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写作年代考

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以舜、微“求中”事迹勉励周武王。周文王生活在殷商末年,殷商时期虽然不乏关于“中”的文献材料,但这种“执中”的智慧只是殷商众多思想智慧之一,远没有上升到一般价值的高度,因此《保训》不可能作于周文王生前。西周制礼作乐,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没有人从周礼中总结出“执中”思想。《尚书》《国语》《左传》所载西周春秋人士关于“中”的思想言论,多是采用“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几种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西周春秋时期仍不具备《保训》写作的思想条件。春秋末年的孔子在恢复周礼过程中总结出“礼所以制中”的礼学精神,并从礼学中提炼出“中庸”的哲学思想,子思所作的《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中庸”学说,至此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哲学走向成熟。然而,先秦儒家的“执中”是通过“叩其两端”而得到的“时中”,他们使用“执中”“用中”而从来不用“求中”,因此《保训》不可能是先秦作品。中国封建社会文人恪守“叩其两端”的“执中”本义,《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使用“执中”,朱熹《中庸章句》使用“执中”“用中”“处中”“取中”诸语。“求中”是现代人的语言。以此推测,《保训》可能是现代人的仿古之作。

“内国”与“外土”: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周代铜器录卣铭中的“内国”及戎生钟铭中的“外土”构成了一对在内涵上密切相关的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特定内涵,“内国”意为“内域”,在铭文中指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这一地区自夏代至两周一直是早期王朝的核心疆域。“外土”为周王朝领土的外层区域,其地存在着大量的土著族群。不过作为周王朝能够有效管辖的区域,该区仍属周王朝之疆域。“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疆域概念,反映了周王朝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均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王朝疆域的内层,由王廷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外土”则是王朝疆域的外层,周王朝于此广设侯、伯贵族以治理土著族群并威慑在其之外的敌对势力。至于“外土”之外的区域,亦可能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但周王朝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地已非周之疆域。

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青铜器残片锈蚀层的科技分析

本文选取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残片,联用了超景深光学显微镜、拉曼光谱和X射线荧光光谱微区分析和面扫描技术对铜器残片的锈蚀层进行了综合表征。结果表明锈蚀层主要包含孔雀石、赤铜矿、蓝铜矿等常见锈蚀产物,同时也识别出有害的含氯锈蚀产物,获取了不同的孔雀石结晶形态,探讨了锈蚀进程的复杂性及其与埋藏环境的关系。本文为理解青铜器锈蚀层提供了新视角,展示了综合科技表征方法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价值。

文通字顺的西周康王之诰命——大盂鼎铭文新释

大盂鼎铭是西周早期唯一接近三百字的完整长篇铭文,内容丰富,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周诰佶屈聱牙,向来难读。大盂鼎的文字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铭文虽然大致可通,但其中有多处依旧不顺,学者多有争议。本文着眼全篇,从用字、构词、句法、仪节等不同角度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已有观点进行审视取舍,提出己见,疏通全篇。文中区分了铭文中“在”与“才”古今用字的不同,补证“在”读为“载”与“士”;与小盂鼎仪节互证,确定了“妹辰有大服”的含义;从全篇着眼,读“二三正”为“二三政”,等等。重新释读的大盂鼎铭文文通字顺,略无佶屈聱牙之弊。传世周诰比西周金文难读的主要原因是传抄讹误,随着出土文献材料的增多,彼此相证,有望让西周文献逐渐回归文通字顺。

西周格(霸)姬簋中的立君争讼与“先王之刑”

格(霸)姬簋铭文事关西周霸氏立君之争。格(霸)姬主张其子为君,晋人伸主张其甥为君。王朝贵族鬼、■叔、鼏父、师父、微史共同审讯此案,之后将相关情况陈告伯偯父,伯偯父进行裁决。宣判由史官系统之长尹氏做出,其下属史官告知格(霸)姬。尹氏及其下属保子津在对格(霸)姬的嘉勉礼仪中宣布判决结果,实际是对格(霸)姬及其子合法拥有霸氏首领地位的宣示。格(霸)姬簋铭文显示在审判环节要依据“先王之刑”的做法,将金文中有关遵循“先王之刑”表述的年代提前到了周穆王、周恭王时代。不仅如此,格(霸)姬簋铭文还是目前所见在审判实践中运用“先王之刑”的唯一实例。山西大河口2002号墓地出土的格(霸)姬簋与霸姬盘、盉铭文显示了周穆王时期王朝法权全面扩张的现象,这种扩张包含有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并与周穆王时期的法制变革相关。

襄阳邓城区域周代考古学文化的嬗变

以邓城城址为中心的邓城区域发掘了自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的30余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分别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和战国中、晚期之际经历了两次突变,各以楚灭邓、秦拔邓为标志。同时,文化的突变也伴随着文化的渐变,并经历了文化交流、影响到主体文化控制的变化过程。此外,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还与统治者及其治下的人群族属相关。

变革前奏曲:西周晚期历史再评价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教科书都把周代分为西周与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并认为西周晚期的腐朽没落才导致春秋战国的出现。事实上,西周晚期不是腐朽没落,而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要求社会变革的新动态。这一新动态,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前奏曲。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对西周晚期的历史作出重新评价,即应该充分肯定其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不是简单地以“腐败“”没落”等断语加以否定。

释西周金文中的“虐”字

西周金文选钟乙“虣(暴)虐”之“虐”写作“”,从卜、虎会意,表示以兵杖搏虎,为“虐”之初文。“(虐)”字的造字意图与“虣”字之表示以戈钺搏虎相类,对应的词也意义相近,故文献中常见“虣(暴)虐”连言。■盨铭文“虐”所从“匕”、《说文》“虐”篆文所从“爪”,均为“卜”形之讹变。《说文》对“虐”字形、字义的说解,以及目前学术界将“虐”字追溯至甲骨文从虎抓人形之字的主流意见,均不可靠。西周金文霸姬盘中的“”字也应释为“虐”,读为“效”,义为致送。

周王畿出土铭文与古史新证——读王晖教授《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是西周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关中地区是西周王畿所在地,也是晚清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且这些青铜器多带有珍贵的铭文。因此,进行关中金文的整理研究,对于推进西周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王晖教授主编的多卷本《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三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就是关于周王畿地区出土金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基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哲学反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人对殷商“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天子在众多公子中选拔接班人,难免任意性、随机性,容易导致祸乱事变。周政的特点是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血亲社会化,使社会宗法化。血缘关系是生来如此而并非后天人力所为。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对别子小宗和别子大宗强调尊过去的祖,无疑是变相要求他们尊现在的王。依据亲亲尊尊法则所建构出的宗法社会,以一种向内挖掘亲和力而不是向外诉诸神力的形上方式,来实现一种具有儒家鲜明特色的王道普遍性。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新见十九祀免簋历日与王年考

据新见十九祀免簋铭文“隹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之记载,可知该器是一件王年、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四要素俱全的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文章在学界判定该器为西周中期之器的基础上,以月相定点说,采用“四分历”的古天文历术为技术手段,考定免簋所载王年与历日应当是:周穆王十九年(前988)正月十五日,正月初一朔日为乙未,实际用历司历应取为丙申朔。

铭文所见太子被废而自成宗统的现象

家伯束■簋是春秋时代早期时器,铭文记载了器主人为诸侯及其夫人作器,用于祭祀其皇祖太子及夫人、皇考武公及皇母武姜。以传世礼书的记载通于铭文,可以推断其皇祖是因故被废的太子。被废之后,其身份等同于公子,而所领之宗是器主人所在的大宗之统。

《天问》“载尸集战”与商周战前告祖礼

《楚辞·天问》作为战国写成而流传至今的文献,所记“武王伐纣”史事可与先秦早期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等多重史料相互印证。其中“载尸集战”一句,所述为周武王因卜兆不吉未及设木主便直接载文王神尸出征的历史细节,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阙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相关研究不仅为周初即存在的尸祭礼俗提供了重要例证,也有助于还原商周时期战前告祖礼的具体仪式内容。“载尸集战”还反映了商周早期国家基于“神道设教”国家治理的需要,其宗教礼俗在损益嬗变中一脉相承地形成了以祭祀文化为主、兼容巫文化的原生宗教形态,进而形塑成商周时期早期国家宗教的重要特征。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西周外服封建体系整合论析

西周时代的众多外服邦国可以用三种二分法进行分类,而新建之国与古国之间存在着外服邦国中的主要矛盾。外服封建体系整合的主要步骤有三:首先,周人在王室主导下初步确立某一地区的统治秩序,消灭敌对古国,拉拢部分重要古国;其次,周王在当地分封以同姓国为主、异姓国为辅的新建之国,构建关系紧密的在地据点;最后,王室以新建之国为依托,强化对附近古国邦族的控制,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封建统治。

“今年”还是“明年”?--“大事所纪之年”探微

大事纪年法是使用重大事件标记时间“年”的方法,常见于楚地出土文献,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大事所纪之年”是哪一年,目前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传世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和出土文献中的大事纪年,能够判断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纪年法。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得到多条大事纪年记录。以《左传》为例,分析这些记录中“大事”的绝对年代,可以发现大事所纪之年即为大事发生之年。检讨“大事所纪之年为大事发生的下一年”的观点,很可能是前人将大事纪年当成了后世颁历那样每年都需要提前颁布而产生的误会,以及使用了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历表。

西周青铜器眼状斑羽式垂冠对鸟纹的生成——以攸簋、庸伯■簋、邢(井)季史尊、邢(井)季史卣四件器物为例

本文围绕攸簋、庸伯■簋、邢(井)季史尊、邢(井)季史卣四件器物,探讨了眼状斑羽式垂冠对鸟纹的图像生成过程。该纹样为西周早期偏晚配合礼制改革所规定的典型垂冠大鸟纹的一支。眼状斑羽视觉元素与金文“皇”字的相似性,暗示着凤鸟形象的神圣性来源于长尾羽饰引申的美好寓意。为了表现辉煌羽饰的视觉效果,工匠综合运用旋转视点、平铺表现与重复再现等手法设计鸟纹,通过模范分工雕出多个层次,以对比鲜明的填色突出丰富纹理。从理想形象到物质性生产的过程中,凤鸟纹样在铜器上的最终视觉效果有别于设计初稿。一方面,器物间的细节差异暗示着国家图腾与个人纪念物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同主题纹样的差异性复制又通过反复再现,自上而下地固定了理想凤鸟形象,进而强化了西周的礼制规范。

西周朝服制度研究

自周公制礼作乐起,中国古代文明全面进入礼制时代,冠服制度成为礼制物化的重要形式。西周朝服为《周礼》所载,与冕服相比,朝服兼具更多的行政功能和部分礼制功能。西周朝服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冠服制度都有深远影响,但其在制度构建理念、服饰应用上与后世不同,这是由西周独特的政治制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