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论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等。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虽然仅15年左右,但因为继承了燕国原已奠定的基础,遂能以其强大的国家施政能力,把东北地区更紧密地纳入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中,为后世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原文化的东传拓宽了传播的渠道。

统一进程中秦新地的法律治理研究

新地是秦并灭六国、统一天下进程中出现的临时性行政法域区划,合乎秦法家治国的功利实用主义,具有权宜性特征。因秦与六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且新黔首对秦抗拒情绪强烈,秦在新地务实地采取了柔性、变通的法律治理策略。秦新地法律治理呈现出严酷与优待并存、压制与让步兼具的特点。

继承危机与二世亡秦

皇帝权力越大、专制程度越高,继承就越潜藏危机。秦始皇作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独裁的皇帝之一,他与秦二世之间的权力更迭尤为困难,其突然死亡又加重了这种困难。种种迹象表明,秦二世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残酷、反常的措施。为强调其合法性来源,秦二世一面极力尊崇、模仿始皇,延续其暴政,一面又作出优抚吏民的姿态,反映出在继承危机中的两难处境。然而,秦始皇在征服六国中形成的近乎神圣的卡里斯玛权威终究未能成功传递。秦二世为维持“神性”而退居深宫,反使大权旁落,朝政失控,加速了秦朝统治的崩溃。二世亡秦作为一个极端的例证,表明继承危机是内在于君主专制政体中的“遗传病”。

秦基层政治生态管窥:以“尉史‘文’詈‘赵’案”为中心

“尉史‘文’詈启陵乡‘赵’”一案发生于公元前219年的秦迁陵县启陵乡。启陵乡啬夫“赵”鉴于“文”作为军事系统吏员的特殊地位,将棘手的“送鸟”事务交予其完成。但由于责任重大、且迁陵县同年在处理同样发生于启陵乡的“送马”案时存在严重不公,故“文”拒绝执行指令,并对“赵”进行威胁与辱骂,遭到“赵”的关押。以此管窥,一方面,迁陵县等新占领地的统治权力正在从军吏逐渐转移到文吏手中,文官制度逐步确立;另一方面,权势的有无、大小是影响秦基层政权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形单影孤或者失势的吏员更容易遭受权力的滥用与不公正的对待。中央集权制度下,如这些缺陷难以得到弥补与修正,则会孕育帝国新的统治危机。

陇南大堡子山遗址秦动物纹金箔饰片考论

文章以陇南大堡子山遗址秦动物纹金箔饰片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构图形式及典型特征。从多元动物纹饰概览入手,详细列举了鸱枭纹、兽面纹、虎纹等动物形象,从纹饰状貌、形象组构、典型特征溯源等角度再现古之工匠造物中的设计智慧,用大历史观视角真实还原秦国工匠对草原文化元素中动物纹饰装饰母题典型特征选取及设计创新。

由里耶秦简看洞庭郡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里耶秦简中有不少关于捕捉动物和采集草木的记录。其中捕鸟和捕猿用于贡赋,黔首捕虎所得虎肉可供官府出售,草木通过劳作被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这些都是对当地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反映出洞庭郡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秦律限制捕捉动物的数量和捕猎时间,植物资源的采集也有季节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环境的合理保护,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出土文献所见秦朝婚姻法特点新探

考诸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可知,秦朝婚姻法规定男女良贱可以通婚,保护女性权利,追求公法本位,体现出身份界限尚不严格、夫妻地位相对平等、私法公法化的特征。究其原因,当与秦朝门第观念、社会结构、妇女社会参与度、法家思想治国、社会风气等有密切关系。秦朝在婚姻法中弘扬普法精神,提倡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于完善现代婚姻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论项梁并非因骄傲轻敌而败

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项梁因骄傲轻敌而败。吕思勉《秦汉史》则认为,此为“诬辞”,并非事实。吕氏所言准确。兵力上的敌众我寡、粮草供应上的敌有我无,是项梁败亡的首要原因。情报不足是项梁败亡的另一重要原因。项梁“不知彼”,对于章邯军的变动情况了解不多,从而导致防备不足。项梁在接连取胜之后,确实曾“轻秦,有骄色”,但为时不久。在“章邯兵益盛”之后,项梁对秦军的态度就转为重视和“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寻求盟友的支持。因此,不宜将项梁已改正的“轻秦”与后来的战败联系起来,当作项梁战败的原因。

袁仲一:和秦俑穿越千年的对话

他被誉为“秦俑之父”,是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一种写实主义的风格与千年前的写实主义艺术家对话,从而使他与千年前的工匠以及他们的陶俑作品有了某种相通之处。解密秦俑,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说:“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地从未知中获得新知,寻寻觅觅,永无止期。”

秦始皇帝陵园的城垣建制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同年九月葬于“丽山园”。丽山园即秦始皇帝陵园,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代表当时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兵马俑的N个发现

秦兵马俑面世五十年,几代考古人小心翼翼地用铲子、刷子和棉签打开尘封两千多年的黄土,让一个神秘的地下军团重现世间,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秦王朝的认知。

秦孝道律令化历程论考——以岳麓秦简户时复申令为中心

本文首先复原岳麓秦简一秦令。令文含乡里吏向上级官署移送孝悌为善者牒及惩处不孝罪,且吏在每年核验户籍时向黔首宣读此令。秦在早期颁行的律文确认家主对子女、奴婢的惩戒权,官吏不受理对家主的控告。而秦在乡里秩序稳固之后颁行此令,规定由官府惩处不孝罪,并规定如果父母不向官府控告不孝子女则予以惩罚,且惩罚家主杀伤子女、奴婢的行为。秦在以法为教框架内完成了孝道伦理的律令化,为汉朝所继承。

基于简牍材料的秦代文书退回制度考察

岳麓秦简“家弗能入而环者”之“环”,不当释为“还债”,与债务追偿相关的文书或律令所见“环”和“环书”,应是指退还文书、校券及相关欠债凭证,引申含义则是拒绝履行来文申请。与文书退回相关的词汇有“环”和“却”,两者含义相近但绝不相同,各有其特定的使用场景和语汇内涵。通过对“环书”“却书”的分析,发现文书从发出到退回再复请是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文书的性质、构成和形态随着文书运作不断发生变化。秦代还通过律令对文书退回的原因、用语、退回文书的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以此提高文书处理的效率,推动地方政务有序运转。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秦記》研究

學界對於《秦記》的研究較爲薄弱,《秦記》的性質、内容、記録特徵、流傳、《秦記》與《史記》的關係存在諸多争論之處。重新研究得以確證:《秦記》是秦國與秦代的國史,上起秦襄公元年,下迄秦二世三年。《秦記》是編年體史書,其記録特徵是“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即記時僅載年而無月日,記事以秦國爲中心。雲夢秦簡《編年記》所記秦國大事具有《秦記》的記録特徵。《秦記》在西漢尚存,已嚴重殘缺,毁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的赤眉火燒長安宫室,《漢書·藝文志》不載,曹魏阮籍所撰《秦記》屬於雜事。《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等所載秦國編年記事主要源自《秦記》,《秦始皇本紀》附録的秦君立年及居葬,當是摘録自《世本》、《史記》、譜牒、檔案等文獻。

秦简所见“从户”新诠——兼论新地的“编户化”治理

秦简所见“从户”与“从人”关系密切。“从户”并非“从人”中具有户籍身份的户籍,而是受“从人”牵连的“从人属、舍人”中的不当收者、迁者以及除罪者编制而成的户籍。随着“徙输坐从人者为口”诏令颁布,“坐从人”可变为承担租赋之“口”,其编制的户籍也为“从户”。“从户”即“从人”的跟从者、随从者之户,秦通过构建这一户籍类别,逐步将受“从人”牵连的相关人员纳入新地户籍管理,“从户”成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承担租赋的主体。“从户”短暂存在于秦代,随着户籍制度逐渐完善,这一户籍类别最终消失。