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炎炎夏日长 何以消烦暑——古人是如何度夏的?

夏天是万物繁茂的季节,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夏天日光本来就长,加上烈日炎炎,上蒸下烤,人体会出现各种不适,夏天就显得特别长和难熬,所以有酷夏、长夏或苦夏的说法。酷暑难耐的夏天,现代人以空调、冰箱、冷饮“续命”,而没有高科技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度夏的呢?冬要暖,夏要凉。要想夏天好过,轻薄透气的衣物必不可少。丝绸是中国人的发明。蚕丝因富含人体所需多种氨基酸,爽滑、轻柔、透气,被誉为“纤维皇后”,是夏服的优质原料。在古代,是天子王侯、达官显贵的专属衣料。

編後記 太倉:文理學科雙子星座升起的地方

萬里長江滚滚東流,無數文人墨客爲之傾倒。蘇東坡面對“亂石崩雲,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三國周郎赤壁,慨嘆被大浪淘盡的“千古風流人物”;辛棄疾佇立京口北固亭,遥想當年劉裕“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收復失地的氣勢,傷感“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近日,筆者因朋友之邀,到訪長江之尾的江蘇太倉瀏河鎮,訪古尋跡,撫今追昔,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典说“四大美人”

世人以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为四大美人,并附会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然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出典看,却与四大美人无关。且貂蝉是戏曲、小说家虚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她的原型,应该是《后汉书·吕布列传》提及的“傅婢”。

社稷与桑梓

一个人对国家有贡献,人们就说他“功在社稷”;一个人对家乡有贡献,人们就说他“功在桑梓”。社稷,是国家的代称;桑梓,则是家乡的别名。社,代表土地,又指土地神,引申为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或日子。《孝经》说,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五土以为社。五土,即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五种颜色的土,实际象征广阔的国土。

不倒翁与欹器

儿童玩具“不倒翁”至少出现于明代,或说由唐代“酒胡子”转化而来。“不倒翁”的发明,是利用“重心在下”的原理,与春秋时的欹器一脉相承。

从随葬品看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拓跋鲜卑中华文化认同

拓跋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它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约在汉末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各地。嘎仙洞遗址和呼伦贝尔境内拓跋鲜卑墓葬能清晰体现早期拓跋鲜卑从起源到不断发展壮大过程及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因素。从考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随葬品特征入手,分类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轮制陶器、铜镜铜钱、丝织品、漆器等遗存,探索其中蕴涵的中原汉文化因素,探讨早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认同,对考察古代北方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居延地区农具的获取

西汉时期,张掖郡下辖的居延都尉府,其农业存在军事屯田、官田和民田之别。军事屯田的主要劳作者为田卒,耕种屯田的铁制农具主要来自中央朝廷主导下的内郡转输。部分官田,会出租给普通民众。民田即普通民众拥有的田地,他们耕作田地的铁制农具需要自行购买,官方不会直接发放。无论屯戍机构或者普通民众,他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制作一些木质简易农具,但是这并非当时当地农具使用的主流。西汉朝廷在西北屯戍地区农具的供应方面也是重军而次民。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古代最早的快递小哥,在夏商时期叫“捎带”。看样子,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周朝官职中设置了主管邮驿、物流的“行夫”,其职责要求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春秋时期,战火纷飞。“马传”是当时最快的传送方式。近距离的,用“单骑”直达;长距离的,就用“接力”方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里设一亭。这个“亭”,不是主要用来避雨,也不是邮局,而是一个政府管理机关。除了管理当地治安,还负责传递信息、运送货物。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当过泗水亭长。

龙门一半在闽川

壹古有谚语:龙门一半在闽川。就是用来形容福建学霸之多的。毫不夸张地说,福建茶叶在全国多有名,古代福建学霸的名号就有多响亮。唐神龙二年(706年),宁德福安人薛令之文破八闽之荒,成为“开闽第一进士”。自他起,福建人在科举时代,成了“屠榜”级的存在。宋代时,福建省进士6713名,位居全国第一。明代时,福建省进士2116名,每百万人口的平均进士数位列全国第一。

“七十三、八十四”从何而来?

从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遍不高,因此杜甫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形容一个人年纪很大,就说他“七老八十”。中国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活到七八十岁挺不容易,七十三岁与八十四岁是人生命中的两道坎儿。那为啥要把七十三、八十四看成人生不容易过去的两道坎儿呢?原来,七十三是孔子所活的年龄,八十四是孟子所活的年龄。

替人着想是美德

替他人着想,是为人的一种美德。春秋时期,有个不愿两头蛇殃及他人的孙叔敖。刘向《新序·杂事一》云: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之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与邻为善

批子弟理旧居状杨玢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杨玢旧居被邻居侵占,子弟们欲诉诸官府,拟好状纸送给他,请他出面干预,他却写诗加以阻止,教育子弟放开视野,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中的得失、弃取问题,处理好同邻里的关系。

虚岁是怎么来的?

虚岁是与实岁(统称作周岁)相对的一种计龄方法。虚岁是中国传统的计龄方式,也流行于亚洲东部其他国家。1930年,民国时期颁布的《就旧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是“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虚岁的出现,是因为古人缺乏精确的计时手段,但又存在实际的计岁需求。尽管古人也有祝寿、庆生的习俗,但当时的人往往只把生日当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来庆祝,并不将其视为年龄增长的节点。

论《共产党》月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个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其对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广泛传播。从积极层面来看,这些传播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为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从消极层面来看,则为中国共产党日后过于依赖共产国际和苏共,以及犯左倾错误埋下了隐患。

湖南省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研究

湖南洞庭湖区是血吸虫病流行十分严重的地区,建国以来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经历了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疾病控制和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三个阶段。洞庭湖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复杂,防治工作任重道远,今后应继续加强血防基层防治队伍能力建设和常规防治工作;整体规划,因地制宜,开发适宜开发洲滩;利用国家项目推动垸外洲滩易感地带综合治理;解决血防人才缺乏、后继乏人的燃眉之急。

大众历史书写受热捧的成因及思考

近年来,以个体性对历史进行关注为特点的大众历史书写颇受热捧。由于长期以来历史书写的被垄断,加上传统史学书写叙事功能的退化,造成了历史的困境与冷遇,而在后现代大众文化与史学自身所带有的休闲功能诱使下,大众历史书写规模逐渐蔚为大观。虽然这种大众化的历史书写是对历史书写规范的一种解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新型的建构。尽管大众历史书写受热捧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但这种现象并不能宣告"史学热"的来临。

《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

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追踪马迁,或编纂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他们对史表编纂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对今天的史书编纂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朝贡初探

本文探讨“朝贡”的兴衰历程及原因 。

古代名片

名片是交际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流行,一般作为沟通媒介在社会交往中用于自我介绍.名片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自古就有之. 一、名片名称的演变 我国最早的名片称为“谒”,产生于秦汉之际,为木质.清赵翼《陔馀丛考·名帖》曰：“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为谒,汉末谓之为刺.”谒通常是下属拜见上级之用.《后汉书·孔融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即为其例证.汉末,谒又被改称为“刺”,《后汉书·祢衡传》：“建安初,（祢衡）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温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