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利口”批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张释之对“谍谍利口捷给”的虎圈啬夫的否定,表现出倾向于这种立场的态度。对于“利口辩辞”“利口巧辞”的轻视,继承了孔子儒学传统,也符合西汉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对于某些虽“口吃”即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然而文化贡献突出的人士予以充分肯定,尤其赞赏韩非、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表现出就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比较而言,对后者的特别看重。这种人才观也是与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相适应的。否定“利口”的态度,或有秦文化重视实用的背景,与黄老之学推重“不言”“贵言”,否定“多言”“美言”的倾向也是一致的。司马迁有关战国区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书写,肯定东方文化的优越,然而对其“闳辩”“迂大”的文化风格有所保留。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他对于“利口”的态度。

论《石城山人文集》的移民家族书写

涂氏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间迁徙至四川,其后逐渐在当地扎根发展。族人涂凤书编撰的《石城山人文集》中详细记载了这段迁徙历程。在全面梳理《文集》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涂氏家族的迁入对云阳地区的人口结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涂氏家族成功融入云阳社会的历史案例,为当今社会治理模式、族群关系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司马迁的“蒙太奇”——从“荆轲刺秦王”说起

《史记·刺客列传》描写“荆轲刺秦王”一段,具有丰富的动作细节,犹如电影的“分镜剧本”,给人极强的画面感,可以视为文言写作的“蒙太奇”。司马迁如果生在当代,当是善于营造镜头场面的电影大师。

《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史记》校辨四家谈

标点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就。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史记》点校,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吸取了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張文虎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全书加以分段标点,改正了《史记》正文和三家注中存在的一些文字讹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异常复杂,研究成果更是指不胜屈,加之点校本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对《史记》点校有所裨益。一、关于版本校勘版本校勘是张文虎校勘《史记》用力最多、成效最著的部分。然而千虑一失,实属难免,有些地方仍待商榷。如:《秦始皇本纪》:"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二十八年",景祐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殿本、本皆作"二十六年"。金陵本改"六"作"八",实误。《史》文云"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前二十八年泰山刻石辞云"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述出游之背景,明刻石之缘起,文例正同。又如,《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彭寅翁本、殿本有《索隐》曰:"藏一作籍。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也。"据《史记会注考证订补》,耿、庆、凌、游诸本亦有此条《索隐》。疑此是《索隐》逸文。二、关于《史记》与《汉书》比勘《汉书》记武帝太初以前事,多袭《史记》,而《史》《汉》两书注释亦多可互证。如:《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穷处",《汉书·萧何曹参传》作"穷辟处",《史记》作"穷处",文义晦涩,或有脱漏。又,《汲郑列传》:"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弘大体",《汉书·汲黯传》作"引大体",是也。《尔雅·释诂》:"引,陈也。"邢昺《疏》:"引者,伸陈也。"《袁盎鼌错列传》:"袁盎常引大体忼慨。"《酷吏列传》:"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后汉书·何敞传》:"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又,《卢植传》:"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三、关于三家注标点与校勘《史记》三家注征引文献极其丰富,案核相关文献,经常直接影响到注文的校勘和标点。从前核对三家注引文极为困难,而今则大为便利(虽然要穷尽式地复核所有资料很难做到,但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天官书》"日蚀三十六"《正义》:"谓隐公三年二月乙巳。""乙巳",当作"己巳"。隐公三年《春秋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己巳,上音纪,下音祀。"《汉书·楚元王传》颜《注》亦作"己巳"。又如,《晋世家》:"九合诸侯。"《集解》:"服虔曰:九合:一会于戚,二会城棣救陈,三会于鄢。""鄢",当作"鄬",字之误也。襄公七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杜《注》:"鄬,郑地。"《传》曰:"楚子囊围陈,会于鄬以救之。"再如:《郑世家》:"于是郑伐滑。"《索隐》:"僖二十四年《左传》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公子士"为一人,"泄堵俞弥"为一人,此文当点作"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僖公二十年《左传》:"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杜预《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泄堵寇,郑大夫。"宣公三年《传》:"(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

“和谐教育”重在组织和制度创新

构建“和谐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命题。“和谐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这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事业的内在要求。“和谐教育”的根基在于构建人性化的教育组织和制度,其中,特别需要再发现“非正式组织”的教育价值,充分发挥它对人的和谐发展固有的奠基功能,并以此改造、丰富和完善现有学校组织,把学校建成富有人性、充满和谐的“精神家园”。

《史记·西南夷列传》再研究——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涉及的“西南”并不是现代的西南，司马迁所说的西南是以巴郡、蜀郡为基点，即司马迁所说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将巴郡、蜀郡之西北、之西、之南的地区称为“西南”，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遂被称为“西南夷”。具体来说，“西南夷”地区相当于今天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相关地区。

试论《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融合的必然性

从汉代的社会思潮和司马迁的身世、思想、著史意图,探讨《史记》体现历史主体和创作主体性的必然,考察其体制、写法、取材和史评对实现著史意图和加强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

《五行志》是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五行志》的“序”概括了史家修撰的旨趣和意图,是我们认识《五行志》演变脉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从班固开创《五行志》到宋初,历代《五行志》都记载了大量灾异和事应,并作出解释,以此劝诫帝王。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

“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

《史记·鲁世家》中的记鲁庄公弟叔牙之言回："一继一及，鲁之常也。"不少学者道认为"一继一及"便是鲁国乃至当时普遍的继承制度。其实，那只不过是鲁国国君继承谱系的表面现象，是叔牙企图使其同母兄弟继位的一个借口。当时实行的制度以"摘长子继承制"为原则，从而按"择贤"、"立长"、"以人"等方式进行的选择继承制。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疏证——兼论《史记》“实录”与“尚奇”之矛盾

文章讨论了《史记》中"实录"和"爱奇"的矛盾,亦探讨此书史学性质和文学性质的边界之所在。以《越王句践世家》为例,分析其材料之采择,多属于小说家言之成分,表达了观念主导下的历史演绎,并且其所谓历史叙述存在着故事原型,从而佐证一部《史记》很难以"实录"视之。

《史记》“世家”历史编纂成就析论——“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

《史记》共设有"世家"三十篇,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往有的学者错误地指责司马迁"名实无准","自乱其例",实则是未能究明《史记》世家不同类型篇章所反映的历史特点,司马迁所采用的编纂基本范式,及其对体例的灵活运用。我们读"世家",应当"另换一副眼光",以创新的观点作出新概括。司马迁通过"世家"体裁的创立,一是以其睿思解决了历史编纂所面临的难题,以"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经纬交织"的方法,彰显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盛衰,并且努力刻画齐桓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有作为人物的形象。二是运用别识心裁,将孔子和陈涉立为世家,以表彰古代文化伟大代表人物和农民起义英雄的贡献,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从汉初一批开国文臣武将中,拔出萧何、曹参、张良等人立为世家,肯定他们真正是起到"辅拂股肱"作用的社稷重臣,这样做又与司马迁赞扬汉朝历史进步的"宣汉"立场相一致。

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等有深刻的见解。司马迁的战争观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