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圉山”“崦嵫山”得名与秦人西迁考论

清华简《系年》谓周成王“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为秦先人,此“邾圉”即“朱圉”,指甘肃天水甘谷西南的朱圉山。“邾”与“朱”相通,朱圉山之“朱”即“邾”,指邾娄。早期邾娄诸族居于东奄之地,战败后有部分西迁至朱圉山一带,“朱圉”意为邾娄聚居之地。神话传说中的崦嵫山应为朱圉山,“崦嵫”意为东奄人聚居之地。“朱圉山”“崦嵫山”两个名称都是东奄邾娄西迁的群体记忆。秦人与东奄诸族的凤鸟崇拜,是伏羲风姓、八卦的体现与变迁。伏羲文化源于秦陇,盛于关中、中原,炎黄之战后随炎帝部族向四方传播,无论部族如何分化、迁徙,伏羲的八卦标志始终可辨。西迁至朱圉山一带的东奄邾娄,在伏羲文化的发祥地苦心经营,最终发展壮大。秦人的迁徙、来源是反映早期华夏民族分化与融合的个案,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演进格局。

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新近邯郸学院举办“新时代赵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学术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地理、民族交融、荀子思想、文献考证等领域,发现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认识,取得丰硕成果,反映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不仅赵文化研究领域广阔,传世文献为赵文化研究奠定深厚基础,出土文献为赵文化研究提供新鲜资料,赵文化研究成果积累丰厚,搭建赵文化研究交流的优质平台,赵文化研究仍大有发展空间,已形成有利于赵文化研究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发挥学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各显其能,大有可为的新时代赵文化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赵国的北上战略促进民族交融与边疆开发

晋国是周朝分封镇守北方的诸侯国,赵国脱胎于晋国,也继承了其北上开拓的传统。在赵简子与赵襄子时期,赵氏家族北向发展,拓展控制区域,增强军事实力,为分晋建国奠定了基础。赵立国后,与各诸侯国在中原地区争夺领土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面临着困境。赵武灵王果断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胡服骑射改革,向戎、胡之地开疆拓土,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将赵国的领土面积扩展了一倍以上,并使赵国一度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与雄心。胡服骑射改革,使华夏族突破了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的文化与心理障碍,揭开了民族交融的新篇章。赵国经营北方,走出了一条和睦交融与军事进攻结合、设置郡县与建设城镇结合、修筑长城与移民实边结合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同时期的燕、秦及后来的秦汉等大一统政权所学习效仿,是中原政权开拓北部边疆的成功实践。赵国坚持北向发展的战略,拓展了北方疆域,振奋了刚健民风,促进了民族交融,增强了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乐章。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及其文化影响

战国时期青铜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具有重要的艺术传承功能。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麋鹿作为当时社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以及其文化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其造型特征、美学特征和文化影响的简单探讨,加深了对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理解,促进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了青铜器文化的创新发展。

赵国与白狄的互融之路研究

东周时期赵国和白狄的融合属于地区性的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目前,赵国和白狄的互融路径尚不清晰。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揭示两者融合的路径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五个方面。两者政治融合主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婚姻、人才交流、朝聘会盟三种方式达成。军事融合主要是赵国开地于胡狄之乡的兼并战争。除鲜虞营救范、中行氏及中山引水围藁等少数冲突外,白狄多是被动的防御战争。双方经济融合主要表现在货币形态多样化方面。白狄原流通刀币,赵国原流通布币,两者货币形态都从单一进化为刀、布并行。两者文化融合多姿多彩,主要呈现在:华夏衣裳和胡狄之服杂糅,赵国和白狄墓葬葬俗趋同,狄族尚武之风和赵国侠义之气融汇为勇武慷慨之燕赵风气以及中山国墓葬随葬品的华夏化。两者的观念融合是双向的。在赵国等华夏诸国的影响下,中山国逐渐接受了仁义、天命、国家、儒术治国等华夏理念。赵国也借鉴狄族的治军方法,实行胡服骑射。

清华简《系年》与三晋伐齐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二十二章记载了两次三晋、越伐齐,而且都取得了胜利。韩赵魏在灭掉智氏后,乘胜对外征战,而越国也意欲对北方进行控制,于是双方因有共同的目标而第一次联合伐齐。而随后三晋第二次发动伐齐,则是因为齐国内乱给了有对外扩张需要的三晋以机会。从三晋与越伐齐的目的以及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名分依然是诸侯国所追求的。三晋称侯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划分,而且是对以血缘关系进行分封的进一步的否定,也促进了以政治关系为框架的统治架构的建立。

战国时代赵在河西有土考

战国时代的赵国,其西北疆域也历经变迁,旧多认为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到达内蒙古河套一带,根据新的考古、陶文、简牍资料,可知早在武灵王向西北辟土之前,很可能在战国早期赵襄子之时,其疆域已经扩大至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战国早中期之时,赵与魏一样,同时继承了晋在陕北的政治遗产,在今陕北延安、榆林地区,拥有定阳、襄城、西都、中阳等县,与魏、秦、胡系人群等势力在此交织互动,武灵王时代赵疆域向西北的扩展,只不过是沿袭了这样的历史惯性而已。武灵王之后赵的西北疆域,也不局限于云中、九原两郡,在两郡南侧今鄂尔多斯、榆林地区,也拥有土地。在赵国发展、存亡的过程中,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泾渭秦墓出土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绘彩工艺分析

泾渭秦墓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器,是研究秦人绘彩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其微观形貌和颜料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白、黑色颜料分别为赤铁矿、高岭土及炭黑,绘彩工具为毛刷等软质工具,这批彩绘陶器绘彩工艺较为粗糙,推测为民间作坊所制。但较纯高岭土作为白色颜料的发现,反映了秦人对颜料的认知和使用有一定发展。

由鄂君启节看先秦时期的出行证件

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期楚国颁发给官商鄂君启的出行证件,包括陆路通行的车节和水路通行的舟节两种,铜节铭文详细规定了鄂君启在行商过程中获准使用的舟车数量、车船大小、运输路线、运载限额、免税范围、所过水道、途经城邑和运载品类以及禁运货物等,是研究当时楚国地理、环境、交通、经济等问题的珍贵史料。鄂君启节在功能上相当于《周礼·地官》中“司关”所掌“关节”和“司市”使用的“玺节”,为商业贸易管理的通行证件。而《周礼·地官》“掌节”“小行人”“比长”等条分别记载了不同等级不同场合所使用的通行符节,按形制有龙节、虎节、人节等,材质有玉、铜、竹木等,其中竹质节又包括旌节、符节、管节等,属于等级较低的普通民众的出行证件。先秦时期的出行证件除节之外,还有传,为过所文本,相当于后世的派遣证。结合出土棨传实物和秦汉简牍记载来看,汉代的棨传有缯帛、木质两种,使用方法不同,且已有公用和私用之分,在书写格式和形制上均有差异。“传”字义项除了出行证件的本义外,还有传舍、传遽、传车等多种含义。

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丧葬用币初探

东周秦汉之际,随着中原政权对北地的经略,中原农耕人群不断迁徙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本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丧葬用币习俗。当地战国秦汉墓葬的丧葬用币材质单一,口含钱币的特征尤为明显。在体现出特殊性的同时,亦常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做法。内蒙古中南部丧葬用币葬俗的发展,与当地孝文化的传播以及以往礼制的传承密不可分。墓葬中厌胜钱的发现则是当地先民追求财富、趋福避祸思想的体现。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墓葬丧葬用币情况的分析,对进一步了解当地钱币随葬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赵国王城高台宫殿形式探讨——以三号夯土基址为例

赵邯郸故城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未受到后世建筑的覆盖,该遗址保存相对完整。三号夯土基址作为赵邯郸故城王城的核心区域,是一处高台建筑遗址,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赵王城宫殿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战汉时期的宫殿建筑形制与技术特点进行研究参考,可初步推测出三号夯土基址的原形制。据研究,该遗址的中央为庭院,北台为一座土木混合结构的高台式宫殿建筑,南台则是附属的低平台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制与技术特点反映了当时建筑设计的独特风格和特点,同时为后续的宫殿建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作物与储藏

粮食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贮藏粮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十分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是著名的旱作农业区。燕国主要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粟、黍、菽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麦、麻等处于从属地位,而粮食作物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燕人多用石制的杵、臼、磨盘、磨棒对谷物去皮脱壳,战国时期石磨极可能已经被使用。燕国的储粮方式多样,贮藏技术较高,主要通过障侯城堡、窖穴、仓廪进行大规模的贮藏,容器多用于临时贮存。“右廪”是燕国重要的储粮和管理机构,同时兼具制器功能。司徒极可能主管燕国农业,下设直接管理仓廪的官员。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和大规模的储粮成为燕国备荒、备战的重要手段。

楚国女性贵族的体质特征——以平顶山叶县辛庄一号战国楚墓为例

本文对平顶山叶县战国时期辛庄一号楚国贵族墓葬出土的一具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辛庄一号墓主是一位60岁以上的女性,颅骨形态与曾侯乙墓女性陪葬者最相似。一系列牙病暗示墓主在幼年时期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仅出现于胸、颈部的退行性关节炎,表明墓主生前未参与增加关节负荷的高强度运动,只是头颈部常年处于疲劳状态。下肢跪踞面及双手指骨明显的屈肌附着点,证明墓主生前长期跪坐,并可能将鼓瑟作为一项日常生活习惯。

战国魏国兵器材料中“涑县”地理考实

战国时期魏国兵器材料中有两件铸地为“涑县”的戈。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材料,认为两戈铭中的“涑县”,与《左传》成公十三年“涑川”相关,即旧时所谓“涑水故城”。“涑水故城”盖即春秋时期的解梁城,其地望当在今永济市伍姓湖北的古城村遗址。涑县地理位置的考订,对认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区地理是有意义的。

以“人”为视角:先秦天人范畴的形成

先秦时期,天人范畴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发生发展而形成。原始社会早期人神杂糅,人与万物浑然一体,天人不分,天与人的观念自然无法产生;原始社会末期至夏朝,人对神灵、自然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人初步分离,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开始建立,这为天人范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殷人率民以事神,以各种方式与手段沟通神灵,无比虔诚地祭祀上帝、自然神、祖先神;殷人对上帝神灵的虔诚既有迷信的成分,又包含着探索外在世界的积极态度,殷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殷周之际至西周时期,周人将天、天命与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纯正的道德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同时,周人认为“德”亦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并通过礼乐制度将道德熔铸于人的行为之中。至此,天与人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规定性,天人范畴因此而定型,成为塑造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方向的核心范畴。

洛川月家庄战国秦墓初步研究

月家庄墓地是战国中晚期一处秦人大型公共墓地,文化面貌以秦文化为主,另包含少量其它文化因素,代表了魏国、西戎、白狄等遗存。辨识出的“月家庄类遗存”可能是李家崖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孑遗,是鬼方或西落鬼戎后裔遗存。月家庄墓地是陕北南部战国中期秦、魏势力进、退和民族交流融合的具体体现。

清华简《子犯子余》《赵简子》所见反贪婪观念论析

清华简《子犯子余》《赵简子》所见反对贪婪的观念源于对商周时期贪婪之举的批判、反思,简文从统治者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关系角度阐述了清廉执政的必要性,也强调君王将相的道德垂范作用。反贪婪观念的形成、发展与春秋时期反对利用权势来满足贪欲的立论方向相一致,并在战国诸子学派中得以延展、深化。综合简文内容、抄写年代及简文儒化现象等信息,清华简《子犯子余》《赵简子》所见反贪婪主张尚处于片段式观念阶段,不是成体系的反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