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与世界中国观的塑形

在世界学术发展史中,海外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国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传承不断的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对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既应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应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验,研究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角色与贡献,解码中国之治、回答世界之问。当前,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们已经看到,中国之治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解码中国之治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也能够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台。

三百年来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与发展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历经300余年、经历多个政权更迭和沧桑变化而经久不衰。从最初少数知识精英的皓首穷经,到目前发展成为具有历史性、前瞻性、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厚积薄发,别具一格,具备政府扶持、机构健全,自成体系、注重学术传承,注重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特征,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竞赛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中俄两国文明源远流长,人文合作与交流稳步发展、成果丰硕,为大国之间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树立典范,是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的重要体现。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历代贡荔新论

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沿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自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屈原与司马迁的困境抉择

困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但面对困境,每个人的抉择却有所不同。屈原和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深刻体现了古代志士仁人“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文化传统,在面对人生困境时,虽然最终做出了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两种不同的选择,但坚持个人理想抱负、不为现实磨难所屈服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上的精神传承亘古不朽,正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原因所在。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1950年代民族问题大讨论再审视

1950年代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民族问题的热潮。当时学习的重点是斯大林关于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斯大林强调依照这四个要素衡量,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民族,民族只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范文澜注意到斯大林论断的适用性问题,著文指出中、欧历史情况不同。欧洲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了民族国家,而古代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的王朝国家,“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开始形成民族”。围绕汉民族形成时间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规模地研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嚆矢。这场大讨论的丰富成果是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古代云南东南部的变迁

古代的云南东南部,包括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及附近一些地区。云南东南部的演变有以下特点:一是这一地区距滇池、洱海流域两大区域中心较远,同时未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便显落寞;二是云南中部至越南的交趾道经过这一地区,云南东南部的发展与交趾道兴衰密切相关;三是云南东南部与越南毗连,越南与中国历代王朝关系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云南东南部;四是云南东南部的变化经历先慢后快的过程。自元代起,云南东南部获得较快发展,清代尤为明显。

功能冲突论视域下先秦冲突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科塞功能冲突论可为以古代军事遗存及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简要梳理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从先秦冲突的原因、影响和调控诸方面切入,探讨其对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启示,以期深化古史研究及认识当今面临的问题。先秦冲突爆发的原因可主要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其中物质性原因主要与各方对资源占有和(或)使用的规则存在异议有关,不同的异议可能会影响冲突的模式和新规则的制定,神权因素在早期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冲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冲突和角逐对华夏文化圈、早期文化共同体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较显著的激发作用,但其形式上的暴力性、残酷性和复杂性也在日益增长,春秋战国以降尤其如此。冲突双方的会盟誓诅、和亲、质物交换等敌意替代、转移或释放机制可一定程度地调控冲突,但往往因未彻底解决核心矛盾难以取得稳定长效,特别在神权和王权逐渐淡出盟誓核心后。而一些对外冲突的原因中,不排除存在因统治者不愿或不敢直面自身内部矛盾,试图将敌对情绪转移至外部的可能,属于激进极端的敌意替代举措,未及矛盾根本。在军事考古学研究中,应始终坚持和平导向,以史为鉴,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学科支持。

民国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实践——从《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谈起

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乃至突破,需要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研究维度的多元综合等关键问题上,不断创新。《跨越阶层差异》在研究时间、空间及人群对象的择取上,皆表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识。以史实重建的实证研究作为研究路径,在史料的搜集与辨识应用方面用力颇大,且在史料辨识与综合应用方面较为妥当。同时,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脉络,不拘泥于既有研究谱系的固有范式,尝试构建自身理解的合理阐述或分析路径,以走出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研究视野上则注重多维度的分析与拓展。该书的写作呈现出民国史研究学术路径新的尝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史料过于“求精”、历史时性分析不充分、与宏观大势结合不足、横纵比较分析不够等有待深化的空间。

从“远夷”到“中华民族”共识的演变——《旅行杂志》中的云南边疆民族认知变迁

在以《旅行杂志》涉滇内容为切入点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从“远夷”到“中华民族”共识的演变及内地对云南边疆民族认知变迁。近代中国,“华夷”观与“中华民族”说并存。民国以后,尤其抗战后“中华民族”说渐被认同,但“华夷”观仍有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劳动者”“建设者”取代“华夷”,认同基准重构。《旅行杂志》不同时期对云南民族形象呈现不同,抗战前是“远夷”,抗战时是“典范”,建国后是“劳动者”“建设者”。形象差异源于接触程度和观念转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旅行杂志》从一个微观视角反映了其凝聚融合过程。

书教论

“书”本指口述及口述史,有文字后兼指书写及成文史,后世书写便捷,口述史传统断绝,遂仅指书写及成文史。五帝三代之书是诗书礼乐混杂、口述史成文史混杂的书。西周春秋之交,书写工具成熟,周朝王官始用方策系统整理颁行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六经,五帝时代早中期古史则因为“不雅驯”而被剔除,于是《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遂专称为《书》。战国时代亦有泛指六经为《书》者。汉至清代经学教材虽有调整,但始终以四《书》合编的《尚书》为《书经》,其他不断增加的海量史书均只用作课外参考书。五千多年的书教,形式一直是“先王陈迹”教育即历史教育,本质则一直是“先王之道”教育即治国实践和理论教育,旨在教化官员效法先王,治国富民,并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中国历史记录十分漫长而完整,且历来要求“慎终追远”,反对“数典忘祖”,原因固然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一直是后代官员的治国指南,故古人称“六经皆史”,如今亦可称“六史皆经”。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清末民初广州黄沙鱼栏搬迁与官商关系

20世纪初,因修筑铁路需要在广州西关相邻的黄沙坦地一带筑堤,粤汉铁路公司与地方政府、地方绅商等围绕地权、水陆交通等权益争夺扰攘多年,终由粤海关出面以搬迁黄沙鲜鱼栏,牺牲鲜鱼栏业小商人的利益,达成多方妥协,于1923年出台《广州市迁拆黄沙鱼栏办法》。然而搬迁过程仍一波三折,鲜鱼栏商人不断利用政府与粤汉铁路公司的矛盾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尽力拖延搬迁时间,最终政府以武力迫使黄沙鱼栏完成搬迁。持续20余年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粤汉铁路公司、鲜鱼栏业商人、地方士绅等团体组织,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州政商关系的复杂性。

《诗经·豳风·东山》虫名考释

《诗经·豳风·东山》中的虫名解释存在不同的观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昆虫学知识,本文提出了新解释。“蜎蜎者蠋”中的“蠋”应为“人工放养的家蚕”,“伊威在室”中的“伊威”属于鼠妇,如光滑鼠妇、多霜腊鼠妇以及卷甲虫科的普通卷甲虫,而“熠耀宵行”中的“宵行”属于萤火虫。“鹳鸣于垤”,应为“鹤鸣于垤”,其中的“垤”应为白蚁冢。

《打枣谱》若干问题考论

陶宗仪编纂、陶珽续编的《说郛》120卷本中的《打枣谱》1卷,汇集枣名70多种,作者署名为元代柳贯。经考证,文中出现赤斤蒙古卫、哈密等明代地名,作者为元代柳贯之说值得存疑;所收枣品种数量应为64种,而非目前流传的75种说、73种说、72种说和37种说;《打枣谱》首次出现的枣名应为10种,而非《中国果树志》(枣卷)统计的42种。《打枣谱》涉及笔记文献几十种,广泛汇集各类枣名,堪称我国第一部有关枣的“专著”,其补阙之功及文献价值不应被忽略。

论茶俗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是世界茶文化之乡,很早就出现了有关茶种植、加工、品饮的习俗,但“茶俗”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产生则是在近代开启现代化事业之后。茶俗的特点包括雅俗共赏、乐生、多中含一。茶俗的主体可以分成普通主体和排他性主体。茶俗再现了当地人群的生活场景。在当代,不断被发明的茶俗正在为各地民众提供足以形成社会认同的文化符号和地方传统。

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乡贤圭臬与民族英雄:台湾地区福建同乡会对郑成功形象的双重阐述

台湾地区光复后,闽籍人士陆续在台湾地区成立同乡组织、创办同乡刊物。截至2021年底,台湾地区共有84家福建同乡会,创办31种福建同乡刊物。这些同乡组织积极展示郑成功相关史迹,视其为乡贤圭臬,还举办郑成功诞辰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刊,颂扬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的丰功伟绩,奉其为民族英雄。在台湾地区福建同乡心目中,郑成功兼具福建乡贤和民族英雄的双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