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的时与地再探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元年东迁的地点是成周,即考古所发现的韩旗成周;再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平王三十三年之后又从韩旗成周迁至洛邑,即考古所发现的涧河王城。《史记》将这一过程笼统地说成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并不准确。

山西吕梁后石墓地东周居民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后石墓地是一处位于吕梁地区的东周时期墓地。本文对东周时期后石墓地古代居民的种系纯度以及与周边地区古代人群的交流与融合进行探讨。在没有利用DNA的情况下,通过对该墓地出土个体的颅骨进行形态特征观察以及种系纯度检验,并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进行比较,同时与其他相关古代人群对比分析可知:该墓地男性居民可能为同种系人群,而女性人群则有很大的异种系可能性。后石墓地古代居民同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较为接近。后石组与同处吕梁地区的高红组距离最近,人种构成较为复杂,可能包括古华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再造传统——晚周诸子对“民之父母”观念的重构与反思

“民之父母”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传统。该观念的产生当不晚于殷周之际,盛行于两周,蕴含道德伦理与礼乐文明的价值诉求。“民之父母”观念体现了家国同构政治体制下通过拟血缘思维方式,实现公共权力正当性话语的构建。迨至晚周,诸子百家争鸣,赋予“民之父母”观念新内涵,呈现出维新与革新两种进路,推动政治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经过晚周诸子的重构与反思,“民之父母”观念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它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其所蕴含德治、民本与法治的核心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宋伯姬之死”谈起——《左传·襄公三十年》经义研究四题

《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述宋伯姬之死乃因火灾中等待“姆之至”时发生意外,孔子因其“有情有义”而褒之;经文总体而言讲了六件事,有褒有贬,体现了孔子以“礼义爱信忠”为判断是非善恶的衡量标准;“襄公三十年”是“微言大义”和“属辞比事”手法的范例;孔子于“澶渊会盟”一段详列十二国之名而讳言鲁,乃效法周史官讳言两周之际史事的权变之举,非出于惧上或私亲。

以新店子墓地殉牲为中心的动物资源利用研究

殉牲是北方牧业人群典型的葬俗特征,殉牲的种类、数量与各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新店子墓地殉牲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殉牲动物的畜群构成特点、年龄和性别结构,结合民族学和现今畜牧业生产方式,认为新店子人群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具有多样性,主要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乳奶和皮毛资源。针对牧业人群动物资源利用的研究对探究游牧经济生产模式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和汉代楚地服饰腋下结构的比较研究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和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是同为荆州城附近的两座不同时期的墓葬,墓中均有纺织品出土。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一凤一龙相蟠纹绣红绢单衣(N13)等一批袍服和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的麻衣均包含特殊的腋下结构,值得进行专题研究。文章通过对先秦和汉代楚服腋下结构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不同腋下结构的功能性和礼制文化内涵,为古代服装研究和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参考。

数字人文视域下《春秋》三传“礼”的量化分析

以礼解经是《春秋》三传的共同特色。数字人文作为科技与人文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以《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研究对象,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对“礼”这一概念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词频统计、时序分析和LDA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左传》更注重展示礼仪在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中的作用,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则倾向于对礼仪理念的哲学解释;礼仪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社会规范和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多维数据融合和动态演变分析,为理解春秋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视角。

《左传》中春秋贵族的葬礼、丧祭礼及其丧葬思想

《左传》中对春秋贵族的葬礼和丧祭礼多有书及,尤其对落葬礼仪中的饰棺基圹、出殡改葬、陪葬人殉、升(降)级葬,对葬后祭礼中的虞、卒哭、祔、祥、禫、禘等都有所涉及,这些记载不仅再现了春秋贵族崇隆威仪的葬礼和繁缛持久的丧祭礼程式,同时也折射出了隐于丧葬礼俗之后的当时人们的灵魂不死、等级、宗法、孝道等思想文化观念。

“郑卫之音”音乐性研究与辨析

“郑卫之音”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发展起来的音乐艺术。它是远古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产物。在那个烽火遍野的战乱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音乐艺术也琳琅满目、百花齐放。围绕“郑卫之音”所发生的冲突,是社会文明冲突在音乐艺术领域里的表现形式。“郑卫之音”产生以后,先秦两汉时期的学者及作品对“郑卫之音”基本都持批评、否定的态度,且评判中多与“淫”相关,这些批评中儒家学者的观点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力,更是奠定了后世“郑卫之音”批评的基调。

浅论晏子辞令中的重礼思想与民本精神

晏子是春秋行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辞令善用譬喻、刚柔相济,充满浩然正气,是春秋行人辞令的典范。他对礼乐的推崇可以反映春秋时期上层贵族重礼的社会风气。晏子重视礼制,对礼制中蕴藏的“中和”之美的推崇体现了典雅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他“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是儒学民本思想之滥觞,这种理念也催生出了其独特的忠君爱国观念。

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秦記》研究

學界對於《秦記》的研究較爲薄弱,《秦記》的性質、内容、記録特徵、流傳、《秦記》與《史記》的關係存在諸多争論之處。重新研究得以確證:《秦記》是秦國與秦代的國史,上起秦襄公元年,下迄秦二世三年。《秦記》是編年體史書,其記録特徵是“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即記時僅載年而無月日,記事以秦國爲中心。雲夢秦簡《編年記》所記秦國大事具有《秦記》的記録特徵。《秦記》在西漢尚存,已嚴重殘缺,毁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的赤眉火燒長安宫室,《漢書·藝文志》不載,曹魏阮籍所撰《秦記》屬於雜事。《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等所載秦國編年記事主要源自《秦記》,《秦始皇本紀》附録的秦君立年及居葬,當是摘録自《世本》、《史記》、譜牒、檔案等文獻。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戎与狄--西北地区东周戎狄遗存的探索历程与思考

西北地区的东周戎狄族群,在文献与考古学遗存上都表现出“西戎”与“北狄”的双重特征。21世纪前,“寺洼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序列与甘宁地区的北方系遗存都被认为是东周西戎,但三者间的关系尚不清楚。21世纪以来,伴随新发现的推进,学界针对三种遗存与东周西戎的关系提出多种认识,其中虽有共识,但仍存在关键分歧。西北地区的东周戎狄遗存应打破单一分类,充实材料,扩大视野,以多元视角阐释遗存与人群的多样性。

楚庄王滑汭会盟新探

公元前601年楚庄王东下滑汭,会盟吴、越两国君主,确立楚国对于吴、越两国的霸权。楚庄王在会盟滑汭之前曾经指示沈尹孙叔敖开凿巢肥运河,打通淮巢航道,为其乘舟东下巢湖流域会晤吴、越两国君主做好准备。此次会盟所在地滑汭位于巢湖流域,具体地望是在古濡须水受水口处,即今巢湖市区至含山县东关之间的滨河地带。

唐代伊州通西州道路的变迁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西周鄂国史二题

从西周鄂国史来看,疑尊、疑卣二器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说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的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而《史记·楚世家》所记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路线,可理解成“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其历程是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再到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