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盟几个问题的释论——一种历史视角

缔结同盟不只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同时期出现的同盟尽管类型殊异,但很多时候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以及麻烦制造者。缔结同盟的主要动因既有大国或强国追求霸权以及分担称霸成本的谋算,也有中小国家寻求安全庇护以及相关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考量;缔结同盟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联结、对外援助以及文明或文化认同;同盟的类型因结盟的条件或环境、动机或目的以及同盟的架构等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同盟的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可分为协商型和强加型两种,是同盟有效运作的保障要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结盟不仅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

口传、文字与数字时代

如果一个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又活到今天,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他在有限的时间内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几个历史时代,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常不为人觉察的另一角度,是他竟然也见证了口传时代的结束、文字时代的衰微和数字时代的横空出世。即使是仅仅五十年前,中国农村夜晚的天空是布满星星的,星河灿烂,老人们在星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而由最有魔力的叙述者将其引入高潮。

世界历史的“普遍文明形态”图景

如果把“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世界历史进程就表现为各民族的“特殊文明形态”扬弃为“普遍文明形态”的过程。一方面,人类物种的生存方式不同于其他物种的“自然状态”,总是要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亦即以“特殊文明形态”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只能借助于“普遍文明形态”才能保证该物种的永久生存。按照唯物史观,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文明形态是由社会形态加以定义的。但资本主义以往的文明形态都是“特殊文明形态”,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普遍文明形态”。那些能够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民族,该民族的文明形态便能够扬弃其特殊性,从而为创造人类“普遍文明形态”奠定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性质继承了马克思的文明观,打开了“普遍文明形态”的图景,为创造“普遍文明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希罗多德、布巴斯提斯和埃及的“猫女神节”

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远足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寻访历史名胜,采集民俗风物,留下生动有趣的“埃及故事”,其中对布巴斯提斯城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是古代遗留的最为生动翔实的书面文献,其史料价值一直是古典学和埃及学领域探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对希罗多德的记载展开文本分析,继而追溯布巴斯提斯城的考古史,在此基础上对史家记载的布巴斯提斯城、猫女神芭斯泰特的圣所及其节日进行分析梳理,探究其信息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本文认为,尽管希罗多德的“埃及故事”有很多人云亦云、荒诞不实的内容,但他对布巴斯提斯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史家身临其境采集的第一手资料,或是从可靠渠道获得的真实历史信息,其可靠性得到考古和科学考察的证实,也得到埃及古文献和图像的佐证。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

中国大运河始建于春秋,至隋代基本完成,元代将其裁弯取直连接大都和杭州,形成如今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元明清三代,这条运河途经今北京、天津两直辖市,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全长1700多公里,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航运里程最长的古代运河,担负着漕粮北运王朝都城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以作物打开农政研究——兼及新作物史的拓展

作物是农史研究和农政研究共同的核心主题。本文介绍农政研究中与作物相关的研究脉络和前沿议题。在宏观层面,农政研究通过全球尺度的作物流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在微观层面,农政研究关注作物生产所呈现出的生产关系,以此理解村庄、地方和国家的转型过程。在当前全球发展阶段,作物与国家治理、资本积累、农民生计和生态持续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将作物的主体性与传统农政研究视角相结合,正在成为人文生态和农政研究的前沿趋势之一。本文借由梳理农政研究的学术积淀,为构建具有时代感和国际化的新作物史扩展外延连接,促进农政研究与作物史的交流互鉴。

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历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发扬黑龙江省史学会“学术立会”宗旨。时值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的重要节点,2023年12月2日,在哈尔滨市举办主题为“推动龙江史学发展,助力龙江全面振兴”的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本次年会由黑龙江省历史学会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对《历史性基础概念》评论的回应

我非常感谢德国历史研究所哈特穆特·莱曼(Hartmut Lehmann)和他的同事们,是他们使这场活动成为可能。大约30年前,《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研究工作开始时,没人能预料到我们将会在华盛顿庆祝它的完成。2这使我更加需要对我的五位英语母语的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通过认可与批评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我的回应主要针对他们的批评性意见。英语的历史学家与德国历史学家之间的这种对话,可能对双方来说都能引发兴趣。我希望这种对话同样也是建设性的。或许我可以澄清一些误解,并指出各种替代性研究策略之间的合理差异。书面语言研究的资源几乎取之不尽。

古典时代的记忆“丰碑”探微——由《历史》神谕管窥希罗多德对神意的历史书写

希罗多德作为西方的“历史之父”,其重要著作《历史》堪称西方古典时代的记忆“丰碑”。在书写神意时,希罗多德对神意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其兼具“权威性”与“伸缩性”;同时,他将神意的“因果关系性”与“道德寓意性”视为历史解释的重要依据。《历史》中,希罗多德顺从时代需要,借助社会记忆,依据当时的文学传统与戏剧手法,借由“形而上学”的框架,将神意建构为与希波战争并存的一条隐形主线。

从人类发展的视角看《全球通史》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如果从纵向看人类历史,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从横向看,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类从相互隔绝走向交流往来,并促进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史学著作《全球通史》,记述了从史前时期一直到21世纪的世界历史。《全球通史》不仅是一部世界史,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蕴含着深刻的人类发展哲理。从人类发展的视角看《全球通史》,能够从整体上对人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焦灼与反思:论争中的保罗·肯尼迪和《大国的兴衰》

透过历史烟云,大国兴衰的“戏剧”不仅展示了大国兴起时惊鸿一瞥的“姿颜”,也留下了其衰落时令人唏嘘的“身影”。对大国兴衰历史影像和轨迹的反思,以及大国博弈现实的焦灼,造就了世人从未间断的对大国兴衰的关注、思考和书写。其原因在于,大国兴衰不仅汇聚了民族和国家的前世今生,而且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前程或“宿命”。在关于大国兴衰的浩繁文献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引发的论争一直持续至今。

近代科学未发生于印度与中国之原因——关于李约瑟难题之一项思想史诠释

李约瑟于世界科学史之整体诠释,提出“难解之谜”,使之成为研究者探索之对象,其基本观点在于:人类文明之科学发展,虽系基于世界范围内种种交流与积累所构成,为一集体之成果,然以“科学史”之角度而言,如何诠释历史之进程中“科学”与“技术”推动之必要环节,并阐明其关键性,成为必须处理之核心问题;故就此项诠释而言,必然同时关联于“科学思想”所以能产生突破之“内因”与“外缘”。以是“科学史问题”之最终解答,必然须涉入世界范围内之“文明史”。李约瑟之分项叙述之“科学史”研究,最终导向不同“文明进程”之比较,且于最终提出一重要之疑问:何以自伽利略起始之“近代科学”之突飞猛进,与其后出现之“工业革命”,皆仅肇生于近代欧洲,而未出现于印度与中国?尤其中国于14、15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却不能有此突破,为一可异之事。此一属于现实之结果,虽已为史家所接受,视为乃西方文明发展中特殊因素所造成,无足称奇,然对于“科学史”之研究者而言,则仍应予以重视,不宜轻看。李约瑟“科学史之问”是否持续值得关注,从而有所谓“李约瑟难题”?端视质问者对于此一既属“科学史”,亦牵涉“文明史”之问题之理解深度。其中可能存在之探索角度,重要之方面大致有五:一属哲学史,一属专业之科学史,一属社会史,一属经济史,另一则属思想史。本文撰述之角度,即属上述五方面中,与“思想史”相关之部分,其内容包括“间接因素”与“直接因素”。

不平衡的互动:美国与北约第一次首脑会议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北约面临诸多挑战。苏联洲际导弹研制成功对北约的“剑与盾”战略造成重大冲击,北约内部政治磋商不足,北约盟国关系尤其是美英关系、美法关系恶化。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推动并促成北约第一次首脑会议于1957年12月在巴黎召开。会议期间,与会15国首脑主要围绕加强成员国间的政治协商、北约军事防御、科技和经济合作以及与苏联的裁军谈判等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在北约建立核储备、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成立科学委员会等重要决议。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和担忧;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功能,尤其是核功能;其所制定的强化科技和经济合作等措施,使北约逐渐从军事政治组织演变为多功能复合组织;北约更加关注联盟以外地区,也开启了北约峰会的先河。会议加强了美苏战略对峙,也导致美苏竞争向第三世界扩展,从而形成了“全球冷战”。会议显示出美国与北约战略互动的不平衡性,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美国在北约内的霸权地位所决定的,而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成为后来北约危机及推动北约持续改革的内在因素。

本期寄语

希罗多德是古代的旅行家,民俗风情和口传史料的采集者,也是讲故事的能手。他曾远足埃及三角洲地区,与当地的祭司、向导和希腊通交流。对他亲眼目睹的历史名胜、文化古迹、风土民情,他尽可能地加以写实和量化的描述,并如实转述获取的信息。对前辈流传的各种埃及的奇谈怪论,他根据自己积累的知识做出某种尝试性的批判和解释。对自己不了解的未加检验和深究的事物,他也难免人云亦云,留下很多荒诞的陈述。

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第八届世界史研究前沿论坛暨《世界历史》编委会会议

7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世界史研究前沿论坛暨《世界历史》编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本次会议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10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编委会委员与《世界历史》编辑部成员参加了会议。

李文潮与莱布尼茨研究

李文潮先生(陕西大荔人)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系北京外国语大学1982年受教育部委托代培的德语系出国研究生(导师祝彦、谢莹莹),同年秋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日耳曼文学、哲学、语言学,1990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专业由文学转向哲学并于1996年获得哲学专业大学授课资格,现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席、《莱布尼茨研究》(Studia Leibnitiana)主编,同时兼任《国际汉学》外籍编委、北京师范大学莱布尼茨研究中心教授等职。李先生颇具语言禀赋(通晓中、英、德、法、拉丁等语言)且研究领域广泛。除莱布尼茨研究外,其涉猎学科领域尚有十七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欧洲哲学史、东方哲学史(曾著有《佛教哲学》)、科学及技术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