二者在性质上原本是相通的。

百年变局、大国兴衰与基辛格的战略预警

百年变局风云变幻,人们正在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冷战的终结可以被视为百年变局的肇始,但百年变局背后的驱动力量依然是大国兴衰的演进,只是其历史逻辑不一样了。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了百年变局的到来,但美西方对“修正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再次将世界陷于“新冷战”的困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恶化和世界秩序崩塌的预警和接受现实、承认差异,努力通过外交渠道寻找“解困”之路的思想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母亲·朋友·书籍: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亚当·斯密研究

亚当·斯密以《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奠定了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的地位,而其日常生活世界对于他的学术地位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斯密终身未娶,母亲的常年陪伴为其创作提供了安宁的环境;通过同学、大学任教、游历欧洲等渠道广交朋友,为其拓展了创作的思路;喜欢读书、买书、藏书,为其进一步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斯密日常生活中的“三大乐趣”。通过这些乐趣的探讨,能够发现斯密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世界,同时这些也是18世纪英国社会乃至欧洲社会日常生活图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