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天问》“载尸集战”与商周战前告祖礼

《楚辞·天问》作为战国写成而流传至今的文献,所记“武王伐纣”史事可与先秦早期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等多重史料相互印证。其中“载尸集战”一句,所述为周武王因卜兆不吉未及设木主便直接载文王神尸出征的历史细节,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阙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相关研究不仅为周初即存在的尸祭礼俗提供了重要例证,也有助于还原商周时期战前告祖礼的具体仪式内容。“载尸集战”还反映了商周早期国家基于“神道设教”国家治理的需要,其宗教礼俗在损益嬗变中一脉相承地形成了以祭祀文化为主、兼容巫文化的原生宗教形态,进而形塑成商周时期早期国家宗教的重要特征。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禅让”与“革命”的纠结——《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隋唐易代观

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李渊试图调和“禅让”与“革命”两种模式,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他一方面标榜自己为隋尽忠,匡扶隋室,大体遵循魏晋故事实现隋唐禅代;另一方面,他对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魏晋禅让的实质是欺天窃命、假诏自媒的不义行为,他试图引入“汤武革命”模式阐释隋唐易代,将太原起义与武王伐纣、刘邦“诛暴秦”相比拟,以“诛暴隋”来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由于“禅让”模式与“革命”模式的内在矛盾,李渊最终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自圆其说。隋唐易代到底是“禅让”还是“革命”,李渊内心颇为纠结,这一心态贯穿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历史叙事之中。正因如此,《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被《隋书》和实录所重新建构的隋唐禅让历史观取代,武德时期浓厚的隋唐革命意识被官方有意隐没。李渊所主导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虽然被李世民弃而不用,但他对魏晋禅让模式的批评依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明代哈密“哈剌灰”及其与裕固族关系考辨

关于明代文献所见哈密“哈剌灰”之名与义,学界多有争议。揆诸《华夷译语·委兀儿译语·地名》中有“黑羊群—噶剌塊”之谓,可以推定“哈剌灰”这一称谓应出自维吾尔语qaraqoi,意为“黑羊群”。作为蒙古豳王家族的属部,元明时期哈剌灰一直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和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共处哈密,经历了由伊斯兰教改宗佛教的过程。“哈剌灰”指的就是1276年以后由中亚迁居哈密原本信仰伊斯兰教后皈依佛教的蒙古人。他们在皈依藏传佛教后,仍葆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情结。明正德年间,东迁河西走廊,后融合于裕固族之中。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在省例与习俗之间:清代闽东契约书写格式中的法律意识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通信速度宋初最快,特殊者日行约450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复杂,但效率并没有提升,至北宋末明显下降。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整体上发生逆转,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

宿山:明清杭州的天竺进香及其香市

天竺分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既指天竺山,又指天竺寺。在明清两代,普陀因观音而成为天下佛教名山,引得全国信众前去“朝海”;而杭州天竺因观音而名闻遐迩,进而引得信众前来“宿山”。从本地日常的烧香,到越境进香;从朝山、朝海,再到宿山,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及其转向,无不说明明清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更趋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因进香而形成的“香市”,既是宗教与经济的结缘,更是一个流动的商业市场。香市既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又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而成为杭州的一处城市人文景观。

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