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中国观”

“中国”一词在秦汉时期最普遍的用法是与“四夷”并称。以地理范围而论,“中国”或指“京师”,或指“十二州”,但主要指“中原”或者“北方”。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含义的不确定性,但“中国”本质上是一种“优越性”,即当以“中国”自居时,必然会产生“差序”。至汉代,“汉”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其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囊括了整个华夷,而且在超越了“汉国”的同时,也高居于“中国”之上。

汉代官吏的葬礼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两汉时期,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社交场所。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谋求仕途进步;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协调君臣关系,宣扬主流价值;官吏士人借由赴丧,表达政治立场,拓展交际网络。汉代官吏的葬礼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丧葬仪式,更成为浓缩的政治舞台。对汉代官吏葬礼的探索不仅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丧葬礼俗的深刻影响,更生动展示了汉代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日常的运行机制。

西汉王国“太仓”行政归属问题考辨

汉初王国无治粟内史,其太仓归属王国内史。在汉朝廷的治粟内史从内史中分离出来而独掌国家财政后,王国太仓才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归属治粟内史。归属时间当在吕后统治时期,最早在吕后二年以后。王国太仓的主要负责人从王国选置,在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前,称太仓令;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后,改称太仓长。王国太仓改属中央,是汉朝廷尝试在“汉国”与“王国”关系上所做出的的重大改变,其后七国之乱没有酿成大祸与此不无关系。

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审美及影响

立足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探究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的溯源,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秦汉玉器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土壤进行分析,得出其具有选材之精、工艺之巧、纹饰之美、内涵之妙的审美特点,为当代文化创新应用提出思考借鉴。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先秦秦汉时期华夏族即兴歌舞能力的变化

先秦时期,华夏各族群普遍具有较强的即兴歌舞能力。这种能歌善舞的品性主要表现为:集体聚会中男女对歌活动比较常见,平民往往通过即时性的歌唱、讽诵等形式表达意见,高层政治人物大多能即兴歌咏,贵族阶层非常重视歌舞教育。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参加集体聚会的参与度和自由度大幅降低;国人阶层消失,国人通过集体讽诵批评时政的习惯不复存在;贵族歌舞教育全面衰落;儒家礼学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这些因素导致民众的即兴歌舞能力趋向衰退。东汉以后是大众即兴歌舞活动急剧减少和能歌善舞之才明显弱化的时期。

出土简牍所见秦汉“同产子”继承

出土简牍及相关史料表明,秦汉时期“同产子”继承制的演变过程与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密切相关。秦及汉初严格实施亲子承爵制,“同产子”仅获得末端代户权,西汉末年“同产子”合法承爵权成为王莽获取政治支持的手段。降至东汉,儒家伦理道德强化,“同产子”继嗣逐渐成为无子家庭共识。“同产子”继承制从汉初的末端代户权到东汉成为无子家庭的优先选择,其演变过程表明“同产子”在家庭继承制度中从末端走向核心位置。

“家”还是“国家”:西周春秋君臣秩序的演变--基于称名方式的考察

从称名方式的角度观察,周代君臣秩序存在变化,并非完全等同于家族秩序。西周时期,王命称名方式以私名和官名为主,此时君臣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秩序。春秋时期,王命多见亲属称谓,君臣秩序中“家”的因素大大加强。这一变化的动力在于权力下降的周王室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借用亲属关系加强其与地方诸侯国的联系,凝聚周人共同体和区分华夏、戎狄。将血缘视作一种“策略”,为进一步深化先秦家族组织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陶渊明对“身”“形”的关注、思考及诗意表达

陶渊明在诗文中密切关注自己的“身”“形”,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及身体感受。由少年时期的“壮且厉”到后来年迈时的衰貌,让他产生了焦虑和恐惧。陶渊明还书写各种隐性身体,如被疲倦、饥饿、生病摧残的“身”“形”,以及醉酒状态下放任的“身”“形”等。基于此,陶渊明抽象出一个超越形体的“身”,并提出了“贵身”“养形”的思想,在现实中通过以神养形、不受拘束、参加劳动、知足寡欲等予以实践。他对“身”“形”的诗意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俗为雅,予以审美观照;自我形塑,加强主体性建构;运用隐喻,表达对社会的反抗;借用身体,进行形象化和艺术化的哲理呈现。

关中地区秦汉空心砖墓与陵邑移民

空心砖墓作为东周至汉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主要分布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两地空心砖墓相似颇多,以往学界多将之归于一体研究,疏于论其关系,缺乏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全面认识。文章通过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葬的梳理,将该地区空心砖墓分为五期。在此基础上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分布和文化源流进行探讨,认为该地区空心砖墓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陵邑徙民活动有关,其发展与衰落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持续影响。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新出简牍与秦代土地所有制问题再探讨

学界关于秦代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存在很大争议,出土秦简显示,秦代既存在政府直接控制、经营的大量公田或官田,也将更多土地授予民户私有并承认百姓通过继承、买卖等方式获得的土地私有权。君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在古代的法制史和观念史中,私有是普遍的自然法。然而古代的产权与土地所有权与源于西方的现代产权观念、物权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不能同现代私有或公有制简单划等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一块土地上往往同时附着了不同身份人员的不同权利,产权不是明确、绝对、排他性的,也不是针对个体的,而是身份制和关系性的,古代没有明晰的“主体”和产权概念,而是一种模糊和混合的所有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产权与所有制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同资本主义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根本不同。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

“编户齐民”的自由民的实现过程,既是从夏商周三代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迄秦汉的“编户齐民”者,即自由民的来源,是由包括故秦人“夏”、臣邦人“真”和“夏子”在内的“秦邦人”与“它邦人”共同构成的。秦汉国家对诸多族群“编户齐民”式的处理,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基本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由外而内:秦汉、孙吴时期新安江流域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

中国东南地区虽多为山地、丘陵地形,但气候条件、生物资源较好,很早便出现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区设置既是推动其地域开发的重要初始力量,也是衡量其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山地广布的新安江流域,秦至东汉中后期是其地域开发逐步开展的初始阶段,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是其政区体系基本完善、社会经济发展颇具规模的阶段。秦汉及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演变、山越势力的兴衰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和表现,也展现了王朝疆域“由外而内”的动态变化过程。

秦汉初“县内尉”考述

汉代县尉的典型形象是位为县令长佐官、职在逐捕盗贼。秦代出土简牍文书中有关尉的资料,显示出县内尉与县令同为长官,有相对独立的属吏系统,主要对戍卒进行管理,还拥有除爵任吏等权力。较之汉代县尉,秦代县内尉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秦县内尉属吏进入西汉时期开始属县化,尉官转化为县尉,以逐捕盗贼为职掌,尉史逐渐转化为县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