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朝鲜士人李德懋及其《磊磊落落书》考述

《磊磊落落书》是朝鲜王朝第一部明遗民传记史书。该书由正编十卷、补编二卷组成,正编作者为李德懋,补编上卷由李光葵所辑,下卷由成海应撰成。该书在参考大量明清史书、地方志、笔记、文集和部分朝鲜文献基础上编成,其中尤以明清笔记、文集为主要来源。书中所收明遗民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明遗民传记史书中数量最大,而补编所载入朝明遗民成为该书区别于清朝明遗民传记史书的重要特征。然该书尚属资料长编性质,人物收录驳杂,义例未备,其后成海应在此基础上汰滥补阙、剪裁整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明遗民传记《皇明遗民传》。尽管如此,《磊磊落落书》作为朝鲜正祖时期尊周思明风潮下的产物,仍有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影响。

论史学在中世纪盛期拉丁西方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地位

西方学术界在论及史学在中世纪西欧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地位时,往往会强调中世纪初期所形成的一种观点,即“史学从属于语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人们对中世纪西欧史学之地位的认识。事实上,随着中世纪盛期古典文化的复兴以及外来文化的传入,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解构,从而使有关史学之地位的见解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征。史学由此不再仅仅被视为从属于语法,更多时候还被看作是一个附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门类,或者单独被作为附属艺学的一个门类。这不仅反映了古典文化复兴所带来的“史学从属于修辞学”这一传统观点的复活,而且也反映了该时期西欧学者对阿拉伯人知识分类体系之观点的吸收与利用。

马克·布洛赫与比较史学的发展

比较史学研究作为一种早于年鉴学派诞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经马克·布洛赫的发扬而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马克·布洛赫去世后,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在学界的反思中精进,并与公众史学的诞生和发展息息相关。当代中西方学界不乏运用比较史学研究方法的史学著作,其中既有理论维度的锤炼,也有实践维度的新尝试。尽管诞生于西方,但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同样意义重大。

宫崎市定的“西方冲击说”与中日近代转型的书写

如何书写中国近代史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海外汉学家因其具有自身的学术传统、文化语境及意识形态立场,不可避免地形塑着其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宫崎市定以“西方冲击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这一思路与蒋廷黻和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多有共通之处,但因各自立场不同,指向大异其趣。

在“现实”与“现时主义”之间——19世纪迄今汉萨史研究中的政治关切

强烈的现实关怀是现代汉萨同盟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19世纪以来,在“政治先行”与“民族至上”的观念主导下,汉萨史研究游离于现实与“现时主义”之间:在浪漫时代回应着构建德意志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现实;在帝国时代服务于铸造民族精神整体与争夺海洋霸权的内外目标;在极权时代迎合了纳粹“种族优越”与“生存空间”的扩张思维;在战后和解时代又回应着联邦德国融入欧洲和区域联合的外交战略。这种立足现实的历史书写延续至今,并推动了20世纪汉萨史研究的三重转向。回顾汉萨学术史可知,只有在现实关怀与现时主义间保持清醒和距离,才能切实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正向激发史家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思维。

海外华裔学者谢廷玉及其华人华侨史研究探微

谢廷玉的华人华侨史研究发轫于对客家源流的探索,精进于夏威夷华人华侨史研究。谢廷玉认为夏威夷甘蔗种植及制糖业的劳动力缺口,以及华南区域社会的持续动荡是华人迁入夏威夷的原因,华人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在保留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亦接受夏威夷当地生活方式。谢廷玉以太平洋国家对华人的限制法律为例,阐明华人在选举权、土地所有权、职业选择权等方面遭受的制度性限制。谢廷玉重视运用前人研究成果服务于研究主题,并以多元史料充实研究内容,他是较早以英语书写夏威夷及太平洋地区华人华侨史的专业史家。

朝鲜王朝林象鼎《林氏历代史统》之史学特色

18世纪初,朝鲜王朝学者林象鼎在书筵以《少微通鉴节要》为启蒙教材教导世子学习中国古史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不能完整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为此萌发了以纲目体例重新整理中国历代古史的愿望。他以中国历代通鉴类史书为底本,以朱子正统论为确立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准,整理了上起上古帝尧陶唐氏,下至明崇祯十七年的中国历代通史,编成《林氏历代史统》。编撰过程中,林象鼎较之中国通鉴类史书更为遵循朱子《纲目》凡例,强调正统论。这表明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而确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也就是确认朝鲜本身作为“小中华”的正统性。

以“边缘”说“中心”:希达提乌斯对晚期罗马帝国的认识

5世纪西班牙史家希达提乌斯撰写的《编年史》接续了自尤西比乌斯-哲罗姆以来的基督教编年史传统,将编年史续写至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编年史》的内容反映了希达提乌斯以加利西亚行省这一“边缘”区域历史论说“中心”发展的认知方式,他试图借用西班牙的历史状况一窥帝国整体的命运。在希达提乌斯笔下,教会的归宿和罗马帝国的命运唇齿相依,世界将在蛮族肆虐和教义分歧中迎来最后的“末世”,呈现了一位行省知识分子身处西罗马帝国秩序崩溃过程中,对自身命运和帝国未来的忧思。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苏区建设和巩固及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寻求局部执政的合法性、破除负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把《红色中华》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在《红色中华》的宣传和塑造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爱国御辱、先进政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区域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

在探讨旅游空间功能区划背景的基础上,界定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概念,分析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基本理论,提出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旅游开发密度和旅游发展潜力,将特定空间单元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进而确定不同旅游发展类型区的开发次序和发展方向,并分析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在缓解生态压力、加强旅游区域空间管治、促进大旅游形成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

《白银资本》目前在国内理论界享有盛誉，但也有人质疑其经济史内容的有效与可靠。此书一些结构性欠缺影响了其以“全球视野”为核心的论证体系的落实，从而削弱了此书的理论号召力。对此书理论价值的过誉或脱离其理论框架抨击所述内容有失片面，但却颇能代表国内史学界认识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状况。看待西方理论时应注意几个问题：１、中国史学界的内部隔膜是导致对西方理论态度失衡的重要原因。２、推荐者应重视对所引介理论的实际研究效果作出可靠分析。３、引进批判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时，不能轻视“现代化”对中国学术谱系的深刻影响。４、注意中西学术思维的差异，西方学者好以自我创新为主旨，中国学者惯以整体之力建构普适性理论。５、应认识到西方学术界得以活跃的观念性和制度性原因，并择善用之。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

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以来５０年的发展。应该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待过去史学的发展。要科学地看待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不同学 术思想的学者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要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大师级的史学家一定会在２１世纪出现。

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

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第一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一般视野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是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总和的"泛称",即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二种意义的"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一意义的"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自然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诞生的,这为后来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出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因而是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概念的过渡。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特指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涉及由资本逻辑导致的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消除冲突而展开资本批判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概念一方面超越了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直观性,另一方面摆脱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进而完成了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扬弃。

“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

国际史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其特点是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以国际史方法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竞技体育这三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但又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目前中国国力全面提高之际,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历史研究水平,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德国政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曾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给德国和其他受害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探讨。从总体上说,他们的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是比较真诚的,但不谐之音时时可闻,争论也非常激烈。政治家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与其个人修养、价值观和党派立场有密切联系,而且也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往往表现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自始至终都是难分难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